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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与“法治”的较量——李天一假案与张氏叔侄冤案（之二十四） 武汉 牛闯 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的平反，并不是完全偶然的。它与其他冤案的不同点在于，张氏叔侄案的平反，是在我国实施新刑法背景下的产物。 冤假错案，世界各国都有，不足为怪。而李天一案的特殊在于，这个案件是一个充分曝光，毫无隐私的案件。该案一审后引起民众，特别是司法界的强烈震动，并迅速升级为“世纪司法丑闻”，是因为该案背后所反映出的“人治与法治”、“科学与迷信”、“新刑法与旧刑法”、“法院与公检”…… 李天一案并不复杂，事情就摆在那，新闻也作过曝光，各方律师也对案件有充分的讲解，再想编故事都已经没有地方编了。而且关键的地方都有录相物证。 简单地梳理一下案情：一个姓杨的陪酒女，跟随几个孩子到酒店开房，完事后杨女向孩子的家长索要钱财，遭拒后报案自称被强奸。 事情就这一句话。再往下说，所有的物理和科学证据都不能证明强奸的成立，反而是证明了杨女士在说谎。而在这种情况下，海淀法院判处五个孩子有罪。 如果还要往下说，那就是：从精斑提取的位子来看：五个孩子都没有和杨女士发生性交。经DNA鉴定，杨女士和五个孩子中的两个孩子有非性交的其他行为。 在口供与物证、科学证据面前，自然是物证和科学证据比口供要让人信服。而且该案的物理、科学证据已经否定杨女士的指证，不仅如此，还否定了被告口供的“自证其罪”。 这个案子复杂么？一点都不复杂，决大部分都有录相，都有科学证据。但在这些物证、科学证据不能够证明五个孩子有罪的情况下，若要将五个孩子变成强奸犯，编一个故事，将五个孩子装进强奸犯的笼子里，并且服众，还要符合新刑法，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案子了，比登天还要难！ 如果说这个案子判决不公，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审理中，并不是以法院、法庭为中心审理案件，更不是以证据定罪为中心，而是以公检定案、定罪，法院只是走过场而已，这样就使得案子复杂了。因为法院是公开的，要以理服人，而没有理，没有证据非要编成有理，那就很复杂了。在中国人的素质已经有了提高，已经开始独立思考的背景下，法官说服不了自己、更说服不了民众，于是编造一些理论来忽悠民众，这显示了人治的搞法，与依法治国的“国策”相悖。 只有法院才能够定罪，这是民众的一般认识，也是我国司法理论。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权利，而在实际操作中，法院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只是走个过场。引用本案律师李在珂先生的观点，很能够说明问题，“就本案而言，在移送到检察院起诉前，无罪的可能性占90%；案件移送到法院后，无罪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因为无罪的证据和条件已经全部灭失了（李在珂）” “无罪的证据和条件”是怎么“全部灭失”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案件移送到法院后”就已经定案了，不是法官和事实、案情能够说了算的，不论被告是否有罪，都得捞个罪。而此时法官若发现了被告无罪，也已晚矣，因为检察院已经起诉，总不能够是检察官错了吧，此时的法官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不办成冤假错案也不行，否则无法向领导或同事交待。而这种思想或做法已经是严重违背人权，违背中国刑法了。 为防止日益积累的冤假错案，提高法院的公信力，阻止法院成为公检方的橡皮图章，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 大力加强公正司法 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真正做到事实调查在法庭、证据展示在法庭、控诉辩护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切实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这也显示了法院不畏强权，维护法院尊严的决心和意志！ 围绕李天一案，各方力量正加紧博弈，过程我们尚且不知，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法治、科学、新刑法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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