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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化与贵州精神

 茶香飘万里 2013-12-09
贵州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行省,并不是农业文明的自然演进,而是冷兵器时代战争产物。初步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用武力统一了仍在元朝所封的梁王统治下的云南后,为长治久安,从战略地位考虑,朱元璋屯兵贵州,沿驿道先后设立二十余卫,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立了贵州布政使司,这块昔日的“边地”,终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从贵州的“出身”,可见其先天不足:是国家意志和军事需要,而非社会经济文化的聚集发展水到渠成,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又无统一的文化形态,这从根本上制约了贵州的历史进程不是随全国的形势而进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们的,并不是贵州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而是对贵州地域文化的认识。在贵州建省590年的今天,如何分析贵州地域文化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如何理清贵州地域文化绵延演进的历史进程,如何规划贵州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成为时代的迫切呼唤。

  一个地区的形象符号源于它的文化。贵州至今仍以其弱势地域形象而全国叨陪末座,就其根源,除经济的落后外,还在于没有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综观历史,贵州地域形象的弱势,乃是贵州的“军事通道”位置所制约的。

  作为我国旧石器时代与北京周口店文化、陕西西侯度文化比肩的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表明贵州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并不逊色。进入冷兵器时代,秦始皇派“常安页略通五尺道”,算是首次叩开贵州山门。汉王朝为了控制南越,借夜郎精兵“浮船江”,派唐蒙通夜郎道,是首次中央王朝发现贵州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中原文化由此进入,对贵州的发展有了强力的推动。但进入魏晋南北朝,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期,由于分裂割据,中央王朝无力顾及西南,贵州打开的山门又逐渐关闭。到了南宋时期,由于与金的长期战争,战争对马之急需使贵州又打开山门,贵州马蹄急急奔入南宋王朝的南方马市,“马经济”既密切了贵州与宋王朝的联系,又与四川、广西等发达省形成了经济文化的交流。直到明朝建立行省,贵州的山门再未关闭。

  到了近代,仍然是战略军事的需要使贵州纳入全国一盘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抵达贵州,标志着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召开,使贵州作为长征文化的一个辉煌写进历史。抗日战争时期,作为陪都重庆的屏障,西南的交通枢纽,一大批沿海工商企业、学校迁入贵州,设备和资金大量涌入,交通因战时需要而大发展,贵州作为军事通道的战略地位又再一次凸显。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有着丰富自然资源、又适宜战备需要的贵州,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国家在贵州投放近100个亿,在短时期内建立了航空、航天、电子三大国防基地,贵州社会文化经济,又再次被推向发展的快车道。

  综上所述,可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对贵州的开发,都源于军事的需要,这就决定了贵州文明进程为军事的需要所左右,贵州文化的积淀,始终带着强烈的通道宿命。因此,亦不如将贵州文化作为“通道文化”去审视。

  通道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在这条通道上,从古至今,各方文化都是来去匆匆,有遗落,有沉淀,五方杂陈,四色交融,却又得不到经济的强势推动凝聚成清一色的地域主流文化。自明清以来到抗日战争、三线建设、数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使贵州犹如一个“移民省”。由于没有经济的强势吸纳,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新贵州人”对贵州迟迟不肯认同,而是对故土怀着强烈的依恋怀想之情,尽可能地保留着故土的文化传统,至数代而不竭。如安顺“屯堡人”就是一个佐证。

  贵州世居的17个少数民族,是贵州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天然的通道使命,因喀斯特的封闭而使各民族长期恪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带着强烈通道色彩的汉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各行其“道”,使得本土文化的弱势与独立不羁的外来文化难以达到真正的交融。贵州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未形成贵州进步的路标。

  作为非主流文化,贵州被误读“蛮荒”亦是必然。对造成这样的差距,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制度层面、资金技术、地理位置去研究,而应该聚焦贵州的传统文化,是本土的传统文化的向心力,构成了经济发展差异的深层次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改革、体制条件下,发展效果却不相同。

  在经历了对贵州历史的梳理研究,描述性的解释,我们接近了贵州传统文化的核心,贵州传统文化表象的多元并不意味着内核的支离破碎,各种文化成份经过时间的整合而彼此相安,逐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也就是说,自贵州建省以来,在漫漫的590年中积淀了包含深厚的地域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贵州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需努力发掘的传统文化宝藏。

  这个文化宝藏向我们昭示的精神信息不断通过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传递出来。这些人物和事件,在贵州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不断增加的、动态的、更新的、分散的精神元素,这些新的精神元素又反过来不断塑造新的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这就形成了贵州特有的文化传承。当然,这当中还有另一个文化传承的主体,那就是贵州各民族及不同时期移民贵州的人们在长期实践中生存智慧和发展经验的积淀,从而形成共同的积极心理素质,那就是极强的包容性、思变性。它的形成一旦成熟,必然对贵州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凝聚成贵州精神,就能激发贵州人民的归属意识、进取意识和奋斗意识,动员和凝聚各方面的力量,从而形成推动贵州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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