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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视觉处理的客观世界，形成了符号，图画，其“象形”的根本特点是视觉对“被观察对象”的主观描摹和仿造。它的最纯粹形式从岩画和甲骨的刻画，发育成两路，一路在中国就是符和图，一路就是逐步成熟的书写符号“汉字”。符和图继续沿着视觉的处理渠道，通过眼睛的观察和大脑加工，在二维空间向上下左右的展开，把信息单位叠加，罗列，排比，或是在某一方面延伸。成为图饰，成为绘画，成为书法。这种视觉创造，是人的五种感官的创造之一种。 语言是另一种信息处理方式。它是人类以可能发出的各种声音来指认客观世界，即所谓的“强名之”。这种指认，依靠耳朵的听觉，通过遗传和传播，变成语言体系，就有了独立的形态。在西方，是用拼音符号体系来标记音形，“抓住了音，就抓住了意”。它一方面创造了“音，声，语， 言”，并创造了纯音乐。纯音乐是不能用眼睛来看的。它必须借助乐器的造音功能变成听觉信息。听觉是最初创造文明的主要手段。古代的盲人学者就是一例。宫廷也雇佣盲人来传递人类文明，古代西方有盲人荷马和以他命名的史诗。东方的瞽师就是靠听觉记录和传播文明的人。瞽就是一个由“鼓”加“目”组成的谐音字。它所指示的就是以耳代目的人。这个发音是“原有”的“鼓”是“音符”的借用为音符。也一定是“鼓声”的“模拟字”。 在汉语是通过“有形体外观”的“象形符号”（字） 来标示发音，这就是汉字中最初形和音为一体的“象形”字，演变成“音符字”的过程，这些象形字的初形是以蜕变为偏旁的方式，继续起到字形保留“意义”的功能，也就是“会意”，“指事”。裹在单一字的形状里的音，被解放出来，成了“假借”的手段。再把假借的字'赋予’偏旁，以识别同音字的“意义”区别。这样就造出了大量的“谐音”字。 试举例：且是个象形字，有学者说是男人阴茎的象形，有人说是祖先的牌位的象征，有人说是石头的代表。有人说是“几”的原型，是古代陈放祭祀用的陈牲具（具和且应该是同一个意思的两个写法吧）。（读如句）后来被假借来指祖先，祖字就是为了这个功能加了一个示部首，指事。与这个“且”字有形体联系的还有组，租，阻，俎，诅，唨，菹，用 不同的偏旁来表示意义，但是“且”加“示”组成的“祖”字是被当成原有意思的引申符。“且”还被当成音符如在租，阻，组，阻等字中，就是音符。“且”字本身有几种发音：且（句），且（切）。 且的韵母“ｕ”的发音会转为“Ｕ”的发音，ｕ和Ｕ的发音互通，应该是方言地域区别，而不是时间先后的“古”音和“今”音的区别。且读如“句”，是南方的发音。普通话现在很少读“Ｕ”（于）。且字后来成为谐音字的发音符号，制造了大量的同音异体异议字。也是汉字如此众多的一个现象的解释。“一个音块”（发音），就象一个多产的“母亲” ，可以“克隆”数个同音的“表亲”，是汉字依“声”造字的多产行为。 有的学者不认同汉字的标音功能。如周祖谟（1957）年指出，汉字本身不能直接表音，即使形声字也不能把语音完全明确地表现出来。他举例： 居，固，苦，胡，不都读“古”； 格，客，路。洛不都读各； 功，空，项，江不都读工。 我自己认为，汉字作为表音符号是非常不方便的。其原音就是“字”是一个“音块”，不是可以简约为“单一音素”的符号。例如英语中的拼音符，只有26个，它们代表了“纯音素”的组合。如周的举例。第一组字的“古”。从最宽泛的角度说，“古”是在“字音块”中作“音符”的，按普通话的读法， 这个音符“声母ｇ”，加上“韵母ｕ”。但是“古”字在不同的方言里的读法是不是统一的呢。古在这些字中是声母的指示？还是韵母的指示？还是字音块的“声调”的指示？这些在不同的方言区的亚语言环境中都不是“标准统一”的。因而不能说在居，固，苦，胡的字符中，古，作为这几个字的音标部分，没有起到了表音的作用。但是由于“汉字音块”的自身的不“纯粹”的音标能力，和不能统一作为方言的不同发音的共同标示，在上面的例子里，作为音符出现的“部件”都没有能达到“完美单一，排他”的标音作用。古只是近似地表示了由“古”这个“字音块”所建立的“音丛”如“ｇｕ ，ｋｕ ，ｈｕ ，ｊｕ ’应说在“ｕ”的韵母上，“古”代表了两种发音“ｕ”和 “Ｕ（读如于）这两个韵母，而在声母方面，古又代表了“ｇ，ｋ，ｈ，ｊ＂四个声母。这个既指示声母，又指示韵母的“字音块”式的“表音”方式，不仅有不同的“韵母”，也有四个不同的“声母”，还有没表出的字的调式。让一个“古”字音块来指示四个不同的声母，两个不同的韵母和不同的字调，这就显示出汉字的“单字”作为“标音符号”的“歧义倍出”的可能性了。这是一种很不完美的，使用了几千年的，但是却有着巨大的自生能力的“造字功能”的表形，表意，表音的共生体符号体系，也是长时间作为唯一读音”的一种“汉字”的“表音”的“手段”，并作为新字，新概念的“指示符号”的“滋生方式”，大量地创造了许多“字”，也浪费了许多学者的脑力来解决不同地区曾在历史上使用过的不同声音的“统一标示”的难题。直到西方罗马字母的引进，纯音符字母的出现，才从根本上把给汉字统一注音的难题给解决了。 这是因为拼音的纯粹音符的特点。音符本身没有任何“意”和“形”的信息。没有任何“视觉信息”。 现代人读古人的诗经，读不顺，学者们也把诗经代表的'韵脚’称为“古音”。其实我不认为有什么“古音”。当时的音是古代人的发音，但这个音作为文化符号体系是十分“稳定”的保持在现代人的方言中。在过去百分之九十九人民是文盲的国度，汉字的传播功能是“精英”集团的“符号”，普通老百姓肯定是依靠相对稳定不变的地方话来形成亚文化共同体的。 不同地区的方言就是当地的“官话”，直到有了秦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秦始皇的野心也仅仅是“书同文“，而没有说“语同音”。其原因就是方言和乡音是与生俱来的，是受当地文化的大环境“强行制约”的。当地的人民的发音习惯不是新上台的统治者可以轻易改造的。能被改造的是官方语言。过去称雅言，现在称普通话。现在香港的官方代表对中国大陆喊话，都用行腔很“努力”的“普通话”，而不是用“粤语”。过去中国国家领导人都说方言，毛是湖南话，就是不怎么改乡音的。现在的领导人都能说标准的“普通话”，不能设想在招待国际贵宾的场合，突然冒出“河南口音”的“官话”。现在连地方台的广播都普通话化了。方言作为一种艺术保留在各地方的特色文艺形式中，和普通人的口音中。在北京的地铁乘车就可以听到大量的方言，依然有“诗经”里用的“韵脚”。语言的同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强势经济实体的文化“浸润”，世界语言历史上拉丁语，英语，法语，汉语的普及都是如此。 各地人的发音有其特色，有的民族不会发小舌音，有的民族不咬舌头。在美国教中文，有一句英文： ｒｉｃｅ ｇｒｏｗ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让中国的南方人和日本人来读， “Ｒ”的卷舌很难做到，最后这个句子里的“Ｒ”都给换成了“L”，句子读成了“lice glows around the liver”。前句是沿河边长着稻子。后一句：围绕着肝,闪亮着虱子。 不管如何教育，习惯发音的“固疾”是很难改掉的。这就是“笑话”的“原料”。英语中用“发音”的“误差”编笑话就叫“pun”，表示一音两意，或近音歧义都是让人捧腹的好笑料。 到美国的中国人都有过此“辉煌时刻”。 举例： 一女生在咖啡馆打工，热心，见到一老外忘了一瓶“可乐”，就激动地用不标准的英文打呼“你的cock”，“你的cock”。众人笑倒。美音的“可乐”要读如“扣可”不能读成“尻(Kao 第一声）可”。尻可就是男人的“老弟”但不一定“小”。 又一女生说“林肯解放奴隶”（Lincohn freed the slaves ) 把此句中的freed, 读成“fleed” ，逃离。很有趣。 南方人对发出“fr ”“br ”的“音形”很困难，都读成“fl，bl ”。可见这一定是“古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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