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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海淀区图书城文化街清冷的尽头，名为“家史?家谱?传记”的机构内，由个人自费出版的家史、传记等图书已经有几千册，书名多含有“回忆”、“往事”、“百年”等字眼，有的只是一本整理出来的族谱和画册，有的是几代人各写一部分经历的“合辑”，有的记录了自己一生奋斗的足迹，有的只截取了一段“越战”、“文革”中的个人记忆……也有如《高家百年》这样，内容跌宕起伏，背景翔实，由知识分子精心撰写的家族史。 2011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组过诗社、当过老师、下海经商的涂金灿成立了这家“全国首家传记家谱机构”，经营个人出书业务。花几千块钱可以出20本，有的老人会一次花几万块出版两三百本，赠与亲友。这些图书没有书号，也不会流向公众。几年来，越来越多人来这里出书，有的是早就写好，找个机会出版，有的则先来征询意见，还不太自信自己也能写书。多为八九十岁的老人执笔、口述或由家中较年长者主持，记录历史心结，留下大时代中的个人记忆，梳理家族几代人走过的路。 “他们的记录，对过去一百年的反思，正在拼凑成一部最真实的百年民间中国史。”涂金灿说。 书店成立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持人熊景明每半年会来一次书店，带走上百本新书，作为民间历史研究的资料。一些国外的大学也通过国内大学图书馆采购图书。涂金灿透露，“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民间资料收集组也来看过好几回，但还没有下决心收入这些资料。”
中国周刊记者 张亚利 北京报道
凝固在泛黄照片里的家族故事。摄影 中国周刊记者|樊竟成
88岁的高洁跟人说话要靠右耳的助听器，但她精神矍铄，头脑也还清晰，一说起往事总是激动，“哎，不想说这个了。说不完。”摇摇头，发会怔，一会儿却又想起来什么。 去年，已不便一个人生活的高洁，从北京新华社职工宿舍搬到大屯路的高层公寓，和儿子张晓明住在一起。平日里，腿脚不好的她无非下楼转转，其它时间都在家中书桌前读书看报、翻翻资料，回忆往事。 2008年是高洁近年来最后一次出远门，四月天，北京筹办奥运前夕，在儿子陪同下回到四川老家祭拜父母，寻访成都老宅，看望了遗落的亲眷。 2007、2008年，高洁的六哥、四哥相继去世，她成为高家第二代最年长的一位，时年也已83岁，“家族的事，也就只有我知道的最多了。我有责任写下这些真实的经历，我们高家的一百年，简直就是一部微缩的近现代中国百年史。” 2008年至2010年三年，她继承兄长遗愿，根据家人口述、历史资料和个人记忆整理撰写了由父亲高凌霄缘起的高家三代一百年家族史《高家百年》，十几万字。 2013年，儿子张晓明找到专门为个人出版传记家谱的北京家谱传记书店，要求“不删一行，不改一字”，出版了几百册《高家百年》，赠与散落各地的亲友。成都中学的老姐妹、北京上海的老朋友看完，激动地给高洁打电话：“真是太感动了。我们多多少少都能从你家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经历。” 在同一家传记书店，由个人自发出版的此类家史传记，已有几千册。
聚放牛娃的反抗 高洁祖上是明末清初从湖北黄冈县迁移至四川璧山县巴塘乡的，在璧山代代务农，她的父亲高凌霄一支后来移居成都。 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庭，缘起于放牛娃的反抗。 父亲高凌霄生于1872年晚晴同治年间，年幼时在罗姓富农家放牛，羡慕别的孩子读书，每天伏在私塾窗外“听墙根儿”，受到私塾老师赏识，让他免费受教8年。19岁时，高凌霄考中秀才，25岁中进士，轰动了整个璧山县城。1898年，他千里迢迢进京赶考，正遇上甲午战败，公车上书，维新变法，处在西南边陲小镇的高凌霄并不了解这场震惊中外的变故，理想幻灭之后，回到四川兴办新学。 十年之后，因办学有功，高凌霄再次作为川籍代表进京，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议员。不久，辛亥革命兴起，清廷瓦解，高凌霄再次返回故乡，“三十方成名而鼎革（改朝换代）”，痛心地结束了自己的传统奋斗之路。 军阀混战期间，高凌霄曾担任四川省议会秘书长，还在六七个地方担任过县长，辞官后又先后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当国文教员。 五十岁时，他在成都买下一所老宅和几百亩农田，作为一家人安居之所。老宅据说是明代开国名将常遇春任都督时的指挥所，门口一棵百年香樟，三四个人才能合抱树干，华盖如亭。 一个大家庭从此在此落脚，枝繁叶茂，直到分崩离析。香樟树在抗战后期被砍伐，当成父亲为自己筹备后事的“棺材板”，最终也没有用上，充了公。 除早夭的两个孩子，大家庭中共有九个兄弟姐妹，高洁有三个异母哥哥，五个同母的兄弟和妹妹。母亲邓文清，父亲第二任妻子，是璧山县才女，曾就读于重庆女子师范，比父亲小26岁。她一生想要独立工作，在社会中有所作为，但终因时代束缚，只能将全部精力贡献给几个孩子的教育。高洁后来回顾，自己一生努力追求独立自由，就是受了母亲的影响。 小时候，不听话的儿子最怕挨父亲的“磕钻”—右手捏成拳头，用突出的中指关节击头。父亲身形高大，打拳练功几十年，手劲儿很大，轻轻敲一下，头上就起一个包，于是所有孩子放学回家头一件事便是乖乖围坐在堂屋中间的大圆桌边写毛笔字。四哥祥松调皮，五哥祥柏硬气，都没少挨“磕钻”。六哥祥樟则是家里的才子，从小体弱多病，饱读诗书，深受父母喜爱。 身处动荡年代，父亲前妻的三个儿子，一个早逝，两个潦倒，和高洁母亲所生的几个孩子又都在求学年纪，一大家人都要靠父亲供养，父亲治家极其节俭。为了省油，父亲晚间睡前都要到各个睡房查一遍，只准放一根灯芯。母亲往往采取“迂回战术”，等父亲睡了以后再加上一两根灯芯，陪着几个孩子做功课。 父亲的一些“迂腐”想法也常常让孩子们哭笑不得。有一次，四哥祥松一门功课没考好，父亲一怒把他按在长凳上打了一顿，性格倔强的祥松大喊：“你不给我买书，怪不得我！”父亲则说：“你们年年要买新书，我几本四书五经读了几十年，读了一辈子。” 父亲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破灭后，一心“修身齐家”。他爱种花养花，请一帮老朋友老同年赏花吟诗。母亲则爱看川戏，喜欢古典小说和吟诵诗词，到陶醉处，会旁若无人地高声吟唱。 高家百年，由父亲从放牛娃起家，苦读至举人，在小小璧山县何等风光！他盼望考取功名，光耀门楣，改变家族命运，但遭遇一连串社会剧变，由“清朝遗老”到“开明士绅”，在彷徨中摸索前行，最终只想守住家业，荫庇子孙。 但这个家还是散了。
88岁的高洁常在书桌前回忆往事。摄影 中国周刊记者|樊竟成
散十字路口的选择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高洁在重庆《大公报》当记者，因写批判文章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决定远走香港避祸，六哥祥樟当时在轮船公司工作，长江航运已断，正滞留重庆。远行之前，两人决定联袂回成都看望父母，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待了十几天。 那是高洁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兄妹进门一看，一向腰板笔直的父亲苍老了许多，胡须稀疏花白了。到了夜里，家中竟然还用着几十年前的菜油灯照明。第二天，祥樟便为家里装上了有史以来第一盏电灯。 之后高洁奔赴香港避风头，十几天后，上海解放，她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一年后，进入新华社上海分社，1964年去了北京总社工作。 四哥祥松1948年考入美国国防大学已离开中国。五哥祥柏考入上海国税局。祥樟回到重庆轮船公司。一对弟妹和四哥离开美国前生下的三个孩子，都留在成都老父母身边上学。 至此，高家第二代已分散至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甚至太平洋以东的美国，几个兄弟姐妹，也因为在历史洪流中的不同选择，将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 最令高洁感慨唏嘘的，是自己三位同母胞兄的人生经历。 四哥祥松活泼开朗，一心想当飞行员，“航空救国”，两度报考，终于于抗战爆发前一年如愿进入中央航空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美国援华航空队与中国空军整编的“飞虎队”，立下赫赫战功，实现了报国夙愿。那是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一段经历。 抗战结束后，不愿意参加内战的祥松选择了出国。1948年，他成功考取美国国防大学，出国读书，毕业后在台湾驻纽约代表团任空军参谋。中美建交后，台湾“大使馆”撤回台湾，祥松离开军界，定居美国。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从此分居两国，后来失去联系，各自成家，三个孩子则一直生活在成都老父身边。 二十多年后祥松首次回国，高洁才慢慢了解到这些细节。当其时，高家的年轻人都各有抱负，奔波各地追求各自的理想，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少。 就在四哥在“空中”作战的时候，五哥祥柏于1942年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响应号召，中断大学学业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祥柏性格内向，不善与人打交道，小时候常和四哥打架。但他从小爱学英文，最终当了翻译官。 五哥祥柏参军时高洁正在四川彭县上高中，根本不清楚他是哪一年离家的。祥松当空军时曾在印度偶遇祥柏，才知道他在声名显赫的孙立人部队当翻译官。见面时，老五劈头就问，四哥，你是啥子阶级？是中尉。我是陆军少校，你应该向我敬礼。“他说时，一本正经，我只好敬礼了事。那就是我们家不讲理的老五，可爱又可笑。” 兄弟俩匆匆一面。几年后一个去国离乡，一个英年早逝。 高洁对五哥印象最深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祥柏从印度归来，秋高气爽，只见他一身美式军装，大包小包，兴高采烈走进家门。 当时燕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已在成都分校就读一年的高洁继续北上求学，带了五哥从印度买回的一块镀金表作为礼物。没多久表盖和表芯就弄丢了，只剩下表壳子，看来是五哥买了假货。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戴手表。 1941年，六哥祥樟高中毕业后，先后报考西南联大、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全都被录取。但由于政治上的无知和父亲的强烈要求，他最终进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就读。政校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一进校就要集体参加国民党，进行军训，他感觉像是服兵役，不像上大学，深深后悔。两年后，他退学转入重庆大学。 但之前这次懵懂的选择，以后带给他的却是命运无情的嘲弄。
高洁在翻阅父亲、母亲的手写诗稿。摄影 中国周刊记者|樊竟成
离命运的“玩笑” “六哥祥樟这一生，从28岁到58岁的30年黄金岁月是在被无端陷害、被迫害和服劳役中度过的。”提起六哥被诬陷、管制、排挤，最后被发配劳教20年的经历，高洁每一次仍然痛心疾首。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学经济出身的祥樟辞去北京教书的工作进入天津市财委工作，希望对当时的社会中心话题“物价问题”有所研究。在提倡“百花齐放”的新社会，祥樟相信“言者无罪”，由于敢于说话，得罪了单位人事科长，1951年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把柄”自然是曾经的“政校”经历。 二十几岁的祥樟，一腔热血，突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自己想不通，又不敢和任何亲人朋友诉说，头发一个月之内全部掉光，只长出一层细细的绒毛。 谁知这只是噩梦的开始。1957年，六哥被打成“右派”，1958年，他被正式发配到天津东郊的板桥农场劳教，一去20年。 六哥在劳教过程中是怎么度过的？高洁一无所知，也不敢过问。那个年代，人人自保，高洁在新华社这样的单位，更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哥哥。多年后老兄妹坐在一起，祥樟才将自己的苦难经历娓娓道来，录音长达十几个小时。 “那是个非人的世界，劳教犯被当牲口一样赶来赶去”，听着哥哥的录音，高洁一次次流泪。寒冬腊月，双脚泡在冰渣里到野外挖沟。扛着二百来斤的大包背上四米高的木板，人被弹起来差点摔下去。一边被劳教还要一边喊口号：“劳动教养是唯一的出路！”“文革”时也要搞“社教运动”，扫把上挂一张刘少奇画像，大家围成一圈，对着画像海骂一通，就算批了。 幸运的是，那种境况下的祥樟遇到了女朋友、后来的妻子李哲。李哲的亲戚都坚决反对她和一个“劳教犯”交朋友，她顶着巨大压力义无反顾地支持他、鼓励他，并于1962年祥樟仍在劳教中与他结婚。当时祥樟已经39岁，李哲34岁。 还在恋爱时，李哲每月去一两次农场看望他，带些馒头大饼。大饥荒时，农场要是有人腿肿就是危险的信号。虽然祥樟不说，但李哲注意到他腿软到能被地上的小坎拌倒，心疼之余，硬从牙缝里省出粮钱买了一瓶灵芝液给他，每次吃饭时，往玉米粥里滴上几滴，祥樟才没有倒下。 从1951年挨整开始，在天津十多年，祥樟一无所有，两人在李哲母亲20平米的老房子里结婚，做了些打卤面送给邻居，算是婚宴。祥樟终于有了家，之后，每星期日都可以回家一次。 “在九死一生的磨难中，他还得到了爱情，有一个温暖的家，是爱让他活了下来。”高洁痛惜地说，五哥祥柏要是也有爱，有家，他也不会选择那样结束生命。 1945年抗战胜利归来的祥柏，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失业。他所在的远征军回归后便投入了国共内战，自然用不着翻译官了。当了一段无业游民的祥柏在一所中学教过英文，1948年应考到上海税务局。两年后，全国解放，国民党政府垮台，祥柏这个响应蒋介石号召的远征军翻译官顿时成为新社会的“另类”。1958年，祥柏被“认定”参加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打为“历史反革命”，被判刑劳改七年。 祥柏被批捕的当时，高洁已经结婚生子，和丈夫一起在上海新华社工作，那段时间，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正好在她家中小住。每次周末，祥柏去高洁家吃饭都闷闷不乐，吃罢午饭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他在福州路的小屋，从来不提被批斗的事。 之后，祥柏被送往安徽治淮工地劳改，两个月后，传来他“自杀身亡”的消息。他只活了38年，没有结婚生子。 半个世纪之后，每次想起祥柏最孤独无助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向他伸出援手，高洁都痛心不已。不久之后，她自己的小家庭也未能幸免于“折腾”。 “文化大革命”中，高洁丈夫张家炽因坐过国民党监狱被当成“叛徒”揪斗，关牛棚、挨批斗、服劳役，停止工作长达10年之久。这期间，高洁家来回搬迁6、7次，先后被抄家两次，两个儿子也成了学校里的“黑五类”。然而作为记者，高洁还要去宣传“文革”，她曾被派到北京大学驻点一个月，一个月中，她一篇文章都没有写。
合如歌的呼唤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去美国后20多年杳无音讯的四哥祥松终于和国内取得联系，经过反复申请，他于1975年10月获得签证，回国探亲，得以见到病重的母亲。而年老的父亲已经在1956年去世，去世时，在外地工作的儿女一个也没有赶回来。 在天津铁路医院，母亲已处于昏迷状态，只剩下一口气，待到祥松走到身边叫声：“妈妈，我们回来看你了！”老人家一下子睁开眼，停了一会儿，说：“哦！你终于回来啦！”说完又昏睡过去。第二天上午，母亲安然辞世。 小时候，家里孩子生病，母亲会按照成都的迷信，手里捧着生鸡蛋，朝向天井“叫魂”：儿啊，你的魂哪里去了？回来吧！回来吧！妈妈等你……”那如歌一般的呼唤似乎来自遥远的天际。 历史走过了“折腾”期，高家散落天涯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第五代开始重新聚合，尽管备尝艰辛，但有不少人在新的时代、新的领地上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人生追求。 几十年前，哥哥祥松在美利坚土地上白手起家，贩卖瓷器、制售假发、经营房地产、开办针灸诊所，屡败屡战，终于以第一代移民身份站稳脚跟。他在美国出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法学博士、一个经济学硕士，都已成家立业。成都前妻留下的三个儿子，也秉承老父遗愿，随祥松移居美国，展开新生活。 高洁自己的两个儿子，虽然在风浪中成长，也各自以顽强毅力实现自我。大儿子晓光恢复高考后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后移居澳大利亚。小儿子张晓明小学、初中时正逢“文革”，正儿八经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在首钢当工人后他不断自学，1975年被推荐就读北大哲学系，那时他父亲还在“牛棚”。现在，张晓明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常陪母亲一起聊往事，反思历史。 梳理家族史，穿越百年，88岁的高洁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并不需要很多财富，家人和谐，精神自由，免于匮乏，就是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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