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是茶具之一种，它的兴起和发展主要是茶文化和宜兴陶瓷业发展与变迁的结果。同理，紫砂壶的对外传播也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茶文化自明代开始的不断对外输出;二是中外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具体分析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随着茶叶的出口而向欧洲的输入;二是自明末清初日本煎茶道兴起到清代晚期达到高峰的向日本的输入;三是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四是晚清、民国时期通过博览会对欧美的宣传营销;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向香港、台湾地区的输入。以下分论之。 一、早期向欧洲的传播著名茶学家陈椽教授在其名著《茶业通史》中论及欧洲国家开始饮茶时说： “16世纪初期，葡萄牙侵入我国，欧洲人开始学习饮茶……自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船队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绿茶、1610年转运欧洲，开欧洲饮茶风气后，中国茶叶不断地输往欧洲各国……1650年，饮茶风气传到英国咖啡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是西方人来东方运载茶叶的最早记录，也是中国茶叶正式输入欧洲的开始。此后贸易额不断提高，据《茶业通史》记载，“至崇祯十年(1637)一月二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巴达维亚总督的信说：‘自从人们渐多饮用茶叶后，余等均望各船能多载中国及日本茶叶运到欧洲。’当时茶叶已成为欧洲的正式商品。”到乾隆年间，茶叶已在对荷兰的商品输出中占据主要地位。此后，英国逐渐取代荷兰，至道光年间，茶叶又成了英国从广州运出商品的最大宗，并至光绪十九年之前(1893)，英国一直为运销中国茶叶最多的国家，通过英国，茶叶被转运至欧洲其他国家。 如此长期而大规模的茶叶输入，使中国的茶文化在欧洲蔓延。而从晚明到清中、前期也正是紫砂壶兴盛、繁荣的最佳时期。随着茶叶的输入，茶具输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尤其早期出口的武夷茶的冲泡正需以紫砂壶或潮汕手拉胚壶为主的茶具。因此，美国著名茶学专家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就明确记载了这段历史事实，他在第四十九章《茶具的发展》中说：“早在16世纪，江苏宜兴的茶壶就已声名显赫。欧洲人用葡萄牙字Boccarro(大口)称谓它(Boccarro Teapots)。这种壶与茶叶同时传入欧洲，成为欧洲最初茶壶的样板。”从他的这段话里可以明确两点：一是根据欧洲人对紫砂壶的葡萄牙语称谓可以确定紫砂壶是葡萄牙人早在16世纪前后随茶叶一起带去欧洲的。《茶叶全书》中附有欧洲紫砂壶海报一张，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图上所呈现的是紫砂壶中筋囊器和花器。二是，紫砂壶传入欧洲后成为欧洲茶壶的样板，对欧洲茶具的设计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点后面会有详细论述。 上文指出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中期，即明代万历、崇祯至清代乾隆年间，是中国茶叶销往荷兰的黄金时期，也是宜兴紫砂壶销往欧洲的重要开始，甚至可以说是宜兴紫砂壶走出国门的第一步。宋伯胤、吴光荣等编著的《紫砂品鉴与收藏》一书收录了早期紫砂外销的重要资料：乐宾纳在《宜兴陶艺西渐》一文里说：“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为数约1635件的茶壶在1680年运抵阿姆斯特丹，伏尔卡推测这批茶壶应是宜兴产品。”“登记簿中载录了1679年由漳州运抵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七箱朱泥壶，及次年由澳门出口的三百二十件花纹朱泥壶。”“同期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中也提及在1699年由拿骚号运抵伦敦的八十二件朱泥壶。”乐宾纳不仅从史料上找到外销欧洲紫砂壶的证据，而且还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藏于丹麦国立博物馆的一个双流茶壶，上饰以浮雕松、梅及图案，盖沿缀以麒麟及像以黄金边饰。这件茶壶可确定为在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载录的‘一个稀有的东印度泥壶，壶盖系上镀金链，四周镶有黄金边饰。’” 另有资料显示，在雍正、乾隆年间盛行一时的粉彩装饰紫砂壶也多销往国外，以满足国外买主的需要。这些史料不仅证实了紫砂壶在明末清初就随着茶叶贸易外销欧洲，而且早期以适合工夫茶法的朱泥小壶为主。由史料所记录的紫砂壶数量又可以推断，清初宜兴必有一段时间专门制作外销欧洲的朱泥壶，而且在装饰上已经采用贴花、浮雕、镶金等能够迎合欧洲审美观念的装饰工艺了。所以说历史上“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赞语并非过誉，陈鸣远所在的清朝前期，宜兴紫砂壶在欧洲的受宠可见一斑。 外销的宜兴紫砂壶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甚至有多个国家进行仿制。早在1667年(康熙六年)，荷兰德尔夫特已出现仿宜兴壶制品，著名的陶瓷大师兰伯特斯·克莱夫斯在1672年发现了仿制印度瓷器(即宜兴朱泥壶)的方法，后经过多年研究，制作仿宜兴壶技术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这就是著名的荷兰ARY.DE.MILDE奔马款仿宜兴壶。英国茶具的制造也始于1672年前后。据陈椽《茶业通史》记载：“富尔罕(Fulham)陶工知威特(John Dwight)模仿我国宜兴瓷的高火红色茶壶，造出英国最早的茶壶。”德国人也有仿制。1709年3月28日的一个纪念仪式中，德国人波格向其皇帝奥古斯塔斯大帝宣布了六项重要发明，其中包括仿宜兴的“红色瓷器”。在第二年春天的莱比锡博览会中，波格首次公开展示其伟大发明，当地报章中一段报道说：“有以下数类器皿出售，第一类是各式餐具，如壶、茶杯……一些作品泥色呈暗红色及鲜红，有些胎质坚硬而富于光泽，打磨工细，可与宝石相比……第五类是比较便宜的器具，有点像东印度的陶器(即宜兴陶器)，独特含蓄的外形却自成一格，看来比较像红蜡而不像泥，而且特别坚固耐用，如果加以修饰及打磨，直可媲美东印度陶器。”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欧洲荷兰、德国、英国仿制宜兴紫砂壶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这些壶泥质细润，流口、颈上、圆足多喜欢镶铜或镶金纹饰，有的还安装环形铜提梁。因黄铜、黄金光亮夺目，整器色调富丽，若再在壶腹上彩绘飞禽花卉或贴塑人物造型，则形态生动，色式俱佳。这些壶式即有宜兴紫砂壶的特点又初步具备了欧洲风格，是欧洲茶具史上重要的过渡类型。 正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18世纪初期，荷兰、德国和英国曾极力仿造中国宜兴的茶壶，小有成就。当时中国的造型极受欢迎，且尽力模仿，故在输入茶叶之初，中国饮茶的习俗依然保存，但其他方式并不是欧洲人想要的。”因此可以说，是在宜兴紫砂壶的基础上，欧洲人才开始走上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茶壶研制之路，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美茶具。 二、清代紫砂壶向日本的输出 日本抹茶道用不到紫砂壶，点茶所需的是釜、茶入、茶杓、茶碗等茶道具。 但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有着某种机缘巧合，紫砂壶对日本的输入就源于三个历史原因：其一，就在紫砂壶于明代中晚期兴盛之后，清朝初年一位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带去了明代饮茶的新风尚——瀹饮法，即直接在叶茶中注入沸水冲泡饮用。这种饮茶风尚和由宋代传入的点茶法而形成的抹茶道迥然不同，它直接导致了日本煎茶道的诞生。换言之，日本煎茶道乃是脱胎于中国明代的冲泡饮用法。故而冲泡饮用所需的紫砂壶的传入就水到渠成了。其二，除了隐元禅师，明末清初还有大批中国人为避战乱而奔赴日本，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不肯失节侍清的文人雅士。这些文人雅士必然带去了当时中国的饮茶风尚和饮茶用具，想必明末清初盛行一时的紫砂壶亦在其中。其三，又因中日贸易的繁荣，到了江户中晚期(约18世纪中后期，清代前期)，煎茶道已趋成熟，至江户末明治初(19世纪上半叶，清代中期)，煎茶道达到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并延续至19世纪末。这个繁荣而热烈的煎茶道盛行期，对紫砂壶的渴求是可想而知的。 据此可以说，日本煎茶道的发展历程也是紫砂壶逐步输入日本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紫砂壶备受推崇。日本著名学者、歌人兼小说家上田秋成的煎茶道名著《清风琐言》中即刊印了多个煎茶道所用茶壶，很显然受到紫砂壶的影响。再如明治间日人瓮江川田刚所撰紫砂名著《茗壶图录》之《序》就说：“近者煎茶盛行，人争购古器，相高以雅致。即如注春，亦黜银锡，专用泥沙。明制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而供陶时窑，(指供春、时大彬所制紫砂壶)徒尚其名，往往为黠商所瞒。”这段话不仅可以作为紫砂因煎茶道的兴起而传入日本的证据，更可以看出江户末年至明治初年，煎茶道繁荣期日本人抢购紫砂壶的热情和渴求。《茗壶图录》刊刻于明治九年(1876)，正是日本煎茶道的繁荣期，若再细看此书，会发现书中《自序》《叙》《序》《后序》以及内容，正全面展示了日本茶界收藏紫砂壶的真实状况。单从下卷所收录的二十三件紫砂壶作品的造型之丰富，品种之多样即可见当时紫砂壶收藏之热，其中点出名字的紫砂壶收藏家除了此书作者奥玄宝之外就有内田寒泉、中泽谷兰、太田兰畹、樋口趋古、北川云沼、小林寒松、林海仙、青木碧处、林半雨、松井钓古、藤堂询荛斋、野村素轩、木户松菊等十三人之多。他们的藏品艺术水平极高，有李仲芳、陈和之、许龙文、陈鸣远、杨彭年、符生等众多紫砂名家的作品。 我们可以从奥玄宝的紫砂鉴赏水平之高上判断，当时日本茶道界对紫砂壶的认知是极深的，理论水平普遍很高，这必然是以紫砂的普及和大量收藏为基础才能达到的。而这种普及和收藏不是短期内形成的，可以相信从清初煎茶道的形成期开始，宜兴紫砂壶就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了。《(江苏)陶瓷工业志·特种工艺陶瓷·陶艺名人选录》中记载道：“陈文伯、陈文居兄弟俩，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文伯号寄石山房……所制紫砂花盆，畅销日本，久而不衰。”虽然此处所记录的是紫砂花盆，但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在雍正、乾隆年间紫砂壶出口日本当不在少数。清人寂园叟在《陶雅》一书中也记录说：“葛明祥乃乾嘉时人，欧(子明)葛瓷釉色略相似，在灰墨蓝绿之间，厂人鄙之，以为溺壶色。日本人美之以为海鼠色且谓四时花光皆与之相宜。日本人重泥，均以有纹者贱，细如鱼子者为下，盖纹片细碎乃阳羡砂之上釉者，欧氏之所仿也，要不得以广窑目之。”这些记录都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宜兴陶器的推崇。日本人对宜兴紫砂壶的喜爱程度直到晚清、民国时期依然不减。《阳羡砂壶图考》的编者之一李景康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谈到民国时期我国艺术品流失的状况时说到：“晚近泰西酷嗜吾国艺术，书画瓷铜国粹所讬，而重价搜罗，精华垂尽，已堪惋惜。仅阳羡砂壶探讨未深，复为扶桑人士网罗以去，关怀国粹者不禁俶然忧之。”日本人的大肆收罗已经引起紫砂界的警惕，开始担心紫砂的传承与命运，想必那段时间流入日本的紫砂数量亦不在少数。 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也注意到了日本茶人对紫砂壶的喜爱。其在著作第四十九章《茶具的发展》特别指出：“日本人更喜爱宜兴茶壶。在日本，紫砂器被称作shu-dei，白陶被称作haku-dei;在日本茶艺人的茶具配置中，如果没有这两种颜色的茶具，则被认为不完备。”从这里可以看出，紫砂壶在日本茶道中的重要地位。威廉·乌克斯又说：“日本有一种陶器叫做‘万古烧’，就是完全仿造宜兴的陶器，但较为轻盈和粗糙。”可见，和宜兴紫砂壶传入欧洲并影响欧洲茶具制作的历史一样，紫砂壶同样在日本茶具制造业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日本陶艺家主动从紫砂壶上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有宜兴紫砂壶工艺师远赴日本传播紫砂壶的制作技艺。据宋伯胤先生主编《紫砂品鉴与收藏》一书介绍，当代制壶名家徐汉棠的曾外祖父邵云甫，是同治年间的紫砂高手，他曾赴日本制作陶艺品，颇负盛名。之后，光绪四年(1878，日本明治十一年)，也就是《茗壶图录》出版后两年，应日本常滑地区陶工鲤江高须邀请，宜兴紫砂名工金士恒和制壶高手吴阿根同往常滑，传授鲤江方寿、杉江寿门、伊奈长三等三人紫砂“打身筒”制法及陶刻装饰技法达半年之久，使得当地的朱泥技术更上一层楼，出现了小型精巧的作品，是日本制作宜兴风格的朱泥壶之始，也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常滑地区制陶工艺的水平，影响至今犹在。 三、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清代除顺治、康熙及雍正年间的部分年代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海禁，其余近两百年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 尤其对于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国家，甚至允许他们到除了广东之外的闽、浙、江海关贸易。据《道光厦门志》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1783)、五十一年(1786)，嘉庆十二年(1807)、十四年(1809)，西班牙的商人万利落、郎吗叮、郎安敦、郎万雷、郎棉一等，就从吕宋(菲律宾)运载大批东南亚特产到厦门贸易，然后从厦门运回包括土茶在内的十余种中国产品到吕宋，使厦门对外贸易进人极盛时期。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从福建、浙江、江苏沿海港口出海贸易的商船仍是不少。又据《皇朝政典类纂》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准“浙、闽各商携带土丝及二蚕湖丝往柔佛诸国贸易”。据统计，道光九年(1829)，到新加坡贸易的中国商船共9艘，其中从广州去的1艘，潮州去的2艘，上海去的2艘，厦门去的4艘，共载货47000担。道光十年(1830)从广东的潮州、海康、惠州、徐闻、江门、海南，福建的厦门、青城，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上海、苏州等地驶往日本、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里伯群岛、马六甲群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马来亚半岛、暹罗、安南、柬埔寨等地贸易的中国船只达到222艘。 在如此频繁的经贸往来中，茶叶以及泡茶所需尤其工夫茶法所需紫砂壶是出口商品的重要部分。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中分析的个中缘由是“侨销促进外销”，即华侨带动了中国茶叶和茶具在南洋的消费。华侨下南洋的历史要追溯到元灭南宋后，“一些宋朝遗民以及一些忍受不了异族压迫的爱国人士和劳动人民纷纷渡海到南洋各国谋生，茶叶也就随移民在南洋市场大量出现了。”明初郑和七次率领船队出使亚非各国，中国与南洋之间的贸易更发达了，茶叶输出也更多了。经过清初的海禁之后，上文所述福建、广东商船重新与南洋各国贸易，从中国运出的货物主要还是陶瓷和茶叶。《茶叶通史》说，当时侨销茶叶主要以青茶为主，如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泰国等地主要消费闽南闽北出产的青茶。而这些青茶冲泡主要是以盖碗和紫砂壶或潮汕手拉坯为主。所以，随着茶叶的大量输出，紫砂壶必然成为重要的附属品出口到东南亚地区。这从近年来从南洋打捞上来的多艘沉船的文物上得到了证明。1985年，英裔澳人哈澈(Michael Hatcher)发现1752年(乾隆十六年)在新加坡港东南方沉没的捷达麦森号(Geldermalson，又称南京号)并将其打捞，约十件紫砂壶随即出土。另有1822年1月(道光元年)在南洋沉没的泰兴号(TekSing)上出土了更多紫砂壶。这批紫砂壶中数量最多，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工夫茶壶，其形制多达十种，基本涵括了工夫茶壶的主要品类。胎质以朱泥为主，偶有少量紫泥。其艺术特征和闽南地区清墓出土的朱泥壶完全一致，都是宜兴产销，底款多写刻诗词，并署“孟臣制“行书阴文款。1845年(道光年间)左右在南洋沉没的迪沙如号(Desaru)是在19世纪40年代航行于中国与南洋间载运陶瓷货物和木质商船。其出水文物也有宜兴出产的陶瓷缸瓮和紫砂壶，其中有三百把较完整的紫砂壶和更多紫砂残片，估计当时船上约有八百把紫砂壶，多为紫泥，形制比较单一，绝大部分是较小的梨形壶和直流扁腹壶，底款也多是通行的孟臣款，是较为低端的日用商品壶。从这些出土紫砂壶可以看出，这些砂壶多为南洋华裔需求而制作，为冲泡工夫茶所用，承袭了福建及潮汕茶俗。考虑到清代中国与南洋的经贸关系之密切，商船来往之频繁，可以想到当时外销至南洋的紫砂壶数量之多。 另有出口泰国的磨光壶在清中、晚期非常盛行。它是将烧好的成品紫砂壶进行打磨、抛光，加工好的作品光可照人，有“贡局”款和“利兴”款，时称“车光茶壶”，畅销一时。这些外销泰国磨光紫砂壶多为泰国富裕人家所制，一般为小圆壶、圆筒壶、水平壶，大多在壶嘴、口钮、盖沿等处镶上金边或其它金属，有的配以金属提梁，部分作品的底款为泰国文字或图案，整壶显得珠光宝气、富贵华丽，充满异国情趣。“贡局”款铜把软提梁为这类壶的代表，它是赵松亭于光绪年间所创制。 四、晚清、民国时期通过博览会对欧美的宣传营销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近代中外经贸往来的增加以及国内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宜兴紫砂业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那就是由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制作逐步转变为近代陶瓷商号或公司的批量生产。加之国内兴办实业的风气影响，这一时期紫砂壶商号和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无锡、上海乃至国外成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宜兴鼎山宕窑户鲍氏、陈氏合资，在新加坡开设“鼎生福”陶瓷店;公元 1912 年(民国元年)宜兴葛逸云与日本商人和田一雄和田合资在大阪开设陶器店;1903年，宜兴鼎蜀镇窑户张士清，在杭州开设“张万隆”陶器店;1905年赵松亭创办“艺古斋”;1909年，潘宝仁创办“阳羡紫砂陶业公司”;1912年，宜兴鼎山白宕窑户葛翼云(葛德和陶器公司店主)和日本商人合资，在日本名古屋市，开设主销宜兴产品的陶器店，戴国宝在上海新北门吉祥街创办“铁画轩”陶器店;民国初年，宜兴鼎蜀镇人吴汉文在宜兴县城开设“吴德盛陶器行”，为当时专营紫砂的唯一商号，周文伯在宜兴蜀山兴办的“利用陶业公司”……这些紫砂壶公司的成立为紫砂壶以集体形象展现在全球视野中做好了准备。 紫砂近代商业的发展要求这些公司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他们往往在宜兴开设作坊，在上海、天津、杭州、无锡等地开设商行或公司，紫砂壶则由名工按样制作，从宜兴订坯烧成，然后刻署商行或公司的商标。有些公司的业务甚至就是以外销为主，比如“铁画轩”，它的主产品就销往欧洲、日本和东南亚。为了拓宽销路，他们往往将紫砂壶送去参展、参赛，以推广自己的产品，并刺激该行业的工艺发展。比如，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的旨在振兴实业、奖劝农工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宜兴阳羡陶业公司的紫砂陶器获金奖，宜兴物产会程寿珍等人的10件产品获金牌奖。他们更是史无前例地组团参加世界博览会，让紫砂壶堂皇地站在世界经济舞台之上。1915年，“葛得和陶器店”和“利用陶器公司”生产的紫砂器，在美国三 藩市“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获头等奖和二等奖;1926年，利永公司紫砂大花瓶和多式茶具杯碟，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特等奖;1930年，宜兴紫砂在比利时行的“列日国际博览会”获银牌奖;1932年，紫砂名家朱可心、程寿珍、俞国良、吴云根和范福奎创作的“云龙紫砂鼎”、“掇球紫砂壶”、“仿古壶”、“传炉壶”等，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工艺博览会”展出，均获优秀奖;1935年，紫砂名师范大生创作的紫砂雕塑“雄鹰”，在英国“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荣获金奖。从这些参展成绩来看，可以说民国时期是紫砂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黄金时期，紫砂作品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正式而辉煌地站在世界工艺品的舞台之上。尽管这一时期的紫砂作品因销路大增而匠气凸显，世俗化倾向严重，但仍然涌现出程寿珍、李宝珍、汪宝根、范大生、余国良、江案卿、吴云根、朱可心等紫砂名匠。 这些紫砂名手大多是通过博览会成名。比如程寿珍因其掇球壶荣获二十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次国际博览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和1917年美国“芝加哥国际赛会”优秀奖而名声大振;江案卿也是因为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而使其狮球壶名噪一时;余国良因参加1932年美国芝加哥博览会获得优秀奖而使其传炉壶成为经典，顾景舟评价他“传器制作严谨，器形格调雅致，是晚于黄玉麟的名手”。 在晚清、民国时期也涌现了一些诸如赵松亭这样的紫砂实业家。赵松亭(1853—1934)早年随师父苦学壶艺，又曾受聘于大收藏家、文人吴大澂处制壶。清末至民国初年开始参与经营，以出口外销壶为主。前文所述“贡局”款磨光壶即为他首创。他的壶独步上海各国租界并销往英法等国，成为晚清至民国紫砂实业家中较为成功的一位。再如利用陶业公司的创立者周文伯也是一位成功的紫砂实业家，他本是宜兴芳桥名士、前清秀才，创立利用公司后，1921年他又转而致力于农林、桑蚕事业，并兴办学校，他的紫砂产品除了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之外，还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艺术博览会上获得金奖，1930年在日内瓦列日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银奖。这一批紫砂实业家往往有着振兴国货，发展经济的雄强抱负，他们希望通过对外的参展和推广能够振兴宜 兴乃至中国，紫砂乃至各行业经济的繁荣。由宜兴陶器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周润身、周幽东合著的《宜兴陶器概要》，记录了一篇宜兴陶器实业家汪裕文、张欣成、蒋鸿书三人所撰产品述要就说：“宜兴陶器，夙称国粹，紫砂茗壶，尤驰誉中外，盖举世无匹之精绝手工品也。此次应实业部主办之参加芝加哥博览会筹备委员会之征求，宜兴陶商之应征者，出品达数千件价值逮十万元上。在今民生凋敝情况下，业户如是踊跃输特，不能不引为慰幸。”他们为宜兴经济的发展、紫砂技艺的传承感到担心，在此书中还收人更具责任感和危机意识的《实业救国与陶业救济》一文，从此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宜兴紫砂实业家们关心陶业发展、振兴陶瓷工业的拳拳之心。 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往港台地区的输出谈起上世纪紫砂业的复兴 不得不提及一位香港紫砂收藏家罗桂祥博士。早在1980年，他就到宜兴紫砂工艺厂订购了一大批紫砂壶，要求以历史名作图样进行复制，壶上一律要盖作者印款(文革期间，紫砂壶一般只盖“中国宜兴”四字方印)。这批定制的紫砂壶都是上乘佳器。1981年9月，宜兴紫砂工艺厂顾景舟、高海庚、徐秀棠和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应香港市政局艺术馆邀请，赴香港参加“第六届亚洲艺术节”，举办“宜兴紫砂陶艺展”、专题讲座、工艺示范表演，引起港、台茶界人士对于宜兴紫砂茗壶的高度兴趣。10月，罗桂祥先生又将深藏的476件各类陶瓷茶具捐献给香港市政局，成立“香港茶具文物馆”，并出版《宜兴陶艺》一书，补充了很多赴宜兴时搜集到的新资料，大力弘扬了宜兴紫砂文化，肯定紫砂陶艺的价值。因为这一系列的推广活动，紫砂壶在香港名声大振，随之而来的是港台地区掀起一股紫砂壶收藏热的浪潮，香港先后有“锦峰”“海洋”“英泰”“双鱼”四大商贸公司争相订购和经销紫砂壶，形成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陶艺市场。1985年 6月，香港锦锋公司举办“宜兴陶瓷展”，顾景舟、蒋蓉、汪寅仙、周桂珍、吕尧臣、李碧芳应邀访港，同时出版《壶锦》专册，促使了紫砂文化的大发展。1987年，潘春芳主编，《砂壶集》由香港海洋紫砂陶艺公司出版，并举行宜兴紫砂展。叶连梅英主编《壶艺瑰宝》，由香港英泰公司出版，并举行“宜兴紫砂名陶展”。1989年5月，顾景舟、李昌鸿、何道洪、王石耕、高丽君等，赴香港参加“中国宜兴紫砂陶艺展”，并出版《壶锦续集》，由香港锦峰公司出版。 而在台湾，宜兴紫砂壶也掀起一轮又一轮热浪。1982年，詹勋华、杜洁祥主编的《宜兴陶器图谱》由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出版。1983年6月，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谢瑞华女士演讲《谈宜兴紫砂》。之前，台北陆羽茶艺中心也邀请谢瑞华女士举办了“宜兴紫砂”座谈，这是外地专家第一次到台湾介绍宜兴紫砂壶艺。11月，香港叶荣枝先生应台北陆羽茶艺中心之邀，与台湾壶艺界举行座谈“宜兴紫砂制壶诸问题”。这是台湾首次获得较详尽的宜兴制壶资料。1984年2月，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古代茶具特展”，紫砂壶风光独好。6月，香港“茶具文物馆”开幕，从此促进了港、台壶艺研究风气，活跃了台湾的古壶市场。1985年，赖福来、陈维沅、张东兴编《阳羡砂器精品图谱》由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1988年，《壶中天地》杂志在台湾创刊发行，由万妙玲总编辑。1992年11月，应台湾民族文化基金会邀请，徐汉棠、徐秀棠，由香港转道台湾，进行陶艺交流访问。在东海大学，由徐秀棠作《宜兴紫砂陶》学术讲演，徐汉棠作紫砂成型表演。在莺歌陶瓷产区，和台湾陶艺界进行交流、访问、座谈。这是大陆陶艺家首次访台。此后两地因此而频繁交往。宜兴紫砂艺人赴台交流陶艺每每产生轰动效应。 此一时期港台地区的紫砂热潮以频繁的紫砂展览和各类紫砂书刊的出版为标志。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是顾景舟等紫砂老艺人其徒辈，他们的制作技艺精湛，视野开阔，思路新颖。作品既具有深厚的传统底蕴又呈现出多样的面貌。他们善于继承也善于创新，很多新的壶艺理念也因与港台地区的茶人交往而得以明确。当然，港台紫砂壶文化兴起的深层原因并不在于一两位名人的推广与传播，更重要的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中国茶文化重新步入到复苏、繁荣的时期，人们开始对品茶有了更高的要求，重新追求雅致、含蓄的品饮文化。加之国内经历文革后市场经济逐步恢复，商品流通不断加快，这也为紫砂壶进入港台地区提供了客观可能。 虽然港台紫砂壶收藏家的紫砂收藏与投资行为有商业炒作之嫌，但他们在八十年代为复兴宜兴紫砂艺术而付出的努力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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