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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6 13:12:58 彭晓芸 事情发生了大逆转，一位本来失礼丢分的演艺人士，如今成了舆论同情的对象，这源于北京电视台动用了组织力量来处理一则私人恩怨纠纷。 12月15日，北京电视台和中广协电视文艺工作会委员会联合发布声明，要求郭德纲就此前贬损侮辱因病去世的北京电视台前台长王晓东一事作出道歉，并呼吁全国百家电视台联合抵制郭德纲。在这份声明中，北京电视台方面称，早在2010年8月，郭德纲因为纵容弟子殴打北京电视台记者并发侮辱北京电视台及其记者的言论，曾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时过境迁，就在王晓东台长刚刚离世之际，郭德纲发表的这篇微博含沙射影，公然贬损侮辱已故的王晓东同志，明显带有挟私报复、幸灾乐祸之意，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公然挑衅，极大地伤害了北京电视台全体员工的感情，引发了社会主流舆论的一致谴责。热心观众纷纷致电我台，表达对无德艺人的声讨。希望有关部门对郭德纲的言行予以谴责。” 中国有“死者为大”的文化传统，郭德纲的确挑衅了“公序良俗”。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言行遭到了舆论的谴责和鄙夷，很多网友也在评价郭德纲，认为他的庸俗底色使他成为不了艺术家。舆论正在自发地发挥着对郭德纲的惩罚作用，恰在这时，北京电视台借助组织力量表达的“出离愤怒”，反而把郭德纲从舆论的口水中打捞了出来。这是“得理不饶人”的一方所没有料想到的。为什么断定他们没有料想到？因为采取动用组织和机构的权力这一策略的那一方，作出这一举动，是预设了一个前提：既然舆论都在谴责郭德纲，那么，有关部门介入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舆论的逻辑并不附属于权力的逻辑。这一点，是发出声明的单位万万没有想到的，否则，谁也不乐意招致这样的大逆转式的讨伐。那么，为什么舆论的逻辑并不遵循权力的逻辑，这本该是舆论的职业生产者----媒体及媒体人最为熟悉的才是。可惜，北京电视台却不相信舆论，这就像医院和医生公然宣布，作为医生，我们生病从不相信吃药，我们病了只管找“有关部门”。如果这样，岂不是很荒诞吗？但事实就是如此，身为舆论生产者，媒体人理论上希望获得最大报道权和最大舆论空间，然而，现实中他们却很有可能对这苦苦争取的“好东西”不屑一顾，他们心目中的“好东西”是“有关部门”，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深思：我们的某些思维方式是不是早已悄悄体制化而不自知？在事不关己时，那些高度体制化的因子隐藏起来了，只有等到利益攸关时才会冒出来，榨出了我们袍子底下的“小”。 高度体制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是这样的，它依附于权力的运行，在权力之手伸不到的地方，它反而感到无所适从，这时候就要像抓住什么救命稻草似的拽住与权力同构的东西。虽然“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文艺工作者委员会”看起来像是个民间组织，但了解中国一般组织架构机制的人知道，这样的组织摆脱不了强烈的官方色彩。当然，即便把它视为一个民间协会，只要是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机构发言比个人言论具备的强制性要强烈得多，因而，机构权力的运用在一个自治社会也是需要相当慎重的。一般而言，机构权力在一些亟需界定道德和法律底线的事务上发挥其作为组织的权威，因而，如果一个艺术工作者协会呼吁演艺人士注意公众形象和言行规范、遵循职业道德，那是可行的，而呼吁封杀某一个体却是滥用权力了。这一微妙的尺度差别，北京电视台和中广协电视文艺工作会委员会并没有把握好分寸。 说某某人或某某机构已经高度“体制化”了，看起来像是个泛泛之辞，如果进一步观察，在当前语境下，“体制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缺乏分层思维，容易导向二分法，极化思维线性思维严重，处理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弹性空间和逻辑层次感。如果仔细阅读北京电视台牵头发起的这份声明，就能体会到这种思维是如何植入我们的语言系统的，那些曾经被媒体人摒弃的陈腔滥调又是如何在他们需要捍卫自身尊严的时候复活的。 遗憾的是，这份为捍卫逝者尊严而来的声明，却赤裸裸地暴露生者人格上的自我矮化。当媒体人自己都不信舆论的力量，那么，如何叫媒体口口声声宣称要监督的权力忌惮舆论呢？这是郭德纲事件留给媒体行业的一个巨大的问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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