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负盛名的老牌学术期刊《文史哲》，于2006年第2期创设《疑古与释古》专栏，已连续三期对近年来在史学界极具影响力的“走出疑古时代”提出学术讨论，对“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内涵和来龙去脉、所发生的影响及其利弊得失等问题予以全面系统的分析总结，并将“走出疑古”置于现代学术的框架中进行评价。有的文章长达四万字。其中有学者甚至指出，“走出疑古”的主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这些文章被包括《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在内的各大学术期刊转载，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主流学术期刊针对某一学术话题，展开如此大规模的、系统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近年来在学术界实在罕见。而针对近年来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走出疑古时代”提出如此篇幅的、系统的正面批评，可以说是首次。 近日，记者采访到“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出者、著名学者李学勤，请他就此发表意见。李先生说，几篇文章，他都已看到。只要是学术范围内的讨论和批评，他都欢迎。至于具体到这几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他表示，他的学术观点已在此前都有系统的表述，不想再做回答。 这几篇文章包括杨春梅的近4万字长文《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张富祥的《“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和西山尚志对日本著名汉学家、原东京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池田知久的访谈，题为《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访谈录》。在最新的这篇访谈中，池田教授结合中国及日本古典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就古史辨派的学术理路与学术成就、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与研究方法等给予了比较系统的评定和论说。有学者认为，这些评论，对澄清人们对“疑古”的误解显然有积极意义。 “三皇五帝”的传说：信其有还是疑其无？ 一桩聚讼八十余年的学术公案再起波澜 ——《文史哲》杂志连续载文探讨“走出疑古”问题 通常说来，有关一个特定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若干周年纪念，往往可以构成人们追怀或反思的最佳契机；尤其是当某一事件或人物与现实有着巨大关联的时候，这些年份以及日期甚至会“自行”显示出它们的重要性来，敦促和引导人们有所关注、有所思考、有所作为。在2006这个年份里，中华书局已正式启动《顾颉刚全集》的编辑工作；由多家著名学术机构联合举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目前正在积极筹办当中；在海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文史哲》杂志更从本年第2期开始新辟“疑古与释古”专栏，集中探讨上古史及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所有这一切举动，可以说都以顾颉刚先生主编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整整80周年为契机。 《文史哲》杂志近期对“走出疑古时代”的系统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其实由来有自。任何一种有影响、有生命力的思想都会受到批评。正像“疑古”思潮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批评一样，“走出疑古时代”自提出以来，也受到了尖锐批评。 近年来，“走出疑古”有两点最受非议：一是对“疑古”的评价有失公允，有些评价甚至歪曲事实。如对“疑古”“副作用”的批评即有失公允，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来源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顾颉刚无意间做了日本侵略和灭亡中国的帮凶，因此其不提此一来源是有“难言之隐”，有学者指出，如此等等来描述顾颉刚，则近乎诬蔑。二是借新出简帛反思古书之机，由“疑古”向后倒转，跳回到“信古”，盲目信从古书和古书中所载古史传说，试图借“古来如此”和“事实素地”等观念，肯定包括“三皇五帝”谱系在内的传统古史观。这两点并不出于李学勤的文章，而是出于一些赞同、追随李学勤者的文章。但这使“走出疑古”受到了直接批评。 关于对“疑古”有失公允的评价，最激烈的反对来自顾门弟子后学。1986年，顾氏晚年得力助手王煦华在《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编后》曾附带对“疑古副作用”说进行批评，认为关于“疑古”“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副作用，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空白”的评价“似是而非”。他认为，“这种认识的空白，不是疑古思想造成的，而是疑古思想揭穿了原先对古史认识的假象而显现出来的真相。所以这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恰恰就是它改变人们古史观的进步意义”。刘起釪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4期发表《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这是公开批评“走出疑古”并为“ 疑古”辩诬的第一篇力作。作者强调说，“对史料批判地审查永远是需要的”，顾颉刚及“古史辨”所致力的正是史料的批判和审查，是“离开不了”，“也走不出去”的。作者呼吁“应该抛弃门户之见”，对顾颉刚的学术遗产采取正确态度。1996年，黄永年撰文《评〈走出疑古时代〉》，质疑李学勤的“疑古副作用”和 “阴影笼罩”说，批评“走出疑古”之下“轻率地否定前人成果的事情不时地出现”。这篇文章的全文则发表于2004年10月出版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周年论文集》。私淑顾门的吴锐2002年出版其《中国思想的起源》前三卷，在构建其关于中国上古历史与思想框架的同时，也把对“走出疑古”的批判贯穿其中。2003年，由吴锐汇辑的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出版，其中第五卷《古典学批判》收入其《“疑古时代”是怎样“大胆”走出的》、《论钱玄同先生在古史辨运动中的地位并原廖名春先生的“难言之隐”》两篇学习笔记，对“走出疑古”予以更加全面细致的批驳。2001年，刘起釪曾为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撰写长篇序文，对“由批顾零风险引起的不正常的反顾心态”进行了深入思考。 顾门之外，期间也有其他学者偶尔在论著中附带批评过“走出疑古”及其倡导者或追随者的观念和学风，有的批评甚至非常尖锐。如王家范于1999年发表《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回顾》，2000年又发表续篇《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两文都对“疑古”和“走出疑古”有所评论。 王家范说在回顾20世纪新史学的百年历程中，“顾的‘疑古’，除了科学主义的外来思想背景外，还包含着关乎本土学术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历来‘经学即史学’的背景下，史学必须先叛离、摆脱经学的桎梏，才有重新审视和论析中国历史的可能”，“它无疑是一次史学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解放运动”；“明乎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为‘古史辨’派某事某书的论断‘过头’，而对疑古这一宗旨大加怀疑。”“顾氏关于古史观念上的‘四个打破’（打破民族处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不仅有许多史学前贤（如傅斯年、蒙文通、徐仲舒、吕思勉、杨宽、缪凤林等等）关于民族起源史方面的建设性研究成果作支撑，而且也绝不会因今日众多考古新发现而显得过时。相反，新的考古发现正不断地证明这种判断富有远见和锐气。” 针对“断代工程”试图证明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这点，王和于2002年7月2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何必强求五千年》一文，指出：“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中华文明具有 5000年的悠久历史’，其实在学术上是无法证明的。”因为，“文明时代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即使以夏朝的建立作为文明时代的开端，那么由夏至今也只有4000年的文明史，之前的‘三皇五帝’等传说时代显然只能归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划不到文明时代之中去”。“至于文明的时间究竟有多长，那是一个纯粹学术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去探讨就行了，不必也不应有任何先设的目的”。 2005年2月25日、3月4日，《中国文物报》的《遗产周刊》连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的长文《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徐文赞同张忠培关于“考古学局限性”意见，认为“古学家必须保持理智头脑，不要去作那些违反考古学常规徒劳无益的事情”。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上批评零散而不显眼，和声势浩大的“走出疑古”相比，显得相当微弱。特别是对风行十数年的“走出疑古”及其所竭力否定的“疑古”的内涵和来龙去脉，一直没有很系统的学术分析和解剖。应该说，面对“疑古”和“走出疑古”这样一个世纪性纠结纷争，在今天特别需要一种冷静和理智，抛开成见，摒弃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论战”模式，秉承学术自由的精神，以宽容的胸襟和对学术高度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以学论学，使中国学术界摆脱每每以激烈“论战”始，以不了了之终的恶性循环，从此能够健康发展。在此方面，学术期刊肩负着特别重要的使命。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一些学术刊物注意及此。久负盛名的《文史哲》，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据说并征求了李学勤先生的意见，于2005年第2期创设《疑古与释古》专栏，至今已开办3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第2期首发杨春梅的近4万字长文《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对“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内涵和来龙去脉、所发生的影响及其利弊得失等问题予以全面系统地分析总结，并将“走出疑古”置于现代学术的框架中进行评价，论者以为“有先立乎其大者的感觉”。其中几处揭示，如李学勤“走出疑古”的学术旨趣、“释古”的内涵等等，目光敏锐，分析到位，发人所未发。栏目“特约评论人”称“这是一篇凝结着对古典学命运忧思的呕心沥血之作”，指出作者在文末提出的“科学无穷证据有穷”问题“足以让学界警醒”，认为“有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许多关键问题的解决，非证据所能为力，别说证据有限，就是证据无限，证据本身所能够说明的问题也自有其边界和限度”。 第3期发表张富祥的《“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 ”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其中对“工程”的“研究理路”和“泛科学论证”的弊端进行检讨和反思，认为当下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第4期发表西山尚志对日本著名汉学家池田知久的访谈，题为《出土资料研究同样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池田知久访谈录》。访谈中，池田教授结合中国及日本古典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就古史辨派的学术理路与学术成就、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与研究方法等给予了比较系统的评定和论说。他特别强调三点：“第一，出土资料不可能成为否定疑古思想的理由，考古发现只会修正若干古史辨派的结论，而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其科学基础。第二，从根本上讲，‘疑古’并不只是某一时代的产物，也不只是一时的思潮，而是一种贯通古今、不分国别的科学精神。出土资料研究也完全需要疑古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第三，我们现在所做的出土资料研究其实也是疑古派所做工作的一部分，是他们的工作在新时代的延伸。我们必须沿着古史辨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这些评论，对澄清人们对“疑古”的误解显然有积极意义。 另外，据了解，《文史哲》杂志还将在近期推出下列文章：《“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一个流行了80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以及《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等。相信这批文章也一定会引起更多的关注，从而使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走向深入。 “走出疑古时代” 顾颉刚充满自信的学术遗言和余英时所作的盖棺论定性的高度评价，并不意味着新一轮否定疑古的思潮的不再涌动，包含着李学勤“对中国古代文明几个重要问题的见解”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在顾氏去世后第二年即已写出。 1992年，李学勤发表了《走出疑古时代》这篇号角性的著名演讲，可谓恰逢其时。该文“编者按”强调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1995年，李学勤将相关论文集为一书，《走出疑古时代》被作为导论置于书首，并即以此为全书题名。1997年，此书再出修订版，流传颇广。伴随作者频繁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及其相关著述的广泛传播，“走出疑古时代”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学术界和思想界。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李学勤为“重写学术史”到处呼吁奔走，特别推崇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并用“疑古”和“重建”两条线索来“续写”20世纪古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在其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中，“古史重建”一线以王国维“古史新证”始，以他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终，百年史学正统卓然而立。与此同时，一些支持和追随李学勤“走出疑古”的学者从不同角度阐发和完善“走出疑古”思想，并把李学勤含蓄的意向明朗化了，这个意向即是认为“古书的记载基本可信”，“传统古史学是大致可靠的，是古史研究的基础，不可轻易怀疑”。 “走出疑古时代”口号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酝酿，到90年代初正式提出，再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践，其间支持者众，附和叫好之声响，以“走出疑古”的思路撰写的论著不断出版，波澜所及，至于历史、哲学、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众多领域。当然，任何一个思潮都不会只有支持者而没有反对者。作为一个特殊的思潮，“走出疑古”同样受到世人的批评质疑。但就内陆而言，在“走出疑古”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私下议论的多，见诸公开探讨的少，专门系统的批评更不多见。 “古史辨”及“疑古”思潮 说到“古史辨”，当然是一个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的话题，它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所掀起的巨大波澜，迄今无论怎样评说都不为过。——就其学术史意义来说，“古史辨”运动发生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大关节上，并且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就其本身所聚焦的“上古史”来说，从顾颉刚先生提出的“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古史大讨论，到唯物主义史学家共同关注的“原始社会”问题，再到世纪末声势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不论其间形式如何转换，几乎一直未曾离开过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顾颉刚“层累说”自始便在当日知识界激起强烈反响，并获得了学界先进们的高度赞誉，就连胡适当时也毫无保留地说，这“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正是借由这个命题以及这册毁誉参半的出版物，中国史学才得以迈入了现代的殿堂。就此，余英时曾有过盖棺论定的评述。他认为，“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颉刚的‘累层构成说’的确建立了库恩（Thomas ）所谓的新‘典范’（Paradigm）,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Puzzle-Solving)的新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 ”“顾先生尽管在辨伪与考证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层构成说’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其贡献是长久而不可磨灭的”，“无论当时史观如何不同的人都无法不承认它在史学上所占据的中心位置”。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时至晚年，顾先生一直潜心致力于《尚书》研究，也一直坚守着自早年以来形成的学术立场。在1979至1980年间写成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顾先生再次较为扼要地回顾和评价了自己从事古史研究及汇编《古史辨》的历程，同时又极为自信地宣称：“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 ’。”这篇文章为他毕生的学术事业划下了一个句号，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他的“学术遗言”，而其中的裁断则充分昭示着，考辨古史的事业不仅远远没有结束，甚至仍将处于激烈的争执之中。 |
|
|
来自： 昵称13578387 >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