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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流传较广的民间想象认为：赵匡胤之所以“谋害”孟昶，是因为看中了后蜀孟昶的太太花蕊夫人。 但我倾向于认为：史上不存在这个“花蕊夫人”。 我来说说这个事。 花蕊夫人，《旧五代史》不载，《新五代史》不载，《宋史》不载，《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不载，《续资治通鉴长编》不载。也即是说：正史中没有关于花蕊夫人的记录。 最早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初陶谷《清异录》： 孟昶夏月水调龙脑末涂白扇上，用以挥风。一夜，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误堕其扇，为人所得。外有效者，名“雪香扇”。 第二个记录花蕊夫人的，很可能是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徐匡璋纳女于昶，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翻轻也。又升号慧妃，以号如其性也。王师下蜀，太祖闻其名，命别护送，途中作词自解曰：“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以后讲述花蕊夫人故事的野史、笔记、小说，就越来越多了。综合各种史料可知：“史上”共有3位花蕊夫人。 第一位：前蜀主王建的妃子，徐姓，史称“小徐妃”，也号“慧妃”。 第二位：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费姓，或徐姓，也有人称之为“慧妃”。 第三位：南唐主李煜的妃子，姓氏不详。 李煜的妃子名花蕊，传播较少，传播最多的是王建妃子和孟昶妃子。这类故事，大多遵循同一个传播模型：将王建妃误为孟昶妃。 譬如，关于花蕊夫人的姓氏，诸说不一，但一般以为她姓“费”或姓“徐”；而王建妃子花蕊夫人正好姓徐。说到著名的百首《花蕊夫人宫词》也是诸说不一，有人认为是前蜀主王建妃所作；有人认为是后蜀主孟昶妃“仿王建妃所作”；这里还是将王建妃与孟昶妃搅合到了一块。 诸如此类，就在这种种传说中，已经发现：很多野史记录，都把王建妃子的故实附会到了孟昶妃子身上，于是，有了“孟昶妃子是花蕊夫人”的传说。 陶谷算是孟昶的同时代人，但巴蜀与中原暌隔半个多世纪，前蜀、后蜀已经有了“传闻异辞”。陶谷没有交代关于花蕊夫人的来源，因此无法确定他说的为真，当然，也无法确定他说的为假。陶谷《清异录》更是一部“当代传闻”之记录，而非“实录文本”之摘抄，内中可见有价值的“故实”，也可见想象奇特的“传说”。我倾向于认为：陶谷所说的花蕊夫人，很可能也是王建的妃子，而不是孟昶的妃子。 这里要略说说陶谷。 陶谷在太祖赵匡胤禅代之际，预先写好《禅代诏书》，本来是想邀功，但没有想到的是老赵反而因此对他非常轻蔑。 宋人魏泰《东轩笔录》称，陶谷，自五代至大宋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缙绅莫不畏而忌之”。老赵虽然不喜欢他的为人，但是因为他的词章足用，所以还是留他在翰苑。但是陶谷自以为有功，期待能够被太祖大用。但太祖初期就是不用他。以后的日子，很多名气远不如他的人物得到擢升，他还是耽在翰苑没有升迁。陶谷心不能平，多次唆使他的党羽，因事向老赵荐引，说他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以此来窥伺上旨。老赵知后笑道： “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 老赵直接否定了没有啥创造性可言的秘书工作。 陶谷听说后，干脆作诗一首，书于公署墙上。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史称老赵知道这事后，更加鄙薄他的为人。 陶谷后来出使吴越国，国王钱俶宴请他，请他吃螃蟹，从大如巴掌的梭子蟹、小到如指甲的蟛蜞蟹，摆了一案十多种。陶谷讽刺吴越国的衰落，就说：“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吴越王于是让人再进葫芦羹，对陶谷说：“此先王时有此品味，庖人依样造者。”陶谷当初“年年依样画葫芦”早已传遍大江南北了。这算是吴越王对陶谷的一个“雅戏”。事见《十国春秋》。《国老谈苑》也记此事，文字略异。陶谷被人奚落，对老赵有一肚子气，可以想见。 陶谷的两个儿子考试，一个因为贿赂主考官，被人发现告到老赵那里，气得老赵罚了他俩月俸禄，还将儿子撤官。另一个儿子正儿八经考中了，老赵不信，又发明了“复试”，还好儿子复试也过了，但从此朝廷留下一个“复试”的政策，等于长久地羞辱了陶谷。 陶谷非常自负，曾经对人自吹道：“吾头骨法相非常，当戴貂蝉冠耳！”貂蝉冠，是装饰豪华的大礼冠冕，有爵位的官员，如公、侯、伯，及驸马等穿朝服、祭服时佩戴。陶谷想说他也可以佩戴，意思是早晚能够得到大用。此论一出，人多笑之。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录一事，颇刻薄，但可以考见陶谷为人的失败。据邵氏，陶谷坟墓在京师东门外觉昭寺，人见时，墓已洞开，空无一物。问之，寺僧说：“屡掩屡坏，不晓其故。”著名文豪、画家张舜民看到窳败的陶谷墓说：“陶为人轻险（轻薄而居心险恶），尝自指其头，谓必戴貂蝉，今髑髅亦无矣。”可见时论对陶谷有多么轻鄙。 他不仅为人“轻险”，还特别“狡狯”（狡猾而诡计多端）。宋?王君玉《国老谈苑》载一事，说陶谷到吴越国出差，生病，吴越国王派人问候，他索要了十个金钟，事后写诗道谢。但他是中原名流，“金钟诗”一下子就在吴越国内流传开来。他觉得此事不光彩，回国时，在边境邮亭又写了“驿站诗”让人去传诵。此举目的就是试图以此诗“掩前诗之失”。史称陶谷之“狡狯，多类此也”。 此人无处不有机心。赵匡胤说他长了“一双鬼眼”（见宋张舜民《画墁录》）大宋初，比他名气更大更正的人物是窦仪。但窦仪与陶谷在前朝后周时就有矛盾，陶谷就秘密地在公卿间设计陷害排挤窦仪，结果窦仪就一直没有做上宰相位置。船山先生就认为：大宋初，窦仪是最有资格来做宰相的人物之一。 陶谷的“轻险”“狡狯”在他做官之初就有表现。很早以前，他碌碌无名，投靠后晋宰相李崧，李崧见他文章写得好，就推荐他做了著作佐郎、集贤校理，又改监察御史，分司西京洛阳，再迁虞部员外郎、知制诰。这种进身之路，皆由李崧之力。但后晋被契丹颠覆，后汉驱逐了契丹，李崧势力下降，他的族子李昉，当时是后汉的秘书郎，来看望他。李崧问他：“近来朝廷对我有何议论？”李昉说：“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陶谷常常在稠人广众中玩命地诋毁叔父。”李崧叹道：“陶谷当初不过一个地方州郡的判官，吾取他为集贤校理，不数年提拔他掌诰命，吾何负于陶氏子哉？”最后李崧被后汉所杀。陶谷还在做他的大官。李昉因为公事来见陶谷，陶谷竟然问李昉：“你认识侍中李崧先生吗？”李昉郑重回答：“侍中是我的远房叔父。”陶谷大言不惭道：“李氏被杀，有我陶谷的一份力。”李昉听到这里，吓得汗都出来了。 李崧也不是贤才，后晋覆亡，他有责任，但他毕竟是陶谷的恩师。陶谷如此陷害李崧，知道的人没有不厌恶他的。 宋?文莹《玉壶清话》载一事更可见陶谷的无耻。说后周时，陶谷使江南，以为自己来自上国，在对南唐君臣时，“容色凛然，崖岸高峻”，宴会谈笑之际，他摆出一副严肃的养子，几乎不说不笑，滴酒不沾。南唐大臣韩熙载观察他几天后，对亲近的人说：“我看此人作秀，不是他表演的端介正人。他恪守的这点架子，有办法让他败坏，诸君看我手段。”于是找了个缘由，让陶谷在江南多待些日子。韩熙载派遣歌妓秦弱兰假装做驿馆管理者的女儿，穿了旧衣戴着竹钗，早晚在院子里洒扫。若兰的美丽在朴素的装扮下，别有韵味。陶谷渐渐与她有了巫山云雨之行，史称陶谷“失慎独之戒”。到了陶谷将要辞行北回时，秦若兰索诗，陶谷为她写了《风光好》一阕。就要走了，南唐君臣在高雅的澄心堂为陶谷设宴送行。李璟命人用珍贵的玻璃巨杯满酌劝酒，陶谷还是过去的模样，端着架子，“毅然不顾”，脸上一副大国来使威风凛凛的样子。 这个时候，歌妓秦若兰出现了，他怀抱琵琶来“侑觞”（劝酒），当堂讴歌陶谷所作《风光好》，词曰： 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若是一般人，此时当惭愧难言。但陶谷却惭愧归惭愧，干脆放声大笑起来，还笑得前仰后合，捧腹喷饭，连脑袋上的簪珥都快掉下来了。于是，接过大玻璃杯，一杯一杯又一杯，不断地灌酒，史称“几类漏卮”，几乎像个漏壶，没底。酒喝高了，又吐了一地，最后倒在满是呕吐物的茵席上，就这样，还不许完，还要接着喝。不要说南唐君臣，就是主持宴席的小礼官，都瞧不起他了。等到他还朝的那天，南唐只派遣了几个小吏来送他。回到京师之后，《风光好》早已在市上传喧开了。 这样一个陶谷，是有可能做黑幕文字“黑”老赵的。 由于“传说”比“故实”更有趣，所以坊间的传播规律就是：“传说”与“故实”比较，“传说”优先。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孟昶妃子“花蕊夫人”的故事，正史不载，野史纷纭的原因。 在种种传播中，“传说”被一本正经且反反复复征引的例子也不少见。譬如，元明之际陶宗仪《辍耕录》说：“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其色。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陶氏这个说法，就来自于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而吴曾，已经是南宋人物，距离孟昶1百多年。这1百年间，关于花蕊夫人的“传说”已经有了传播中的流变，他的“笔记小说”《能改斋漫录》与陶谷的《清异录》一样，都是传闻记录，不同的是，陶谷的记录来自于当代，吴曾的记录来自于百年传闻之流变，或就来自于《清异录》的改编，都属于“传说”范畴，而不属于“历史”范畴。——神话、传说、历史，各有苑囿。 有意思的是，近代以来，讨论花蕊夫人的“学术文章”，被广泛引用的居然不是陶谷不是吴曾，而是陶宗仪。陶谷《清异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前蜀王建徐妃故事改编的“笔记”，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流变中的“传说”或《清异录》而摘抄的“笔记”，陶宗仪《辍耕录》中花蕊夫人文字，是据吴氏“笔记”再作之“笔记”。陶氏并没有交代来源，不明就里者，还以为陶氏自我作古，其实，这正是“传说优先”的野史路数。读古人“笔记”越多，就越会发现这个规律：辗转相传的，多是——传说，而非故实。 陶谷讲述的故事蕴藉而香艳，但其事不足信；吴曾讲述的故事悱恻而又悲情，但其事不足信；陶宗仪讲述的故事似一本正经的“考证”，但更不足信。 孟昶妃花蕊夫人最有名的故事，是那首坊间流传最广的《国亡诗》（又称《述亡国诗》）。孟昶之后近百年的宋人陈师道，在他的《后山诗话》中记录了这个故事：“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于是花蕊夫人吟出了那篇传诵千古的《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据《后山诗话》说，老赵听说这诗之后，很高兴，原因是：平定后蜀的周师只有几万人，而后蜀则有兵14万。花蕊夫人如此作诗，等于讨好老赵。 顺便介绍，陈师道“记录”的这个《国亡诗》，就“诗”而不是就“史”而言，是真不错，但现代人读起来可能感觉韵脚别扭，要知道此诗押的是宋代“平水韵”，属于“上平声”的“四支”部。“知”读如“机”；“儿”读如“泥”。如此，则朗朗上口。 但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这首诗乃是沿袭前人之作。 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前蜀后主王衍投降后唐，承旨作诗云： 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就是花蕊夫人《国亡诗》的真实出处。 我很怀疑陈师道记录的花蕊夫人“沿袭”前人之作是后人伪托。在各种正史中，均没有发现赵匡胤当庭召花蕊夫人作诗的记录。此事若为真，《宋史?太祖本纪》不当不载，若说为“太祖讳”，须知道，《宋史》乃是元人编纂——元人干嘛要为宋代的太祖“讳”啊？没有这个道理啊！《续资治通鉴长编》史料繁复，号称“宁滥勿缺”，有闻必录，更当记录此事，但没有记录。故《国亡诗》很可能是好事者移花接木，将王衍故实安到花蕊夫人头上。 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记载花蕊夫人一事，也顺便说在这里： 说花蕊夫人才调冠于一时，在被俘押解的途中，曾即兴而作《采桑子》，就在驿站墙壁上题写道：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为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这是半阙，据说还没有来得及写出下半阙，就被匆匆押解而去。 此事，几乎8百年间没有记录，到了晚清，被况周颐记录下来——谁信？ 再说，孟昶在投往汴梁的一路上是得到优厚待遇的，各路驿站都在奉命远接高迎，没人敢怠慢他。故，这个故事只能是——民间想象。 关于花蕊夫人，附会到她身上的民间想象太多了，被好事文人记录到笔记小说中，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据孟昶之后7百年的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记载：花蕊夫人是蜀中青城人，徐氏。后来国亡，进入宋宫。但徐氏不能忘蜀，孟昶死后，她亲手画了孟昶肖像挂在宫里。有人问她此人是谁，答道：这是蜀中“宜子神”。 更有带着同情花蕊夫人的后学以此证明她对孟昶的忠贞，说她内心如何丰富，痛悼自己的丈夫云云。此事一望即知其假：宫中挂孟昶像，赵匡胤会认不出？民间想象的特点就是不能自圆其说。用学界的话说就是“逻辑不自洽”。 《国亡诗》写得是真美，但不足信；“宜子神”故事是真感人，但不足信。 关于花蕊夫人之死，也有一种荒诞的记录。 据孟昶之后百年的宋人王巩《闻见近录》记载：赵匡胤和兄弟赵匡义在后苑宴射，老赵举起“巨觥”让光义喝酒，光义不喝，老赵还是要他喝。光义四顾庭下说：“要金城夫人亲自折一枝花来，我就喝。”于是老赵命金城夫人去折花。赵匡义借机“引弓”将金城夫人射杀。尔后，“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据说赵匡胤“饮射如故”。 金城夫人据说就是花蕊夫人。之所以要射杀花蕊夫人，按另一个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的说法是：花蕊夫人归宋后，赵匡胤“惑之”，也即被花蕊美色所迷，而赵匡义多次劝谏，赵匡胤不听。所以将其射杀。 这故实有3处破绽： 一、不符合赵匡胤“敬畏生命”的性格逻辑。老赵一生不妄杀一人，怎么会在心爱的美人被人射杀后“饮射如故”？ 二、赵匡义虽然是老赵亲兄弟，而且二人感情很深，但他怎么就敢“引弓”射杀皇妃？“金城夫人”，那是有“名分”的人物啊！ 三、这么大一场变故，而且又是“宋太宗”所为，在后来的《太祖实录》中为何不见记载？就说太宗“篡改”《实录》，最不应“篡改”的就是这事啊！ 至于各种史料“失记”，就更是解释不清的事了。 我以为此事子虚乌有。 更有一奇书《烬余录》。此书据称在南宋时已有，但7百年间不见著录，最后到大清光绪年间，世人才第一次目睹它的出版。此书记载，说宋太宗盛称花蕊夫人（也就是非常喜爱花蕊夫人）。孟昶死，花蕊夫人进入赵匡胤后宫，“有盛宠”。等到太祖病重时，太宗呼之，太祖不应。于是太宗“乘间挑费氏”。传说中的花蕊夫人，或姓徐，或姓费，《烬余录》选择了“费氏”。太宗调戏费氏时，太祖醒觉，然后气得起来抓起玉斧斫地。据说，“皇后、太子至”而太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又说“太宗惶遽归邸。翌夕，太祖崩。” 这个记载不但人物对不上号（太子根本就不在皇宫），事件也不对（皇后来时，太宗从府邸赶来皇宫）。最重要的：没有任何记录说赵匡胤册立了花蕊夫人。如有册立，必有记录——而记录为零。 顺变说几句，在历代王朝中，赵匡胤的后宫可能是人数最少的。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帝治出宫人”条记载，开宝五年五月十六日，因为久雨，太祖对宰相说：“霖雨成灾，是不是政制有缺失导致上天示警呢？哪里有缺失呢？朕恐宫掖中女子有所幽闭。”他认为宫中女子太多，得不到婚嫁，有人因怀春而郁闷。如此，就是政制的缺失。“天人感应”学说，可能有“怪力乱神”的倾向，不一定是孔子儒学的方向展开，但它具有“天道制衡权力”的意味，是历代君王不敢无视的现象，也是历代贤相用来批评、监督、纠正君王的思想工具。老赵对天道有敬畏。于是让人“遍籍后宫”，总数是280余人。然后，老赵下诏：愿意出宫归家者可以说真话。当时统计，有50多人，愿意出宫。老赵赐给她们白金、惟帐，遣还其家。赵普等人知道后，“咸称万岁”，认为老赵做得对。 信天道、畏天命的老赵，收纳花蕊夫人？我不信。 赵匡义射杀花蕊夫人，仿佛警惕“红颜祸水”，大义凛然，但事不足信；赵匡义调戏花蕊夫人，很像是一代情种的风流记录，但事也不足信。 孟昶有才，曾有一首跟花蕊夫人相关的词，江湖流传甚广，但与上述种种相类，也是问题重重。 据说孟昶怕热，每遇炎暑便要哮喘。于是在宫中摩河池上建水晶宫殿避暑。大殿很少砖石，多用楠木沉香，珊瑚窗，碧玉门，琉璃墙。殿内高挂明月珠，池畔花木葱茏。盛夏夜，水晶宫里设鲛绡帐、青玉枕，又有冰簟、罗衾，诸如此类。孟昶就在这里与花蕊夫人夜夜逍遥。 有一次花蕊夫人要孟昶填词，说是愿意按照曲谱吟咏。孟昶遂作《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 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一作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词很美，但作者却不是孟昶而是大宋才子苏轼。 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引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此事，略如下： 东坡作长短句《洞仙歌》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时见一老人，年九十余，能言孟蜀主时事，云：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纳凉于摩诃池上，作《洞仙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记其首两句，乃为足之。”……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櫽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 弄懂这段话，有几个要点。 一、《洞仙歌》是“近世”所见。《墨庄漫录》作者张邦基是靖康年间人物，他所谓“近世”已经距离孟昶至少1百年过去了。苏轼的活动时期，距离五代、宋初也有近百年时间，故，《洞仙歌》，不大可能是孟昶所作。 二、孟昶原诗可能只有“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两句，也可能是一首七言古体（不是近体，即不是七言律）诗。但这些诗是写给花蕊夫人的，还是写给别人的，很难说。 三、《洞仙歌》乃是苏轼的“櫽括体”。所谓“檃栝”，乃是流行于宋代以后的一种概括并改写的文学体裁，一般用诗词、散曲，概括、改写前人的诗文。事实上就是原作的艺术翻版、再创作。《洞仙歌》就是对孟昶诗作的“檃栝”。 四、苏轼之所以“檃栝”孟诗，其实是借以“自晦”，也即自我隐藏并有所寄托。真相很可能是：苏轼少年时与某美人相爱，当时场景与孟昶诗中描摹很相近，于是“檃栝”之，诗赠美人。但才子风流，在大宋并不受人多少诟病，苏轼不肯明言，其间难言的隐情也可以约略考见。 五、至于“老尼”，不过是苏轼虚构的一个人物而已。 《洞仙歌》越读越有味道，纳入中国诗歌史中，也是一首难得的“艳词”，但不足信。老尼传花蕊夫人故事，真有沧桑感，让人听后对人世浮沉的变异感慨良多，但故事不足信。 与花蕊夫人相关的“传说”讲述，那一篇篇故事，花间波澜，令人惊艳。故事中寄托的那种家国之恨，男女离愁；文笔间那种旖旎缠绵，万千风情，都是文学史中注定传诵久远的经典。那些讲述者，虽然不必是史家之良才，但却是文人之能手。“传说”的创作、传闻和流变，自有其别样价值。 但文学，不是历史。 此事之真相，我猜测就是陶谷“记录”之后的“传奇流变”。陶谷第一个讲述“花蕊夫人是孟昶妃”，启开后来者一拨又一拨的讲述。现在看得到：这类讲述都在无意或有意地“黑”赵匡胤。如果讲述“阴谋论”，我甚至怀疑，很可能是陶谷布下了这个“阴谋”。他有意将王建妃的故事讲述为孟昶妃的故事，将这个故事夹杂在《清异录》的种种传闻故事中（内中甚至还有表彰老赵的段子），用来启发后人的想象：孟昶投降了，花蕊夫人呢？后来的故事呢？于是，逻辑开始呈现为一个系列的链条—— 孟昶投降； 花蕊夫人与孟昶一起到汴梁； 从成都到开封，路上插入了驿站题诗的段子； 到了大殿，插入了《国亡诗》的段子； 花蕊夫人被充入后宫，插入了“宜子神”的段子； 最后要“安排”红颜薄命的故事，插入赵光义与花蕊夫人的风流段子或一箭毙命的段子； 甚至插入烛影斧声的段子； …… 于是，在这类奇异想象中，赵匡胤成了纳娶战败国君王妃子的好色之徒。 据此可知，陶谷第一个在他的《清异录》中将王建妃子安到孟昶身上，是后来野史种种讲述花蕊夫人的源头。就是陶谷，在暗示老赵“纳娶”了她，于是有了种种讲述。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陶谷对老赵的“超级黑”，不能信。 我愿意在这里趁机说说我的史学观。 讲述历史，固然不妨引用“传说”，但除了瞩目于其人类学意义之外，还须别有寄托。就赵匡胤时代而言，那时的神话与传说比比皆是，其中一些故事明显带有（有意无意）“阴毒”老赵的企图。我很在意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告诫： 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的目的，不是重建或还原历史现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或给出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事实（也同样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按照柯氏意见，“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需要“现在的”（当下的）历史学家的自我介入。 修昔底德、蒙森、奥佩曼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凯撒，但他们笔下的凯撒不是同一个面目，元脱脱、蔡东藩、李逸侯都曾在他们的“现在”时态写过赵匡胤，但他们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那种讲述谋杀孟昶是要得到花蕊夫人的赵匡胤，与我笔下的赵匡胤，也不是同一个面目，甚至，是不同的人物。当我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时，我发现了赵匡胤的磊落。 柯林武德还引用席勒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以此来告诫历史学家要介入历史“重行思想”，在自我的思想中重新审判过去。这类“批判性思维”的法官只能是讲述者自己的事。 当然，就像柯林武德说过的那样： 历史学家们都会同意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 我的读者都会看到：我正在“解释证据”，并在“解释证据”之后，给出了不同的结论性意见—— 花蕊夫人，一个惊艳的传说；她很可能并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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