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在线消息 黄海岸边，烟台山下，曾经聚集了无数西方列强的洋行、船社，也留下了众多民族工商业的遗存。烟台开埠之后，民族工商业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积极筹资开店办厂。一时间，华人工厂和商号店铺多达1600多家，在洋行集中的地方，与外国商家展开门对门的竞争。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朝阳街周围的较有影响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已多达数十家，并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实力。1931年，工业总资本达459.6万元，1933年增至524.45万元。 潮涨潮落，铅华洗尽。如今，政记轮船公司、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宝时造钟厂、生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这一连串的名字，多数已成为烟台的记忆，即使时针倒转，也回不去成为历史的年代，只剩下凝固的楼房，把消失的辉煌镶嵌在记忆的深处。  张裕公司的拱形老门楼
传奇大酒窖 述说张裕百年辉煌 公元2007年1月12日，一个普通的冬日。我们站在芝罘区解放路北首的海关大厦门前，距大海不足百米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原址。 现在，这里已是游人如织的酒文化博物馆景区。 开阔的酒文化广场有一种历史沉淀下来的安宁和静谧。古色古香的老门楼、古朴典雅的清式照壁、早期地下金库、百年橡木桶等散发出浓厚的旧日气息，让人顿生时空回溯的错觉和感慨。 拱形的老门楼坐北朝南，掩映在两棵高大粗壮、枝繁叶茂的法桐下。这是一幢中西合璧、别具一格的建筑，西式叠柱大门，门头上方书有“张裕酿酒公司”六个苍劲的大字，门内正中对着的是一座筒瓦覆顶的清式照壁，照壁上的双麒麟浮雕跃然如生，透着祥瑞之气。 广场东侧，葱笼的绿地上，伫立着张裕创始人张弼士先生的铜像。张弼士，广东大埔人。早年下南洋当学徒，后来涉足商界，遂成为当地华侨首富。1892年，他到烟台考察后，购地建起葡萄种植园，独资创办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开中国民族葡萄酒酿造业之先河。其当初投资300万两白银创立的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葡萄酒生产企业。 在一种敬仰与缅怀中，走进张裕酒文化博物馆，珍贵的老照片、古老的制酒工具、泥人演示的早期酿酒场景，无声地诉说着悠远的历史。 博物馆地下，便是著名的张裕大酒窖。这座亚洲最古老的大酒窖深入地下7米，低于海平面1米，距海岸线不足百米，至今无渗漏，被誉为中外建筑史上的奇迹。据介绍，大酒窖从1894年破土动工，因为土层为沙质，开工不久即因渗水而坍塌。后来全部采用钢铁构件重建，但地下潮湿使钢铁部件锈蚀严重。逢连天暴雨便有海水大量灌入，再度坍塌。面对连接失败，建造者经过集思广益，最后采用中西结合的办法，在顶部运用石头发碹结构，墙壁用石块加水泥砌成，墙体内再以碎砖、沙石填充，使窖体异常坚固。如此先后改建3次，历时11年，于1905年竣工。  政记轮船公司旧址
“政记”办公楼捕捉昔日“船王”旧影
中国早期的著名航运实业家虞洽卿曾说：“重庆民生公司、北方政记轮船公司、上海三北公司为中国三大民营航业。” 芝罘区广东街，静谧的海滨一隅，一座中西合璧的老式二层建筑，便是政记轮船公司的旧址。 1905年2月，文登籍的张本政、张本才兄弟，购进和租用10艘日本轮船，在烟台山下创建了“政记轮船公司”。 烟台是中国民族航运业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商埠之一。1901年，烟台华商创建了山东最早的航运企业“顺义”船行，置船5艘，主要经营烟台至安东、大连、营口、天津、海参崴等航线。到20世纪30年代初，烟台相继聚集大小航运企业近20家，但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政记轮船公司，其资金实力占到了烟台航运企业总额的半壁江山。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国航运势力在烟台急剧扩张，一度处于垄断地位，严重制约了民族航运业的发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交战国无暇东顾，给烟台民族航运业发展提供了机遇。此时政记轮船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范围越来越广，不但建立起同日本、朝鲜的远洋固定航线，还开辟了香港、西贡、曼谷、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航线。时运费飞涨，使政记轮船公司收入猛增，成为中国北方航运巨头。 1920年，政记轮船公司改组为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在烟台港设专用“CK”标志船旗。改组时结算反映，自1905年—1920年，政记轮船公司共“净得余利大洋500万元”。据《交通史·航政编》第二章“政记公司”条目记载：在这些年中，政记公司不仅在安东、大连、天津、龙口、青岛、上海等地设立分部，大力发展航运，而且还以认购股票的形式进行横向投资，如烟台电业、金融业，都有“政记公司”的大量股票额。 改组后，政记公司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25年，有船25艘。1931年达到32艘，总计60000多吨位，拥有船员1500多人，航运范围遍布全国沿海。“规模之大，仅次于招商局和三北集团” （招商局史学研究会：《1927—1937年的中国轮船航运业》）。 号称“北方航运巨霸”和“船王”的政记轮船公司，如今已消失60多年，但尚存的公司办公楼旧址，依旧矗立在烟台山下的瑟瑟海风之中，风貌依旧却风光不再。  宝时造钟厂旧址
宝时造钟厂老烟台时针滴答作响
走近芝罘区朝阳街上一栋坐东向西的砖木混合结构三层楼房，屋檐下丰富的欧式古典图案线角装饰以及英美提拉式窗户，无不显耀着当年宝时造钟厂的气派。这座始建于1934年的老楼，像一袭滴答作响的老钟，述说着烟台民族造钟业的昨天。 宝时造钟厂是中国造钟工业的先驱。1915年，民族实业家李东山出资25000银元，购置德国设备，在烟台朝阳街开办了宝时造钟厂，专门生产座、挂式摆钟，注册商标“宝”字，成为我国机械制钟的发端。 建厂后，经过3年的生产准备，1918年试制出第一批摆钟。上世纪20年代末，钟厂抓住国内兴起抵制日货运动的时机，打出“国货精品”旗号，压低售价，承诺“永远保修”，与长期盘踞中国市场的日本摆钟相竞争，赢得了民心和市场，最终将日本摆钟挤出东北和山东市场。 1931年，宝时造钟厂与李东山开办的德顺兴五金行合并，成立德顺兴造钟厂。当年钟厂职工最多时超过500人，年产摆钟55000只。1927年至1933年，由宝时钟厂分离出的制钟技术人员又先后在烟台开办了永康造钟公司、盛利造钟厂、永业造钟厂、慈业造钟厂。1934年烟台制钟业鼎盛时，5家钟厂从业人员达2000多人，共生产摆钟和闹钟16万只。烟台摆钟行销国内各大商埠，并出口到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地区，屡屡在国货展览会上获奖。自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烟台的制钟技术人员先后到天津、青岛、沈阳、丹东、上海、北京等地创办新的钟厂，对中国造钟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宝时”—“德顺兴”的兴盛，成为当时实业界关注的热点。1931年10月山东省政府实业厅编印《山东工商报告》中记载：宝时造钟厂“设于烟台朝阳街源森巷……经理李东山，股东李西川李五卿等”。1933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的《上海之机制工业》一书写道：“国内用机器制造时钟者，当以山东之德顺兴造钟工厂为最早而最大……出品精良，极为国人所乐用。”1934年12月，由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的《中国实业志》第八编中记述：“我国制造时钟厂极少，所有者大半集中于山东之烟台，烟台朝阳街朝阳胡同之宝时厂，为我国造钟业空前之第一家”。 1998年，中国钟表协会理事长吉勤之提出在烟台建立中国钟表博物馆的构想，缘起就是因为烟台是中国现代钟表工业的发祥地和新中国钟表工业生产基地之一，烟台钟表工业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民族钟表工业的缩影。 本报记者 权立通 报道/供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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