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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是我国古代人口最集中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据史书记载，早在５０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今天的河南西部和南部地区劳动与生息，开始创造中华民族的文明。１９７８年８月，在河南南召县云阳镇发现了一颗猿人臼齿化石，与北京猿人化石时代相当；在三门峡水磨沟、陕县张家湾、灵宝孟村、渑池县任村、安阳市郊的小南海等地，都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遗址；到了新石器时代，河南已成为华夏民族主要活动地区。在渑池县仰韶村、陕县庙底沟、灵宝的万村、安阳的台岗、禹县的谷水河、郑州的大河村、二里岗等地均发掘有新石器遗址，是我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此外，新郑县裴李岗还发掘裴李岗遗址，郑州和安阳市发掘的殷墟，都是商代都城所在地。所有这些，证明商代以前，在河南境内的洹水（安阳）流域、颍水流域、伊、洛河平原、南阳盆地等，人口比较集中；到了商、周、秦以后，扩大到豫东平原包括今天河南辖区成为古代中国人口集中的地区。从西汉元始２年（公元２年）到隋炀帝（公元６０９年）６００多年间，河南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从宋崇宁六年（公元１１０２年）以后，由于战争和各种自然灾害影响，人口大量南移，人口数量逐年减少。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６％左右。人口问题与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人口集中、加上河南地处中原，是古代战略要地，争战不休，所以形成历史上中原人口南徙的规律。
二、闽台的祖根主要在中原
关于闽台祖根渊源问题，已引起闽台豫学者的关注。近些年来，有关部门和一些同志曾进行过调查研究。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如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在《河南日报》上著文指出：“台湾同胞的祖根，５００年前在福建，１３００年前在固始。福建与中原曾有四次人口大交流，许多固始人迁徙闽，繁衍子孙。至今台湾及闽南一带，陈、林、黄、郑四大家族的族谱上，也都明确的记载，其先祖为河南光州固始人”。广东省周秉腾先生也拟文证实其原籍是河南光州固始人。其族谱上写道：“仁德公原籍河南省汝宁府固始县。其上祖随宋南度屡迁至福建省汀洲府宁化县石壁乡以居。祖犹长于宁化也。及宋社将危，公子身携眷至今之长乐县（今广东五华县）。说明其先祖北宋末年从河南省固始县迁到福建省宁化县。又于南宋崩溃前夕迁至广东五华县。最后迁入惠安县。
欧潭生先生也曾查阅了许多资料，考证了闽台祖根问题。他从《台湾通志·人民志·民族篇》中，统计分析证实祖根在河南。如：晋代，由于中原地区连年发生战争，兵荒马乱，人口不断南迁。从中原入闽者有：林、黄、张、刘、郑、邱、何、詹、梁、钟、温、巫，共１３姓；唐之初随陈元光入闽者有：陈、张、李、王、吴、蔡、杨、许、郑、郭、周、廖、徐、庄、江、何、萧、罗、高、沈、柯、施、卢、余、潘、魏、颜、赵、方、孙、钟、戴、宋、罗、蒋、姚、唐、石、汤、欧、邹、丁、柳等４５姓；唐末受黄巢之乱所迫，河南光州固始汉人尉王绪和县佐王潮及其弟审、审知为首，到当地家族大姓家南迁。自豫东南经安徽转江西，而入福建，当时随王审知入闽者有：陈、张、李、王、吴、蔡、杨、郑、谢、郭、曹、周、廖、庄、苏、何、高、沈、卢、孙、付、黄、薜、韩等２７姓。通过考查台湾部分家谱，其中写明祖谱固始县的就有１８个姓氏。如清源陈氏，虎丘林氏，板桥王氏，深坑黄氏、台北张氏、台南李氏、清源郑氏、佛耳山詹氏等。鲁笑茵同志也指出：“陈氏的祖根在开封清阳一带。林氏的祖根在黄河北岸汲县。黄氏的祖根在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一带”。当时光州固始人入闽，多数没有家室，当然要找当地人作配偶了。由于福建山多田少地瘠，生活困难，其出路只有向外发展。于是历史上有许多福建人东渡台湾，从１９５７年台湾人口普查资料看出：当时台湾同胞户数在５００户以上有１００种大姓，其中有６３姓氏族谱材料记载先祖在晋末、唐初或唐末是来自中原迁往福建的，这６３姓中计有６７．０５万户。占台湾省总户数８０．９％。台湾现有县志中也不断出现台闽祖根在河南的论述。如台北县《虎丘林氏族谱》：“先世固始人，祖有林一郎者任唐。唐光启年间迁福建永春……至明分居安溪之虎丘”。台南县《李氏族谱中》：“先世光州固始人。唐末随王潮入闽”。台北新庄镇《鸿儒蔡氏族谱》中：“先世居光州固始。唐武后垂拱二年，从陈元光入闽”。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祖籍也是河南固始县人。《郑成功墓志载》：“义讳成功，字明严，号大林，姓郑氏，先世自州固始县入闽”。台湾星隆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詹锡富先生介绍说：“目前台湾詹氏崇族成员达１０万余人。继到９６世”。此外，从河南省境内黄河支流伊河、洛河流域还迁出“河洛人”。
大陆汉人迁入福建大致有三条路线：一是沿今陇海铁路一线往东经今京沪铁路。从浙江沿海（温州等）入福建东北部（如福鼎县）；二是由河南固始光州往东经安徽省到江西省九江等地。再入福建西部；三是由京广铁路南下到广东东部滨海丘陵入福建西南部龙岩、漳州地区。这三条路线以第二条和第三条路线为主。那么，古代中原人为什么要往南迁徙，有几次大的迁徙？
三、古代中原汉人迁闽的简史及其原因
１、从目前已发表的文章看，多数认为闽豫人口有四次大的迁移。如黄典诚先生认为：“福建与中原曾有四次人口大交流”。鲁笑茵也认为“闽豫人口有四次大迁移（西汉一次，西晋一次，唐朝二次）”。欧潭生同志认为：“闽台豫有四次人口大交流：第一次在汉武帝镇压闽越国统治者的反叛后，“尽徙其民江淮间，以虚其地”（见《史记》和《福建通志》）；第二次是晋代，永嘉之乱，“衣冠如闽者八族”（见《三山志》）；第三次是唐总章三年，河南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五十八族军校开辟漳州郡（见：福建《漳州志》、河南《光州志》）；第四次是唐末王氏。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数万农民起义队伍占领福建全省。
并于后来建立闽国（见《王氏史》和《福建通志》）。这四次中以第三、第四次南迁人口最多，影响最大，而且都以河南固始人为首。王启认为：“现在大部分闽粤人的祖先，是历史上从中原迁徙去的。其中规模最大、组织得最好、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次移民是在唐朝。其首领是陈元光父子和王审知兄弟，他们都是固始人，其所属部众也多属于固始县籍”。实际上，继唐代移民后，宋代也有小规模的向闽地移民。著名爱国华侨、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的祖上，就是宋末由固始迁到福建的。这一时期对台湾开发贡献最大的是福建漳州海登人颜思齐和泉州南安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台南的汉人中，以泉州人为多。其后漳州人也大量移入，总计，明代郑成功统治期间，三代共２３年。来台耕垦者约有２５万人之众。其中大部分是闽南人。
２、中原人迁往闽粤主要原因，是战乱和自然灾害。魏晋南北朝和北宋末年，是我国历史上两次人口大迁移时期，也是河南人口大迁徙主要时期。
第一次人口大迁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２２０—５８９年）。“魏晋南北朝人口大流徙，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地域范围之广，为我国历史上之稀见”。这一时期长达４００年之久，经过了“三国纷争”、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等等，加上水、旱、虫、瘟等自然灾害影响，使北方人口锐减。这一时期，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战争混乱，聚居西北的少数民族，乘机内迁山西、河南等地。古代河南人为了避乱，人民自发迁徙，或统治阶级为了少数集团利益而强制人民迁徙。迁移方向，以南迁为主，大多定居在江淮地区，相当部分在长江以南。其数量约有７０—８０万人。因此，从河南等中原地区南迁闽粤的汉人，大部分也是从这个时期南迁的。从迁移人口构成看，一部分是上层统治阶级。这些人大都有知识、有财富，有治国经验；一部分是劳动人民中生产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其中相当部分为青壮年劳动者。这些人的南迁，对南方经济的发展起着主要作用。
第二次人口大迁移时期是北宋（公元９６０—１１２７年）末年。黄河流域继中唐、五代以来大动荡之后，又遭金元等少数民族的侵扰，黄河流域河南等地，成为金蒙必争地区，频繁的战乱，使河南各地大片的良田沃土荒废。“自南宋蒙古人灭 金之后，有些人为了不愿在蒙古人统治下生活，就渡海避乱；有的为台风所飘，而到台湾，各自选择居住地方，安居下来……但他们还保留下来自己的语言没有改变”。台湾高绪观先生所著《台湾人的根———八闽全鉴》中记述：台湾人文礼俗源于中土，相袭八闽，举几信神拜佛，敬天祭祀。婚丧喜庆，衣冠礼乐，四时年节，以及习俗人情，皆是祖宗流传而来的”。“金军大举迫宋，汴京陷落”。京城开封的官僚、地主、商人及广大人民相继南逃，随后山西、河北、河南等地人民也相继南迁，就形成了继“永嘉之乱”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
此外，自然灾害对人口分布与迁徙影响也极大。据统计，秦汉时，黄河平均每２０年决口泛滥一次，三国至五代时，平均每１０年泛滥一次。北宋时平均每一年泛滥一次。元、明、清时增加到４—７个月发生一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平均３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建国前２０００多年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改道１５００多次，在河南决口达９００多次。黄河泛滥改道迫使人民外迁。同时，水旱灾害也很频繁。据历史记载，从春秋到建国前２０００多年中，全省共发生较大的水旱灾害９８２次。平均每二年就有一次。这些频繁的战乱，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加上自然灾害影响，这就是古代河南人口南迁的主要原因。
总之，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闽台祖根在中原也确实无疑。多次在洛阳举行“根在河洛”学术讨论会，不仅在学术界有重要意义，在政治生活上，对海峡两岸人民长期处于对峙和相互隔绝的不正常状况，将会有很大的改善。作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通过学术交流会，也一定会为海峡两岸人民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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