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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肥造肥
大跃进开始的时候，一味地扩大土地种植面积，缺乏肥料的问题便随之产生。 “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还有点清醒，于是，动员令下，掀起了积肥造肥的运动。 “全民”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把自家的房前屋后、公共场所藏污纳垢的地方，来一个彻底的大清扫。接着，挖阴沟、淘阳沟，铲千脚泥，有的地方硬是做到了刮地盈尺。人们把挖掘起来的污泥黑土统统地弄到公路上集中，沿着公路的两边倾倒，堆积得宛如两道黑色长城。那些日子，不管城乡、到处都可以看到男女老少们在认真努力地挖、刮、扫、运。公路上是“小扁担，三尺三，一篓篓肥料挑在肩”。农民们赶场不能在街上逗留。集日的上午不到十点钟，就有人敲起铜锣，放开嗓子沿街喊叫： “今奉公社党委指示，现在是非常时期，所有农民不准在街上逗留，赶紧回家搞生产。如有不听者，挡在街上挑肥料！” 那可真是热火朝天！正在街上写标语的我，不由得诗兴大发，当场诌上几句： “跃进号角响城乡，千家万户积肥忙。清除粪便不怕臭，打扫垃圾岂嫌脏！家中控挖掉三层土，户外扒成一片光。喜看庄稼营养足，何愁粮食不满仓。” 然而，我未免高兴得有些过早！庄稼要的肥料应该是源源不断地供应，一阵风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公路上堆积的肥料看起来虽然不少，可是需要肥料的地方确实太多
，群众积肥运动不可能长期地搞下去。而且，社员们施用起来也不认真，不能也不愿把它们搬到远处，只图撒得快，就近几下子撒完了事。只可怜那些离公路较远的偏僻地方，那些可怜兮兮生长着的庄稼对于肥料，简直是望眼欲穿！ 公社化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大量生产化肥，农民种庄稼主要靠的是天然肥料，那就是人畜粪，草木灰。以前，农民单家独户，肥料欠缺，自己就晓得铲草皮，烧垃圾，叫娃娃们提个鸳兜在山上转，去拣牛马狗的粪便。合作化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孩子再愿意当“狗屎娃”。唯一的、可行的办法就是养猪。伙食团成立，猪集中到了一起，虽然猪圈砌得老大，猪儿养得老多，饲养员也精挑细选，要那种根红苗正，热爱集体、责任心强的人来担任。可是，却看不到有几个人肯花心思来进行饲料的精粗配搭，更看不到有谁半夜起来端潲瓢。后来，粮食欠缺，饲料出现困难，人们还发明了在猪圈上面盖厕所，人在上面屙，猪在下面吃。这些人也没仔细地想一想，人都缺少营养，猪吃人的残渣余孽还有什么营养可言，而人粪化成猪粪，又减少了一道肥源。别看猪们呆头呆脑，饲养员没有尽心尽力，它们也知道抗议，那就是不肯长膘，以致于越到公社化的后来猪越少，而且一只只“筋强骨壮，面目清癯”。 肥料在不断地告急，庄稼缩在土地上不肯伸腰抬头。干部们看见情况越来越严重，担心实现不了自己在“三级干部会”上提出的指标，不得不另辟蹊径，发动大家造肥。 找野草，沤绿肥。妇女同志和孩子们背起背兜，上得山头，见了青草，扯！见了野藤，抓！见了树叶， 捋 ！到了后来，竟然把竹枝也当作肥料——因为它是绿的！我的母亲当时也是造肥大军的一员，每天早出晚归，把那将烂未烂，霉臭气薰人的“绿肥”挑到庄稼地里，撒到禾苗脚下，再用泥土掩埋，手脚上长满了肥水泡。寒冬腊月，她和其他女社员一起，扳倒竹子，用镰刀削下竹枝，挽成把，再背到冬水田里，踩进烂泥巴，一个个面白唇乌，三十二颗牙齿捉对儿厮打地完成任务。 到了第二年， 使 牛匠天天抱怨，说犁田时在田里牛走不动，人被绊得扑爬礼拜；插秧的社员则恶骂连声，说一不小心，就被刺得鲜血长流。而插下的秧苗却仍然是一副面黄肌瘦的样子。 大跃进提倡敢想敢干，“新事物”层出不穷。不知道是什么人发现断砖烂瓦里含有无机盐。学生要支援农业，我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到处搜求瓦砾。大担小挑地运来堆在校园中，男女同学坐在一起，用锤子把它们砸成粉末，再运到庄稼地里撒施。后来，又听说普通的泥土经过烟薰就可以变肥，这个就地取材的方法立即得到普遍推广。大家在田地里挖起大块的泥巴，把它们堆成空心的堆，并在堆里烧起柴草，一时间，田野里泥堆遍布，烟雾弥漫，那情景真有点象《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江边摆的“八阵图”！ 堆成容易散开难，因为播种时要把土地整平，社员们费了力不说，又看见烧过烟的泥土并没有肥效可言，暗地里把所谓“科学家”们骂得狗血喷头。 再后来，不知道是谁又有了更加重大的发现，说是老墙泥有很高的肥力。那老墙根部有时确实会析出一种白色的结晶，农民们把它叫做硝，也亲眼看到过在房屋坍塌后的废墟上不管种什么都长得特别茂盛。于是干部们就打起了老房子的主意。在中国，农民的房屋基本上都是土墙，也确实都有一段悠长的历史，对于“老”字当之无愧。可是要取得墙泥，必须先使房屋倒塌。有些房屋看起来尽管颓败不堪，摇摇欲坠，但它们毕竟能够遮风挡雨，而长期在它的庇荫之下居住的农民对它也有一定的感情。怎么办呢？大跃进掀起了“摧枯拉朽”的狂飚，那就借助狂飚的力量！“决定因素”们通过研究，采取了先易后难的办法，先
“捏软柿子”——拿五类分子的房屋开刀；五类分子的房屋大部分将坍未坍，合符要求。在我所在的生产队，第一个对象就考虑我家，因为掀我家房子的时机非常有利：我在学校读书，成天东奔西跑地搞宣传；父亲在天螺山煤矿井下扯水；二北在古宋为铁水奔流作贡献；母亲在大兵团打游击战；家中只有屁事不懂的四弟、五妹和六弟。队长趁着这机会把弟妹们诓到会计家的烂牛栏里，只给抬去两张床，再叫上几十个社员迅速地把我家的房子推倒，檩子、桷子、家具、门板全部搬到伙食团去喂“黑鼻子牛”，再叫上一群妇女三下五除二地把墙泥运到田地里散开，使得我们一家七口人的栖身之所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拆掉一家人的房子顶不了多少事，就接二连三，把“地主之家”拆完；然后，目标又转向贫下中农。有些贫下中农由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住的房子已经岌岌可危，但他们就是不愿意搬家，不愿意拆掉。干部们拿出攻克碉堡的精神，尽力向他们做宣传说服的工作。首先，说是政府怎样同情他们，要让他们尽快改变贫穷的面貌，紧跟着又把修建集体农庄的事儿吹得神乎其神，好象盖房子不用吹灰之力，说什么它就是伙食团的下一步。好像马上就会“红砖青瓦、高楼大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农民们讲究现实，“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任干部们吹得天花乱坠，他们却不为所动。 然而，那是什么时候！脚肚子终究拗不过大腿！一间间的草房、破瓦房陆续地被掀翻，变作了肥料。不过，贫下中农毕竟是贫下中农，他们的居住得到了比我们一家好得多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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