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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直到1994年当选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完整记载了他70多年的漫漫自由之路。这是一部有关斗争、学习与成长的史诗,他的智慧与善良,超越种族的胸怀,超脱仇恨的宽容,以及永不屈服的勇敢之心,堪为人类的楷模。 曼德拉并非生而渴望自由,但当他逐渐认识到南非黑人和其他族群的不自由之后,他的一生从未停止过为自由而斗争。他加入非国大,创建秘密武装组织“民族之矛”,领导南非人民反抗白人专制,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歧视。在40多年史诗般的斗争历程中,即使是漫长的27年铁窗生涯,他也从未片刻停止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从未放弃过胜利的希望。 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 想与一只蟑螂聊天 1962年10月15日,我被从法院直接带到了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我对这座骇人听闻的、阴森森的红砖建筑物非常熟悉。但是,我现在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而不是一个等待审判的拘留犯,所受到的待遇与等待审判的被监禁者没有丝毫区别。我的衣服被扒走了,雅各布斯上校最终把我的豹皮服装也给没收了。我领到了一套非洲人专用的标准囚服:一条短裤、一件粗卡其布衬衣、一件帆布夹克、一双袜子、一双拖鞋和一顶布帽子。只有非洲人才发给短裤,因为只有非洲人才被监狱当局视为“罪犯”。 我告诉监狱当局,我不穿短裤,并告诉他们我准备去法院提出抗议。后来,当狱警给我送来晚饭的时候,我发现是又冷又稠的玉米片粥和半茶匙糖。我拒绝吃这种食物。雅各布斯上校仔细地考虑了这件事,决定允许我穿长裤子,吃我自己的传统食物,条件是同意被单独关押。“我们准备给你与其他政治犯不同的待遇,”他说,“但是,你必须被单独关押。伙计,我希望你能同意。”我向他保证,只要能让我穿我所选择的衣服和吃我所选择的食物,单独关押也行。 在后来的几周时间里,我被完全单独关押起来,我见不到别的犯人的面孔,听不见别的犯人的声音。我每天被关押23小时,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我以前从来没有被单独关押过,真是感觉度日如年。关押我的囚室没有自然光,一只灯泡在头顶上一天24小时地亮着。我没有手表,常常把傍晚当成了夜半三更。我没有书看,没有书写用品,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的心开始与外界隔绝,但很想感受一下外面的事物,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觉得,宁愿挨一顿打也不愿意被单独关押了。被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哪怕是与囚室内的虫子在一起也感到高兴,有时甚至想与一只蟑螂一起聊一聊。 我有时能见到一位中年黑人狱警,于是,有一天我想用一个苹果收买他,让他与我说说话。“老人家”(这是对别人的尊称,原意是父亲),我说,“我能送你一个苹果吗?”他对我的所有表示都保持沉默。最后,他说:“伙计,你要穿长裤子、吃好饭,现在你如愿以偿,但你仍然不高兴。”他的话是对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没有人做伴更使人失去人性。几周后,我准备放下自尊,告诉雅各布斯上校我将用长裤子去换取有人为我做伴。 那几周期间,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的命运。一个自由战士应该与他的人民在一起,而不应在监狱里,我最近在非洲获得的那些知识和关系没有被应用于斗争之中,而是同我一起被禁闭起来。我为不能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创建一支自由军队而诅咒着。 不久,我开始抗议我的监禁环境,要求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里的其他政治犯关在一起。我的要求最后被同意了,但是,雅各布斯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我再放肆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我再也不希望吃那么多的冷玉米片粥了。 罗本岛监狱: 黑暗的岁月与希望的曙光 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总是需要一段调整时间的。1964年,我被转到罗本岛,就像来到另一个国家。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得我们面对的生活比以往更加严酷。 然而,在不久以后,罗本岛就成了我的一所“大学”,我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体力劳动的结束是一种解放。现在我可以读书、写信和与我的同志们讨论问题,或者处理法律文件。自由时间允许我去找回我在罗本岛养成的最大的业余爱好:收拾菜园和打网球。 要在监狱里存活下去,你必须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满足的办法。你可以通过许多办法去实现这种满足,例如:洗衣服,使自己的衣服特别干净；打扫走廊,使走廊上没有一点儿灰尘；收拾自己的牢房,使自己的牢房尽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一个人在监狱外干大事会感到自豪,而在监狱内干小事同样会感到满足。 几乎自从我在罗本岛上开始服刑,我就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在院子内开辟一个菜园子。几年中,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不过,最终他们总算同意了,我在对面的墙根处开垦了一小块狭长的土地,搞了个小菜园。 园子内的土地非常干,而且有很多石块。院子是用废渣垫起来的,为了开辟菜园,我必须把大量的石块挖出来,使植物有生长的空间。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志与我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因为我白天在石料场挖石灰石,而业余时间又在院子内挖石头。 监狱当局为我提供了种子。开始,我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第一茬收成不怎么好,但后来收成很快增加了。当局并没有为允许我开辟这个小菜园而感到后悔,因为这个小菜园绿色满园之后,我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把菜园作为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象征。一位领导人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菜园,他也要播种、看护、耕作,最后才能去收获。像一个园丁一样,一个领导人必须对他所培育的东西担负起责任。他必须关心自己的工作,要驱赶敌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东西、除掉不应保留的东西。 我给妻子温妮写了两封信,介绍一棵长得特别漂亮的番茄。我告诉她,我如何精心地侍弄它,从播种一直到长成一棵结出深红色果实的大番茄树。但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或因缺乏护理,那棵番茄开始凋零和枯萎,而我对此却毫无办法。当它最终枯死的时候,我小心地把它从地里拔出来,洗干净后“埋葬”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 我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这个小故事,不知她是否读懂了那封信。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那棵番茄一样枯死,但是,我又感觉没有能力培养我们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关系。对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时你是无力回天的。 结束人工劳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我的体重增加了。尽管我们在石料场很少干得满身是汗,但是,来回步行去石料场足以使我保持原来那修长的体形。 我一直认为,做操不仅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对心情平和也非常关键。以前,我有时只能通过击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气愤和驱赶烦恼。做操能消除紧张,而紧张是心情平静的敌人。我发现,当我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会好,而且脑子也好使。因此,做操成为我生活中雷打不动的活动。在监狱里,有一种驱除烦恼的方式是绝对重要的。 就是在罗本岛上,我仍然坚持我以前的拳击训练模式,从礼拜一到礼拜二,我坚持跑步和体能训练,然后,休息三天。礼拜一和礼拜二早晨,我在牢房里跑45分钟,然后做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50个下蹲运动和其他各种体能训练活动。 在给我的孩子的信中,我经常督促他们坚持做早操,参加像篮球、足球或网球之类的快速体育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烦恼。尽管我在督促我的孩子们坚持身体锻炼方面不能算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仍然设法影响我那些更不愿意活动的同事去参加锻炼。对于我这个年龄的非洲人,做操通常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一种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瓦尔特早上也开始在院子里跑上几圈。我知道有些年轻同志看我在那里锻炼,他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那个老年人能锻炼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们也开始做操。 结束体力劳动后,我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书现在都读透了。当我所学的那几门课程被取消的时候,我仍然在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就开始攻读这个学位,学习权利被剥夺了四年,这将毫无疑问地使我在攻读这个学位时花费更长的时间。 但是,中止学习权利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使我阅读了许多其他的书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学习权利,我就不会阅读这么多的书。现在,我对小说也十分感兴趣,而不是仅仅钻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供我随便挑选书籍的图书馆。我们看了许多不易记忆的神话小说、侦探小说和少量达夫妮·杜·莫里叶的著作。政治书籍是被禁止的,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都是绝对不准读的。要借阅一本书名里头有“红”这个字的书,哪怕是《小红帽》,都会被审查官拒绝。尽管H·G·韦尔斯写的《星球大战》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也由于书名中有“大战”二字而被拒绝。 波尔斯穆尔监狱: 我种了900棵植物 1982年3月,我又被转到波尔斯穆尔监狱。 波尔斯穆尔监狱表面上很摩登,但内里却很原始。楼房特别是监狱管理人员住的楼房既整洁又新潮,但是,囚犯住的牢房却陈旧而又污浊。除了我们几位,波尔斯穆尔监狱里的囚犯都是普通犯人,他们的待遇很差。我们被同他们隔离开,待遇也不一样。 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对周围的环境有了全面的了解。我们四人被安排在监狱的一个顶层公寓里居住。那是一个位于三楼的宽敞的房间,整个三层楼上只有我们四个囚犯。主房间干净而且时髦,是一个50英尺长、30英尺宽的长方形房间。里面有卫生间、小便池,还有两个澡盆和两个淋浴头。房间里有四张正规的床,床上有床单和毛巾被。对于18年来多数时间都睡在铺着薄席的石头地板上面的我们来说,这是十分奢侈的。与罗本岛相比,我们就像住进了五星级大酒店。 在罗本岛上,我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做操,而现在,我们有了锻炼的地方。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我早晨5点起床,然后在我们的公共房间锻炼一个半小时。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锻炼内容:跑步、跳绳、仰卧起坐、俯卧撑。我的同志不喜欢早起,所以我的这些锻炼项目很快使我在牢房里成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我到了波尔斯穆尔监狱不长时间,温妮就来探视我。她看见探视区远比罗本岛上的探视区好,并且设施先进,为此很高兴。我们有一个大玻璃隔墙,通过它可以看到探视者的上半身,麦克风也远比以前的更先进,所以,我们不费劲就可以听清彼此的讲话。这样的窗子至少给你一种更加亲近的幻觉。在监狱中,幻觉可以让人感到舒服。 我夫人和家人到波尔斯穆尔监狱远比到罗本岛容易得多。这样一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探视的监督也显得更人道了一些。温妮来探视时,通常总是由准尉官詹姆斯·格雷戈里负责监视,他曾经做过罗本岛上的信件审查官。我对他不怎么熟悉,但他对我们却十分了解,因为他一直负责检查我们的来往信件。 在波尔斯穆尔,我越来越熟悉格雷戈里,发现他与普通狱警不大一样。他处世圆滑,说话和气,对温妮也很客气、很尊重。探视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会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的探视时间。”而不是厉声喊叫:“时间到了!” 在波尔斯穆尔,种植菜园成了我最愉快的消遣,也是我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经过几周的考察,我发现我们的楼顶上整天都能见到阳光。于是,我决定在那里开辟一个菜园,并且得到了监狱长的批准。我请求监狱后勤部门给我提供了16个大油桶,并让他们把油桶锯成两半。然后,他们又在桶内装上潮湿、肥沃的土壤,制成了32个大花盆。 我种上了各种蔬菜,如洋葱、茄子、卷心菜、花菜、豆角、菠菜、胡萝卜、黄瓜、球形甘蓝、甜菜、生菜、番茄、辣椒、草莓等。最多时,我在这个小小的“农场”里种了接近900棵植物,这个菜园远比我在罗本岛上经营的菜园要大得多。 有的种子是我买来的,有的则是监狱长布里格迪尔·芒罗给的,例如球形甘蓝和胡萝卜种子。监狱长特别喜欢这些蔬菜,狱警们也给我一些他们所喜欢的蔬菜种,并且也有足够的粪肥可供使用。 每天早晨,我戴上草帽和手套在菜园里工作两个小时。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向伙房里提供蔬菜。这样,他们就能为普通囚犯做一顿特殊的饭菜。我有时也把我种的相当一部分菜送给狱警,他们通常用书包把新鲜蔬菜带走。 1984年5月,我发现还有一些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这些事情似乎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有一次,温妮、泽尼和她的小女儿来探视我。准尉官格雷戈里没有带我去正常的探视区,而是让我走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没有任何隔离设施。他很客气地对我说,当局已经作了调整。从那天开始,他允许我们进行“接触性”探视了。 然后,他走到外面去找我的夫人和女儿,并单独找温妮谈话。当格雷戈里把她叫到一边和她单独谈话的时候,温妮被吓了一跳,认为我可能是得了病。但是,格雷戈里陪同她来到门口,我们两人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同一个房间,然后就彼此相互拥抱在一起。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吻抱我的妻子。这曾是我千遍万遍梦想的时刻,而在当时,似乎我们仍然在梦中。我拥抱着她,时间似乎不再流动。我们静静地拥抱在一起,除了我们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虽然我不想放开她,但是,我还是放开了她,去与我女儿拥抱,然后又把泽尼的小女儿放在我的腿上。算起来,我已经有21年没有碰过我夫人的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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