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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60-1864年天京人口总数估计 1853年初，太平军攻克武昌，随即挥师东下，占领了江宁，改名天京。自此以后，天京的粮食供应就几乎全赖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接济。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记载：“贼粮所给，于上游悉用船运，不待言矣。然自癸丑五月上犯江西湖北，仅甲寅（1854年）九月至岁底，此数月中一清楚境，此外则帆樯如织，无一非虏粮之船，无一非接济江宁之船也。然而贼之他窜或有别意，于江广则专为虏粮。”1856年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军逐渐分崩离析，军事上节节被动，中游产米区渐次丧失。1860年2月，张国梁攻破九洑州，天京附近江面的南北交通断绝，粮道受阻，接济困难，遂发生了粮食危机，“金陵城中粮尽，食草根树皮，破在旦夕”。但同年5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占领苏州，建立苏福省；同年12月太平军又攻占杭州，第二年浙江天省建立。苏福省及浙江天省的建立，给天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粮食供应地，为天京后期的固守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从而使得太平天国政权得以延续。总之，1860年以前，天京的粮食供应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而此后则主要集中于长江下游的苏、浙地区。 太平军占领天京期间，实行粮食配给制，每人每天所食粮食定量供给。因此，1860年至1864年间天京的粮食需求数与同时期天京的实际人口数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查清这一时期天京的实际人口数，就可以大致推算出同时期天京的粮食需求数。但是，1853年初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关于天京城内人口的具体数量，太平军自己并没有留下准确的统计数据。由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因而众说纷纭，差异很大。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记载，1853年初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合前数五十万有奇，至安庆增至七十余万，及至江宁，兼掳镇扬，男丁增至百八十万，妇女三十余万。统而计之，太平军到达江宁时，男女合计共有210余万。此后，太平军除遣少数军队分占镇江、扬州，及5月北伐出调兵丁2.2万人，6月西征首次调兵2万人外，其余军队都集聚在金陵城中及其外围地区。因此，如太平军人数果如张氏所言，则1853年夏天京城中仅外来人口（包括太平军及随同太平军入城的人口）就应有200多万。 然而，同时期其他有关太平军人数的记载却远小于此数。谢介鹤在《金陵癸甲纪事略》中记载：1853年夏，天京人口总数“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九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东、广西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庆约三千人，镇扬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男馆、女馆统计共约有25万人，其中土著人口（太平军攻占金陵时城中原有人口）约有15万，外来人口约有10万。陈徽言《武昌纪事》中提及：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共分为前一、前二、后一、后二等10军。按太平军军制，每军武卒数目13125人，以此计算，10军总数约有13万人。这与沈梓《养拙轩笔记》中所记载太平军到达江宁时的人数大致相等。赵烈文亦指出，及到达江宁，太平军人数“大约船上四万余人，攻城兵三万余人，所招土匪流民数亦相等，总计不下十余万人”。郭毅生先生认为陈、沈、赵三人所记载的太平军数实际上只包括陆军，而并无水军。他在《太平军克南京的人数问题》一文中指出，攻克南京之前，那些只操舟管驾而不任战的船户水手并未被计入军数之内。据郭氏估计，这些船户水手的数目约有10万之众，因此，太平军在攻克南京时“水陆两军共约二十万有奇，而以二十五万为其最大限”。我认为郭先生对太平军人数的估计是比较接近于事实的。很显然，张德坚所记载的太平军人数是夸大了，而谢介鹤对于1853年夏天京人口的记载则明显地偏低了。到1853年夏，除去东征镇、扬及北伐、西征的军队，天京城中的外来人口，至少有20余万，而不是谢氏所记载的区区10余万人。进而，天京城中的总人口当然也不可能如谢氏所记载的仅有25万人。1853年初，谢介鹤以被俘者的身份进入天京城，因此他不可能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无法对天京人口进行全面完整的统计，当然更不可能对城外驻扎的太平军进行统计，这或许是谢氏记载的天京人口数偏低的原因。 实际上，张德坚本人对自己所记录的太平军人数也表示过怀疑。他从一位从天京逃出曾充任太平军“先生主簿籍者”的口中得知，天京城中“屯贮截至癸丑年（1853年）终共存谷一百二十七万石，米七十五万石……闻疑诧……嗣得句容县探报云，甲寅（1854年）三月，贼粮仅存十余万石……与前数悬殊。遂沈思其故，似江宁贼众与被虏之民，男妇不下数十万，即以五十万人为断，所发钱米如贼中定制，每二十五人每七日发米二百斤……以此核算，每月应发米十七万石有奇……益以伪官加倍之数，统计所发米钱，与难民所述之数实相去不远”。尽管这50万只是张德坚对当时天京人口数的一个估计，但这个估计却是从具体的史实入手，通过粮食消耗与人口总量之间关系的计算得来的，因此，与其他记载相比较更为可信。1853年夏以后，除同年8月西征增兵2万余人，1856年天京事变太平军互相残杀，死亡将近3万人外，直至1864年初，天京城内不再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出，天京人口亦未有其他重大损失。以此推算，1864年初天京城中人口总数当有45万人左右。 另外，据《北华捷报》记载：1860年5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后“运大量食米入天京，足供40万人一年之食”，呤唎亦指出：“1863年，每月计口授粮的人数为四十万以上”。作为与太平军并肩作战的洋兄弟，直到1864年初，呤唎才离开中国，因此我认为他所记载的1863年天京人口数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1860-1864年间天京的人口总数大约有40余万，最多不会超过45万，最少亦不会低于40万。曾国藩在谈及攻取天京之策时指出：“必须力断接济，仿照昔年攻九江、安庆之法，严防江路，禁截贼粮，则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专恃肩挑陆运，势必不给”。曾国荃在1864年初给曾国藩的信中亦提到“金陵为洪逆老巢，各伪王府、伪官署家小，以及守城各匪、往来游贼，通计不下数十万口”。两人言及1864年前后天京的人口时皆以数十万统称，由此可见，上文对于1860年至1864年天京的人口总数约在40万至45万之间的推算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估计在这40余万人口中，外来人口与天京土著人口大约各占一半。即以42万人为断，按每25人每7日给米200斤计算，则天京每年需要粮食约117万石（每石150斤）。从1860年初到1864年7月天京失陷，共有4年零7个月的时间，按正常需要计算，江宁城中所需粮食至少应在536万石左右。那么，在此期间输入天京的粮食总量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呢？ 二、1860-1864年天京的粮食来源 从1860年初至1864年7月间，天京所消耗的粮食主要来源于苏浙、皖省及上海等地。其中，最大的粮食供应地当属苏浙地区。有清一代，全国财富所出，以东南为重，尤其是“苏、常、杭、嘉，为东南财富最盛之区”。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兵锋所及，已达于此。当时就有人担心：“贼踪飘忽无定，使松江、嘉兴各属，再有疏虞，江浙岁漕二百万石，粒米不得北上，大局何堪设想哉！”不意形势发展果如其所料，从1860年5月开始，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太平军就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攻取苏州，既而顺克江阴、昆山、太仓、嘉定、松江等大片地区，苏福省随之建立。1861年5月，侍王李世贤率部入浙。同年9月，忠王率60万大军全力经营浙江，先后攻占宁波、绍兴，12月底攻占杭州，1862年5月又占领湖州，至此，浙江大部已为太平军所有，浙江天省也随之建立。自此以后，苏浙地区的粮食就源源不断地输入天京。 在此期间，由苏浙地区输入天京的粮食，以苏南为最，而苏南地区又首推苏州府。时人有诗记载：“簇簇旌旗拥上游，转粮一线仗苏州”（注：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04页。），苏州在太平天国后期天京粮食供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由此可窥一斑。太平军攻占苏州后，立刻把缴获的75万两现银及足供40万人一年食用的巨额粮食运入天京，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天京第二次粮食危机。按太平军制度规定，每25人每7天发米200斤，以此计算，这批粮食至少有110余万石。1860年11月，太平军又“筑坚大石垒于宝堰，运苏州之粮屯储垒中”，然后转输天京。1863年3月，忠王从苏州筹集大批粮米运往天京。同年8月忠王又从苏州筹集粮米向天京运发，只可惜兵败句容，粮米被劫30余万石。但由此事我们可以推测，3月份忠王从苏州运入天京的粮食肯定也足以以十万石计。《金陵纪事诗》还记载有同年8月忠王“李自［秀］成于湖熟、懈溪诸镇，搭盖草房，设立米市，转运入城”一事，估计忠王此举可能发生在句容失粮以后，设市收米，转运天京，以解城中燃眉之急。1863年9月，天京东南重隘上方桥营垒被曾国荃部提督萧庆衍等军攻陷，天京江路不通，水道粮运断绝，遂发生第三次粮荒，苏杭地区仍通过三岔河、宝堰一路向天京运粮。10月，忠王再次进军天京，意在解围，可惜未能成功，但城中太平军却乘此机会“复掠新稻入城”，因此得以“久延岁月”。即以3个月计算，则这批粮食至少应有31万石。直至11月，东坝镇为彭玉麟部湘军水师攻破，苏州地区向天京运输粮食的通道才被完全切断。此后直至1864年初，只有江宁府的句容及镇江府的丹阳等地仍有少量粮食经陆路运入天京，由忠王二殿下李世贤负责押运，但不幸屡为清军?截获。朱洪章说清军每次拦截，“无一空回，共获米约四万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南地区输入天京的粮食数量之巨。此外，江北的扬州地区也有不少粮食输入天京。干王洪仁玕曾指出：“通浦口一线之路，车运北岸粮米以济京用”，“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相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由此可见，苏省江北仙女庙一带的产粮区在安庆失守以前一直是天京的粮食供应地。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太平国革命亲历记》中找到证据，1861年夏，呤唎就曾于此处购买粮食运往天京。以上所列由苏南地区输入天京的粮食仅为有案可稽的少数几次，其数量已有一百六七十万石。因此，估计1860-1864年间由江苏全省输入天京的粮食大约有200万石，或许还要高于此数。 浙江也是向天京输出粮食的一个重要地区。浙江一省粮食所产本不能自给，因此每年都需要从上海及长江中游等地输入部分粮食，但是宁绍平原及杭、嘉、湖等地不但粮食的亩产高，而且复种指数高，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因此浙江省就局部地区而言粮食生产有所剩余。太平军占领初期，这一地区粮食生产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以至于在1862年冬天嘉兴府新米收获时出现了“粮米屯积，米价日贱”的情况。太平军因此得以补充军粮，天京粮食亦因此得以接济。1862年6月，“杭州伪归王邓光明护粮至南京，刘长毛处亦发米数千石，嘉郡共发米七、八万石”，同年6月，嘉兴守将廖发寿又遣船131只由太湖运送粮食接济天京。12月，听王陈炳文由浙江运粮入天京，一次装船上百只。1863年7月，程学启部淮军及戈登洋枪队攻占吴江县，浙江向天京运输粮食的水运通道至此断绝。但嘉兴、湖州等地区仍有部分粮食经陆路运致句容宝堰，然后转输天京。浙江地区频繁地向天京输运粮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地区粮食之富足和输入天京的粮食数量之巨。 但是，同苏南地区相比，由浙江输入天京的粮食显然要少得多。首先，同苏南相比，浙江地区的粮食运入天京路途遥远，运输也要相对困难些。1862年暮冬，嘉兴守将遣船百余号，由内湖接济天京，就因为听说苏人有变，太湖水路不通，不得不原路折回。其二，浙江粮食所产远少于苏南。浙江素以“七山两水一分田”著称，粮食所产主要集中于杭、嘉、湖及宁绍平原等狭小地区，故其所产粮米远不及苏南富足。1861年12月底，太平军占领杭州以后，不久城中发生饥荒，忠王不得不“即到嘉兴载米万担，载钱二十万千来杭，将此米粮发救穷人”；而同年七八月间，苏州“尚有难民，当即发粮发饷，以救其寒”。1862年返回苏州以后，忠王先是“贴出为民之钱米”，后又“速令开耕，发其本用，苦种之家，无不发粮”，而且“仍言〔然〕照旧发米二万余担，发钱十万余千”，以赈济灾民，两者对比十分明显。 然而，时人在谈及江南地区对太平军的影响时皆以江、浙统称，苏、杭并举。如李鸿章在谈到攻取苏州之策时指出：“逆众占据（苏、浙）四年，征粮收税，取精用宏。且时以财粟接济金陵，转输各地。金陵是其老巢，而苏、常、松、嘉又为金陵根本。”因此，从苏南输入天京的巨额粮食来看，浙江一省输入天京的粮食肯定也不会很少。沈渭滨先生估计太平军水营的运粮能力每次大约在6-9万石之间。以此推算，浙江一省输入天京的粮食仅以上列举数次就应有数十万石之多。 皖省在1861年9月安庆失守以前也是天京重要的粮食供应地。明清以来，安徽一直是全国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区。天京“上游聚粮之地，前在庐州府之三河运漕两处……每处每年出粮，不下数百万石。其次则太平之官圩，宁国府属之湾镇。又次则安庆府属之中央镇”。太平军获取皖省“江南数郡之粮运出金柱关，取江北数郡之粮运出裕溪口，并输金陵”。1856年天京事变以后，在湖北、江西产米区全部丧失的情况下，皖省大部仍归太平军控制，数年来粮道未绝，接济不致匮乏，忠王曾讲“那时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墚［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之通。虽被德帅攻破两甫〔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故而稳也” 。而皖南芜湖、巢县一带的产粮区直到安庆失守以前一直为太平军控制。因此，皖省在太平天国后期天京粮食的供应方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一地区在1860年初至1864年7月间输入天京的粮食却不可能很多。其一，时间有限。1860年初，天京发生第二次粮荒，直到同年5月忠王从苏州运回粮食才得以解决。可见5月以前，皖省可能没有粮食输入天京。此后皖省战事日趋紧迫，英王陈玉成全力应付来自长江上游的湘军，而忠王李秀成则锐意经营苏浙，弃皖省于不顾。至1861年初，湘军兵发安庆，双方数十万大军展开厮杀，英、忠二王“围魏救赵”失败。同年9月，安庆失守，清军占领整个皖北。英王一人独支皖省，最后竟被俘杀，其时已是自顾不暇，向天京运粮则更是困难。其后不久，皖南芜湖一带也为清军占领，至此，皖南、皖北、江西、扬州、抚州等处的产米区全部丧失，天京上游的粮食供应完全断绝。其二，1860年以后，皖省粮食所产亦十分有限。如上所述，安徽一省，粮食产区主要集中于以安庆为中心的长江两岸，而这一地区从1853年至1861年间，一直是双方军队厮杀的战场，因此，遭受的破坏极其惨重。1863年3月曾国藩于安徽察看军情时指出：“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其中虽或有夸大之词，但皖南地区经历近十年的战争蹂躏，损失惨重却不容置疑。太平军占领苏浙之后，曾国藩指出：“江浙贼势浩大，（太平军）尽占富庶之要区，广收官军之降卒，财力五倍，人数十倍。若非慎以用之，不特苏浙难克，即皖南、江西且有疆土日蹙之虞”。从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1860年前后皖省与江浙地区在人力、财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在此期间，天京的粮食除由上述几地输入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上海。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江宁与上海的关系就极为微妙。尽管忠王李秀成曾数次领兵进攻上海，但是，天京与上海的贸易往来却从未间断。太平军从上海输入的物品主要是军火与粮食。如以绞杀太平军而出名的戈登，就曾向太平军出售过大批军火。“此外，又有外人乘天朝晚年粮荒，以大量米粮输入接济军民食用，并藉以图利。”1861年8月12日，干王洪仁ｇāｎ给英国翻译的一封信中说“售买米粮一事，查明现下粮仓皆不用再买，至于各府各衙或私买若干，问五天将莫世暌弟自可明白”。1861年冬，呤唎返回天京后，有好几艘“满载大米和其他粮食”的大船来到天京。不久，又有“好几艘船从上海来此贸易，接着其他船只络绎而来，商业开始正规化，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年之久。数月之间，贸易骤形发达，一日之中往往有30余艘中外船只开到。从这条交通线运来的大量供应品全部贮存在南京的一些巨大的仓库里面，这些仓库总是物资充斥着，剩余下来的则分派到各乡镇去”。由此可见，天京与上海之间的贸易，不但持续的时间长，从1861年冬至1863年秋，大约有一年半之久，而且贸易量很大，以至于要把多余的部分分派到附近的乡镇去。显然，这一时期贸易的中介者是谋取私利的中外商人。由于1861年以后清军开始联合驻扎在上海的外国军队共同对付太平军，因此上海对于天京来讲是亦战亦援之地。一方面外国势力联合清军共同镇压太平军；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利所驱向天京出卖军火及粮食。显然这种贸易是不可能公开进行的，但是在高额利益的引诱之下，中外商人趋之若鹜，因此，至少在1861年冬至1863年秋间，这条路线基本上还是比较通畅的。但是，这一年半的时间正处于太平天国后期的鼎盛时期，太平军先于上年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重新控制了九洑州，暂时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直接威胁；既而顺克苏、杭，占领整个苏浙地区，此后这一地区的粮食就源源不断地输入天京。所以1861年冬至1863年秋的天京外无围兵之困，内无缺粮之苦。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上海与天京之间的贸易对于太平军来讲只不过是一种补充，贸易的主要物品可能不是?粮食，而是军火，甚至包括一些奢侈品。因此，估计由上海输入天京的粮食其数量不可能很多。 此外，这一时期输入天京的粮食还有一小部分来自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及清军的营垒。这部分粮食是通过投机的中外商人及谋取私利的清军官兵运进的。曾国荃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讲到，其部下“彭达昭等采办军米至大通镇，目击沿江米船百余号，皆系满载，由轮船拖带，扬帆直下，络绎不绝，无人盘诘，莫知所往。又据副将曾传荣由仪征来营面称，目击轮船拖带米船至四沿沟停泊，即有该处奸商贩运，由金陵下关接济城贼等情”。还有人“近闻江南贼无食，白米一斗千钱值。营中有米且勿需，运出江头卖与贼”；“更有轻舟夤夜行，嗜利运米济贼营。昨日新为罗骑得，中有将军部下兵”。但是太平天国后期，从两湖产米区到天京的长江航道基本上被清军控制，尤其是安庆失守以后更是如此，所以做这种事情风险很大，一旦被清军发现，就有性命之忧。至于私运粮食的清军官兵，一旦查获，则更是必死无疑。而且，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断绝天京的粮食供应，因此清军盘查很严。1862年彭玉麟就曾在扬州杀粮商数十人，以恐吓众人。所以只有极少数为利所驱的商人和清军官兵敢于这样做。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输入天京的粮食数量肯定不会很多。 三、1860-1864年天京粮食实际输入量与实际消耗量估计 1860年初，天京发生粮食危机，直到同年5月从苏州运进粮食方才缓解。因此，我们可以把这5个月期间天京城中消耗的粮食看成是1860年以前城中的余粮。至1863年秋，浙江的严州、桐庐、绍兴及江苏的太仓、昆山、吴江等地相继失陷，天京的粮食供应锐减，遂发生第三次粮荒，“米价长〔涨〕至十二两一石，牌尾日发米四合，仅有三岔河、宝堰一路可运粮进小东门，（太平军）暂于该处扎营，设栈夫转运”。但是由于“大小河道皆为官兵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中大以为不便”，而且，粮米运输过程中又不时为清军截获。所以，1863年秋以后输入天京的粮食极为有限，与同时期城中所需的粮食相比可谓杯水车薪。因此，从1860年初至1864年7月天京失陷，4年零7个月的时间内，天京能够有效地从外部输入粮食的时间仅3年零4个月（1863年秋以9月为断限）。如以每年需要粮食117万石计算，这3年零4个月共需粮食390万石。因为1863年秋以后输入天京的粮食极为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从1863年10月至1864年7月这10个月的时间内，天京城中所消耗的粮食就可以看作是1863年秋以前城中的余粮。而1863年秋天以前天京城中的粮食只能是1860年5月以后输入的，因此最后10个月城中所消耗的粮食应当是1860年5月之后输入天京的粮食消耗以后剩余的部分。也就是说，从1860年初至1864年7月，这4年零7个月的时间内，天京城中粮食的实际输入量应当是中间3年零4个月所消耗的390万石粮食与最后10个月所消耗的粮食的总和；而这一时期天京城中粮食的实际消耗量应当是同时期的实际输入量与最初5个月所消耗的粮食的总和。 1863年秋以后，天京粮食供给断绝，城中粮荒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天京城中的人口也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变动。同年冬天，天王派洪仁玕出城催粮，以解燃眉之急，但“……各路天兵惮于无粮，多不应命”。不得已，忠王采取减少人口以节约粮食的办法，“密令放行，去年至今（1863年11月）各门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人之数”，1864年4月、5月又先后两次放出老弱妇女及儿童数万人。加之同时期战死、饿死之数，估计这一时期天京城中人口损失将近20万，呤唎亦指出：“忠王困守围城之际，城内人口必不少于二十万人，也许还会远远超过此人数”。假定城中人口有22万，以每人每天消耗的粮食为原来的1/3计算，则最后这10个月中共消耗粮食17万石。以相同的粮食配给量计算，则1860年初至同年5月期间，天京城中42万人口共消耗粮食16万石。两段时间合计共消耗粮食33万石。 如城中人均口粮按原来的1/3分配，则每人每天至少可以吃一顿饱饭，因此决不会出现饥饿致死的现象。但是1860年初天京粮食断绝以后，城中“先是杀马而食，继而饿死不少”。1863年秋天以后，同样因为“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因此，这两段时间内粮食的实际消耗量要低于估计的消耗量33万石。所以，从1860年初至1864年7月天京城中粮食的实际消耗量要少于423万石。除去城中原有余粮16万石，从苏浙、皖省、上海三地及通过其他途径输入天京的粮食总量不足407万石。其中仅苏南地区输入的粮食就有200余万石，将近占了一半。估计由苏、浙两地输入的粮食大约可以占到总数的3/4以上，即约有300万石，而皖、沪两地输入的粮食所占比例最高不过1/4，约为100万石。 四、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1860至1864年间，天京消耗的粮食主要来源于苏浙、安徽及上海等地，其中来源于苏浙的最多。从经济因素及战争后勤的角度讲，1860年后太平军占领苏浙地区从而获得了巨额的粮食，这是天京得以长期固守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由于明清时期人口的持续增长，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以及酿酒等消耗巨额粮食的产业的发展等原因，苏浙地区已经由粮食输出区逐渐转变成粮食输入区，粮食已经无法自给。太平军占领江宁以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遂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苏浙地区不但原有的粮食输入途径被切断，而且原本正常的粮食生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加之，以上三地输入天京的粮食，除上海一处是从外地输入外，其他两处都是来自当地不足自给的自产粮食，因此，这就更加加重了苏浙地区及皖南地区的粮食压力，这是造成太平天国战后苏浙、安徽等地区大面积饥荒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造成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等地区人口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从1860年至1864年，天京共从上述三地输入粮食400余万石，加上城中所剩余粮总共不足423万石，与同时期天京所需粮食536万石相比还相差113万石，即大约相当于城中人口一年的口粮。因此，太平天国后期天京城一直为粮食问题所困扰，时时面临粮荒威胁，这是导致天京失守乃至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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