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初，我应朱维群、朱卫卫夫妇之邀到北京昌平赏秋。一行人沿山路缓行，两旁树上半红半绿的枣子时不时碰着头顶。我问维群大哥和卫卫大姐，我退休以后做什么好？朱维群沉思良久说道：“我看你还是搞红色文化吧，共产党就留下这么点好东西，千万别弄丢了！”卫卫大姐连声称赞：“这主意不错！” 我就这样开始了写作。 我在写《人在岔路口》时，遇到了挑战——怎样写历史？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怎样认识共产党人犯过的错误。由于一个人在历史中闷走太深，我一度无法释然，曾咄咄逼人地向金一南发问。他那封深夜里发出的长长邮件让我如醍醐灌顶。此前，还未有人像金一南这样告诉我，只有后退一步方能看透历史。 我曾苦于灵感的飘忽，“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天边”。然而，灵感的基石是史实。为了弄清红二、六军团的军史细节，我可以随时向上海图书馆参考馆员祝淳翔，红二军团后代杨晓哲，以及我的大弟刘江海咨询。我们之间基于信任已经形成默契——他们帮助我剥开伪像、了解真相。我的小文章就这样冲出了瓶颈，每月一篇，周而复始地写下去了。 一次，我的女儿无意中看到《父亲的渡口》，回家与我谈及。我问她感觉如何。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柔和，耐琢磨，这样的‘小清新’如今不多见，妈妈加油！”这让我幸福得一塌糊涂。 写了一年多，直到完成了12篇小文章，并把它们攒到一起的时候才明白，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干什么？这些老掉牙的问题竟是亘古不变的时代追问，需要一代又一代地问下去，才明白信仰是一个最不容置疑，也是最说不清楚的问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追寻。正因为说不清楚，所以更得说。 如果人民没有信仰，官员没有底线，社会将依托什么而存在？国家将走向何方？每一个人又何谈梦圆？信仰到底是什么？是功名？是偶像？抑或是对于成功的预期？ 12篇小文章里的故事告诉我们，信仰就是求索真理、诠释人性，就是激发高远的情怀。人活着，就是用一生去追求真理、宣示人性，就是用情怀激发的力量维系社会，维系人类自己。 基督教信仰上帝，伊斯兰教信奉真主，佛教修度众生。20世纪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集体信仰是人民。30万红军官兵，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仅在一点上与众不同——他们能够为信仰牺牲自己。他们的信仰真实、朴素、博大，占领了信仰的制高点，所以他们的人性和情怀才能被我们记住。 我们总不能因为他们的身影已经远去，就恣意数典忘祖吧？ 我们总不能一手抓改革开放，另一手扇自己的嘴巴，还没等别人把你怎么样，先把自己扇走了样吧？ 我们总不能把纽约当成井冈山，或者延安，把13亿中国人都换肤换血，改造成美国人吧？ 罗曼·罗兰曾告诫善良的人们：“以死来鄙薄自己，出卖自己，否定自己的信仰，是世间最大的刑罚，最大的罪过。宁可受尽世间的痛苦和灾难，也千万不要走到这个地步。” 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动摇的人，是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可怜，没有信仰的人群可悲。 希望我的小文章能够给人以希望，以引起人们对于信仰的一份好奇，对于踏着前辈的足迹，去追寻信仰的一份勇气。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信仰的追问》一书，作者为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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