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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突然到来的夏日，使几天前还总在摄氏20度之间徘徊的春季，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留给我生命中的印迹，如同难忘的王辛庄一样，长久地深埋在我的心底。 当我在1969年初秋告别王辛庄的时候，是一辆敞篷的130货车把我从公社的集合点拉到崇文区狭窄街巷里的这家工厂的。一步登天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我又陷入了新的苦恼。我无法忍受周而复始、单调的手工业操作，也无法与周边的婆婆妈妈们融为一体。偶然躲在厕所里看报纸《参考消息》，在当时也是罪状之一。 同属一个班组、比我年长6岁、过去与现在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的中专生，成为8小时枯燥的日子里少得可怜的调节剂。他也属于“偷看”报纸的异类，我与他经常为远在天边的美国与苏联之间冷战状态争论不休。为了挑起争论，尽管我非常厌恶斯大林式的专制制度，但还是积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声誉。他为此非常愤怒，指责我是赤色教育的严重受害者。 这些没有实际意义、在周边人看来是极为荒谬的话题，冲淡了我对于日复一日没有希望的组装工前景的焦灼。缓缓不停的传送带，不能把我传送到组装车间的窗外，但我的心灵却始终没被牢牢地焊接在继电器的触点上。 同王辛庄煎熬的日子几乎相等，我青春的岁月也在传送带旁耗费了6年多的时间。 后来，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一年多的持久战，我终于如愿以偿。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可能意味着最后一班地铁，而对有靠山、有后门的其他候选人，只不过暂时放弃一班车而已。 在工会下属的图书馆里，别说看报，就是看书，上班时间也不再属于非法。遗憾的是，真正在自己管辖的图书馆里，我反而没有在王辛庄那样极为困难的环境里读书多了。不过，我也没有荒废这段时光，这个小小的“实验室”，验证、发掘了我的其他潜质。我确信，自己不该属于鱼缸里的观赏鱼，应该面向更宽广的水域。 作为工厂，图书馆本该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是我管理，它一度成为外单位检查时不容忽视的面子工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小舞台上，我找到了更多同台演唱的参与者，周围很快聚集了众多出色的年轻朋友。“苏美冷战”的话题和争论对象都成为历史陈迹，我在比我小6～7的伙伴中找到更多重合的线条。 在28岁以前，我无缘加入当时的青年都要追求的政治组织——青年团。有趣的是，而当我年逾30岁后，反而成为团委里不在编的重要“常委”。今天，打开厚厚的8大本相册，70%以上都是这一时期的记载。每次团委组织的划船、野游、联欢会等等活动，我都成为必不可少的积极分子。 李建平、王宝祥、刘中新、李春林、张稚杰、邸允寿、高红、陈永福、白晓梅、薛杰、朱芳、朱浩、王聪、韩亚刚、崔伟、王海、李祥生、陈健、高辉、许建国、李跃明等一大批年轻人，在我的相册里依然保持着青春的面庞。这些曾经给我带来温暖的朋友，也帮助我延续了青春的期限。 这段时光，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的最为快活日子。如今，每当我们相逢或通话，总能共同回味那些难忘的愉快场景。他们在我已经远去的回忆中，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我可以厌倦这个工厂的几个人，但我更喜欢仍在这里或也早已离开这里的朋友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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