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不以农村为壑才能看到中国的未来精彩观点 >>>今天的城市化不是满足人性的回归，而是为了权力。归根到底，问题是制度造成的，以致城市规划不是围绕人性、围绕人，为了生活更美好，而是为了长官彰显他的智慧和话语权。 >>>农村的土地值钱，可是农民没有任何发言权，甚至城镇化进程农民都没法参与，也没有人为他们发言，几个人就决定了他们的土地怎么卖，卖给谁。农民若出来谈判，就是钉子户。这个过程中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 >>>目前，城市决定发展什么产业不是根据产业集群和文化传统，也不是根据劳动力资源、资本的投入，而是根据权力。钱不是来自于市场和资源的配置，也是来自于权力，这是问题的核心和根源。 >>>是否存在一个城市社会，这个城市社会的运行逻辑和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之间是否一致，一致的话是如何衔接的，不一致的话这中间是如何断裂的，可能是最根本地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理解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 >>>恢复农村剩下来的一些东西，使其尽可能少受到损伤，是对城市化最大的帮助，也是对我们自身生活状态和精神生活最大的帮助。 朱学东拒绝了“乡土派”的标签，在他看来，城镇化是一列加速开动的火车，势不可挡。然而，他敏锐地指出，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过多的权力使用和长官意志使得农民持续做出牺牲，而这一大部分人的自由选择权被剥夺，心中乡愁满溢。在主题为“重新发现城市”的凤凰城市沙龙上，作为一个多年前来自江南小村的“北漂”，他率性而温暖地表达了对“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深刻思考。 一 说我是个乡土派，要给我贴标签，我完全不同意，我一再强调，我认为城镇化是主流趋势。城镇化没有新旧之说，它一定是一个完全自然加上人力推动的过程。任何国家没有像今天我们发展那么快，也没有像我们今天城镇化造成那么多文化断裂那么多痛苦，也没有我国这样的城市规划。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过去建设城市，依水筑城，依海筑城，交通方便，这是满足人的要求、符合人性的规划。今天的城市化不是满足人性的回归，而是为了权力。归根到底，问题是制度和权力造成的，以致城市规划不是围绕人性、围绕人，为了生活更美好，而是为了长官彰显他的智慧和话语权。长官是城市化发展的决策者，也是今天城市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30年中国城镇的发展来自于过去重要的城乡二元化政策，没有城乡二元化这个恶政就不可能有今天建立在农民、农村基础上的中国城镇的高速发展。 新型城镇化包括未来的城镇化可能还需要继续牺牲一些利益，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依然是农村和农民。然而我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同一群人做了同样的决策，造成了恶果后他能做到把自己的手砍掉，把自己的脑袋禁锢起来再去恢复，让其他人参与改变吗？做不到。 地方政府做城市规划的决策者们不是在座的每一位专家，是政府让沈院长、袁老师去设计、去改造，然后再决定采用怎么做，所以才会有空城。我们还会在这条路上走漫长的路，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制度性决定了不可能。农村的土地值钱，可是农民没有任何发言权，甚至城镇化进程农民都没法参与，也没有人为他们发言，几个人就决定了他们的土地怎么卖，卖给谁。农民若出来谈判，就是钉子户。这个过程中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今天我们才承认市场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几百年来西方社会的发展就靠这个。 目前，城市决定发展什么产业不是根据产业集群和文化传统，也不是根据劳动力资源、资本的投入，而是根据权力。钱不是来自于市场和资源的配置，也是来自于权力，这是问题的核心和根源。我们的文件里边说，过去讲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那肯定是错的，如果我们新型城镇化是为了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也是死路一条。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的悲剧，我们的痛苦，和我这些年对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观察思考的悲观的根源在此，我看不到解决之道，技术上永远不是解决之道。 我从来没有批评过设计部门，规划部门，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没有人扛得住。我悲观于纠偏机制永远改不了这个指挥棒。在大家没有自由选择权的时候，只有圣人才能够俯视一切说这个事情。 以前我们都是城市化的强烈呼吁者，欢呼者，我们从乡下来到城市。但是今天我们会认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由选择权的重要性。农民工到城里来，哪怕他住棚户区，都是他自由选择权利，如果连这个权利都没有，农民工肯定不知道何去何从。有了自由选择权以后，人们可以选择不在这个城市，而在适合的地方。然而，现在的制度不支持，现实的经济环境也不支持。比如你投资一万块钱，在这个地方能产出一百万，投到甘肃去，很可能一分钱都产不出来。 三中全会当中提到未来机遇在于精细化、专业化，这实际上要求各地方去思考自身的产业链体系。同时，消费者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很大。是否能带来真正的产业创新的一些人，以及在促进消费方面，能不能为这些人带来让他们更加愿意去消费的产业，是保证新型城镇化可持续的两个机制。 二 城市要形成差异，不在于建筑本身，而在于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人的生活方式。现在的规划和城市建设不仅规划建筑，连生活方式都一并规划了。城市化，化在生活方式上。生活方式跟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水土，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联。虽然技术进步，开放交流会融化很多东西，但是很多的基本的生活特征是不会改变的。 成都人悠闲的生活在上海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才是叫城市化，化，真正意义上“化”的东西。我们现在所谓的推动城镇化建设，城市化建设，我们的“化”在于“划”，这儿划个圈，造多少栋楼，建多少个居民区配套的产业园。这个产业园在电脑出来的时候就叫电脑产业园，互联网的时代，就叫互联网产业园、IT产业园等，这些全来自于我们的规划，而不是来自于真正意义上由于人居住所形成的产业。 三 是否存在一个城市社会，这个城市社会的运行逻辑和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之间是否一致，一致的话是如何衔接的，不一致的话这中间是如何断裂的，可能是最根本地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理解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农村变成什么样才会为真正意义上新的城市化提供动力，同时为乡村自身的存在保留价值。我认为，核心是把我们的残山剩水维护好，这都是要补的课。以前我们说“国破山河在”，现在是“国在山河已破碎”，这不是我发明，最初是河南省一个领导的发明。 要回到从前的乡村是永远不可能的，只有失去了人才有乡愁，而且即使在中国最偏僻的角落，我们也都回不去。农民工哪怕最穷，最苦，最累也要抛弃故乡到城市去，我们都是这样选择的产物，现在也一样。所以，恢复农村剩下来的一些东西，使其尽可能少受到损伤，是对城市化最大的帮助，也是对我们自身生活状态和精神生活最大的帮助。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东西而糟践别人的，以邻为壑。城市不以农村为壑，从这个角度才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 （以上文字是凤凰网城市频道根据我在凤凰城市沙龙上的演讲整理，因是沙龙，中间一些话题是针对其他论者的观点提出的，故在衔接上略有一些牵强。感谢凤凰城市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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