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源流论

医学源流论

清·徐灵胎著
　
　      自敘
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古者大人之學，將以治天下國家，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甚者天地位而萬物育，斯學者之極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數病，顧此失彼，雖數十里之近，不能兼及。況乎不可治者，有非使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雖然，古聖人之治病也，通於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源，經絡、臟腑、氣血、骨脈，洞然如見，然後察其受病之由，用藥以驅除而調劑之。其中自有玄機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蓋與造化相維，其義不亦精乎？道小，則有志之士有所不屑為，義精，則無識之突有所不能窺也。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聖賢豪傑，可以旋轉乾坤，而不能保無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聽之醫者，而生殺唯命矣。夫一人係天下之重，而天下所係之人，其命由懸於醫者。下而一國一家所係之人更無論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獨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祿道德之尊，父兄師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視，亦不過為衣服口食之計。雖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業不甚賤乎？任重，則托之者必得傳人；工賤，則業之者必無奇士。所以勢出於相違，而道因之易墜也。余少時頗有志於窮經，而骨肉數人疾病連年，死亡略盡。於是博覽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雖無生死骨肉之方，實有尋本溯源之學。九折臂而成醫，至今尤信。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為之振興，視為下業，逡巡失傳（逡，音ㄑㄩㄣ，「退」之意。逡巡，「後退」之意），至理已失，良法併亡，惄然傷懷（惄，音「逆」，饑餓之意），恐自今以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補所全者，或不僅一人一世已乎？乾隆丁丑年七月洄溪徐大椿書於五山之半松書屋卷上
卷上
经络脏腑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於疾病夭札則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猶然也。況乎四十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蟲而卻笑，以為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然尚微，漸久則烈，薪力既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薪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於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不死，元氣或傷雖病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病者，此不可冶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可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冶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雖傷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診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臟有五臟之真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闔闢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臟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臟大受其害。邪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一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使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克全，則自能托邪於外。若邪盛為害，則乘元氣未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無是理矣。
軀殼經絡臟腑論
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處則各有部位。今之醫者曰：病必分經絡而後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經絡之所能盡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謂軀殼也。而虛其中，則有臟腑以實之。其連續貫通者，則有經有絡貫乎臟腑之內，運乎軀殼之中，為之道路，以傳變周流者也。故邪之傷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臟腑，或在經絡。有相傳者，有不相傳者，有久而相傳者，有久而終不傳者。其大端則中於經絡者易傳；其初不在經絡，或病甚而流於經絡者亦易傳。經絡之病，深入臟腑，則以生剋相傳。惟皮肉筋骨之病，不歸經絡者，則不傳，所謂軀殼之病也。故識病之人，當直指其病在何臟何腑，何筋何骨，何經何絡，或傳或不傳，其傳以何經始，以何經終。其言歷歷可驗，則醫之明者矣。今人不問何病，謬舉一經以藉口，以見其頗識《內經》，實與《內經》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難易，則在經絡者易治，在臟腑者難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難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於軀殼臟腑之屬於某經絡，以審其針灸用藥之法，則《內經》明言之，深求自得也。
表裏上下論
欲知病之難易，先知病之淺深。欲知病之淺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實有表裏上下之別焉。何謂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謂裏，臟腑精神是也。而經絡則貫乎其間。表之病，易治而難死；裏之病，難治而易死。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裏者，又各有難易，此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表而傳於裏，病本在裏而并及於表，是為內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於熱；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於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熱，此亦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上而傳於下，病本在下而傳於上，是之謂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無病之處多，有病之處少，則精力猶可維持，使正氣漸充，而邪氣亦去。若夫一人之身，無處不病，則以何者為驅病之本，而復其元氣乎？故善醫者，知病勢之盛而必傳也。豫為之防，無使結聚，無使泛濫，無使併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說也。若其已至於傳，則必先求其本，後求其標，相其緩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決病之生死難易，思過半矣。
陰陽升降論
人身象天地。天之陽藏於地之中者，謂之元陽。元陽之外護者，謂之浮陽，浮陽則與時升降。若人之陽氣，則藏於腎中，而四布於周身，惟元陽則固守於中而不離其位。故太極圖中心白圈，即元陽也，始終不動，其分陰分陽，皆在白圈之外。故發汗之藥，皆鼓動其浮陽，出於營衛之中，以洩其氣耳。若元陽一動，則元氣漓矣。是以發汗太甚，動其元陽，即有亡陽之患。病深之人發喘呃逆，即有陽越之虞，其危皆在煩刻，必用參附及重鎮之藥以墜安之。所以治元氣虛弱之人，用升提發散之藥，最防陽氣散越，此第一關也。至於陰氣則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則精液不布，乾枯燥烈，廉泉玉英，毫無滋潤，舌燥唇焦，皮膚粗槁。所謂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孤陽無附，害不旋踵。《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故陰氣有餘則上溉，陽氣有餘則下固，其人無病，病亦易愈，反此則危。故醫人者，慎毋發其陽而竭其陰也。
治病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從內出者，必由於臟腑；病之從外入者，必由於經絡。其病之情狀，必有鑿鑿可徵者。如怔忡驚悸為心之病，洩瀉臌脹為腸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熱而六經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別。又有臟腑有病而反現於肢節，肢節有病而反現於臟腑。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則此之寒熱，非彼之寒熱，此之痛癢，非彼之痛癢，病之所在，全不關著，無病之處，反以藥攻之。《內經》所謂：誅伐無過，則故病未已，新病復起。醫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復治其所增之病，復不知病之所從來，雜藥亂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分經絡臟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後擇何經何臟對病之藥，本於古聖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後治之，自然一劑而即見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己藥之不當，而反咎病之不應藥，此理終身不悟也。
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分經絡臟腑，夫人知之。於是天下遂有因經絡臟腑之說，而拘泥附會，又或誤認穿鑿，并有借此神其說以欺人者。蓋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經絡臟腑者，有不必求經絡臟腑者。蓋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而藥性之寒熱溫涼有毒無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於人身，其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其藥止入某經之理？即如參耆之類，無所不補；砒鴆之類，無所不毒，並不專於一處也。所以古人有現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錠、至寶丹之類，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蓋通氣者無氣不通，解毒者無毒不解，消痰者無痰不消，其中不過略有專宜耳。至張潔古輩，則每藥註定云獨入某經，皆屬附會之談，不足徵也。曰：然則用藥竟不必分經絡臟腑耶？曰：此不然也。蓋人之病，各有所現之處，而藥之治病，必有專長之功。如柴胡治寒熱往來，能愈少陽之病；桂枝治畏寒發熱，能愈太陽之病；葛根治肢體大熱，能愈陽明之病。蓋其止寒熱，已畏寒，除大熱，此乃柴胡、桂枝、葛根專長之事。因其能治何經之病，後人即指為何經之藥，孰知其功能實不僅入少陽、太陽、陽明也。顯然者尚如此，餘則更無影響矣。故以某藥為能治某經之病則可，以某藥為獨治某經則不可；謂某經之病當用某藥則可，謂某藥不復入他經則不可。故不知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泛，必無捷效。執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泥，反能致害。總之，變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腎藏精論
精藏於腎，人盡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則人不知也。夫精即腎中之脂膏也，有長存者，有日生者。腎中有藏精之處，充滿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長存者也；其慾動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脫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猶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見其虧，終年不汲，不見其溢。《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則縱慾可無害乎？曰：是又不然。蓋天下之理，總歸自然，有腎氣盛者，多慾無傷；腎氣衰者，自當節養。《左傳》云：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若縱慾不節，如淺狹之井，汲之無度，則枯竭矣。曰：然則強壯之人而絕慾則何如？曰：此亦無咎無譽，惟腎氣略堅實耳。但必浮火不動，陰陽相守則可耳。若浮火日動而強制之，則反有害。蓋精因火動而離其位，則必有頭眩、目赤、身癢、腰疼、遺洩、偏墜等症，甚者或發癰疽，此強制之害也。故精之為物，慾動則生，不動則不生，能自然不動則有益。強制則有害，過用則衰竭，任其自然而無所勉強，則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長生之訣也。
一臟一腑先絕論
人之死，大約因元氣存亡而決。故患病者，元氣已傷即變危殆。蓋元氣脫，則五臟六腑皆無氣矣。竟有元氣深固，其根不搖，而內中有一臟一腑先絕者。如心絕則昏昧不知世事，肝絕則喜怒無節，腎絕則陽道痿縮，脾絕則食入不化，肺絕則氣促聲啞。六腑之絕，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絕之象，亦必有顯然可見之處。大約其氣尚存，而神志精華不用事耳，必明醫乃能決之。又諸臟腑之中，惟肺絕則死期尤促。蓋肺為臟腑之華蓋，臟腑賴其氣以養，故此臟絕則臟腑皆無稟受矣，其餘則視其絕之甚與不甚。又觀其別臟之盛衰何如，更觀其後天之飲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則修短之期可決矣。然大段亦無過一年者，此皆得之目睹，非臆說也。
君火相火論
近世之論心火謂之君火，腎火謂之相火，此說未安。蓋心屬火而位居於上，又純陽而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無異議也。若腎中之火，則與心相遠，乃水中之火也，與心火不類，名為相火，似屬非宜。蓋陰陽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腎中亦有火。心火為火中之火，腎火為水中之火。腎火守於下，心火守於上，而三焦為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動則腎中之浮火亦隨之，腎火動而心中之浮火亦隨之；亦有心火動而腎火不動，其患獨在心，亦有腎火動而心火不動，其害獨在腎。故治火之法，必先審其何火，而後用藥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腎火以鹹寒。若二臟之陰不足以配火，則又宜取二臟之陰藥補之。若腎火飛越，又有回陽之法，反宜用溫熱，與治心火迴然不同。故五臟皆有火，而心腎二臟為易動，故治法宜詳究也。若夫相火之說，則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煩躁眩暈，此則在君火之旁，名為相火，似為確切，試以《內經》參之，自有真見也。
診脈決死生論
生死於人大矣！而能於兩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動，即能決其生死，何其近於誣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則以胃氣為本。蓋人之所以生，本乎飲食。靈樞云：穀入於胃，乃傳之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寸口屬肺經，為百脈之所會。故其來也，有生氣以行乎其間，融和調暢，得中土之精英。此為有胃氣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較也。其次則推天運之順逆，人氣與天氣相應。如春氣屬木，脈宜弦；夏氣屬火，脈宜洪之類，反是則與天氣不應。又其次則審臟氣之生剋。如脾病畏弦，木剋土也；肺病畏洪，火剋金也，反是則與臟氣無害。又其次則辨病脈之從違，病之與脈，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脈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熱寒之症，脈宜洪數，而反細弱，則真元將陷矣。至於真臟之脈，乃因胃氣已絕，不營五臟。所以何臟有病，則何臟之脈獨現，凡此皆《內經》、《難經》等書言之，明白詳盡。學者苟潛心觀玩，洞然易曉，此其可決者也。至云診脈即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無不能先知，則又非也。蓋脈之變遷無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即通於經絡，而脈一時未變者；或病輕而不能現於脈者；或有沉痼之疾，久而與氣血相併，一時難辨其輕重者；或有依經傳變，流動無常，不可執一時之脈，而定其是非者。況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且一病而數十種之脈無不可見，何能診脈而即知其何病？此皆推測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真臟之脈，臨死而終不現者，則何以決之？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合而參觀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脈為可憑，而脈亦有時不足憑；以脈為不可憑，而又鑿鑿乎其可憑。總在醫者熟通經學，更深思自得，則無所不驗矣。若世俗無稽之說，皆不足聽也。
症脈輕重論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輕重死生之別，醫者何由知之？皆必問其症，切其脈而後知之。然症脈各有不同，有現症極明而脈中不見者，有脈中甚明而症中不見者。其中有宜從症者，有宜從脈者，必有一定之故。審之既真，則病情不能逃，否則不為症所誤，必為脈所誤矣。故宜從症者，雖脈極順而症危，亦斷其必死；宜從脈者，雖症極險而脈和，亦決其必生。如脫血之人，形如死狀，危在頃刻，而六脈有根則不死，此宜從脈不從症也。如痰厥之人，六脈或促或絕，痰降則愈，此宜從症不從脈也。陰虛咳嗽，飲食起居如常，而六脈細數，久則必死，此宜從脈不宜從症也。噎膈反胃，脈如常人，久則胃絕而脈驟變，百無一生，此又宜從症不從脈也。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枚舉。總之，脈與症分觀之，則吉凶兩不可憑；合觀之，則某症忌某脈，某脈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脈數，肺屬金，數為火，火刑金也，餘可類推，皆不外五行生剋之理。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講乎脈，則講之愈密，失之愈遠。若脈之全體，則《內經》諸書詳言之矣。
脈症與病相反論
症者，病之發現者也。病熱則症熱，病寒則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與病相反者，最易誤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熱而惡熱；傷暑之病，反身寒而惡寒；本傷食也，而易飢能食；本傷飲也，而反大渴口乾。此等之病，尤當細考，一或有誤，而從症用藥，即死生判矣。此其中蓋有故焉，或一時病勢未定。如傷寒本當發熱，其時尚未發熱，將來必至於發熱，此先後之不同也；或內外異情，如外雖寒而內仍熱是也；或有名無實，如欲食好飲，及至少進即止，飲食之後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別症相雜，誤認此症為彼症是也；或此人舊有他病，新病方發，舊病亦現是也。至於脈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體之脈與常人不同；或輕病未現於脈；或痰氣阻塞，營氣不利，脈象乖其所之；或一時為邪所閉，脈似危險，氣通即復；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舊症之脈。凡此之類，非一端所能盡，總宜潛心體認，審其真實，然後不為脈症所惑。否則徒執一之見，用藥愈真，而愈誤矣。然苟非辨症極精，脈理素明，鮮有不惑者也。
中風論
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既為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為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脈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即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即所以驅邪，此大繆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墻桓，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墻桓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御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況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者，謂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為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感熱感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具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臟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法治病，一二十年而今尚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臌膈論
臌膈同為極大之病，然臌可治而膈不可治。蓋臌者有物積中，其症屬實，膈者不能納物，其症屬虛。實者可治，虛者不可治，虛其常也。臌之為病，因腸胃衰弱不能運化，或痰或血，或氣或食，凝結於中，以致膨脝脹滿。治之當先下其結聚，然後補養其中氣，則腸胃漸能剋化矣。《內經》有雞矢醴方，即治法也。後世治臌之方，亦多見效，惟臟氣已絕，臂細臍凸，手心及背平滿，青筋繞腹，種種惡症齊現則不治。若膈症乃肝火犯胃，木來侮土，謂之賊邪。胃脘枯槁不復用事，惟留一線細竅，又為痰涎瘀血閉塞，飲食不能下達，即勉強納食，仍復吐出。蓋人生全在飲食，經云：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今食既不入，則五臟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納穀，則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納穀，則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於秋；秋得病者，死於春，蓋金木相剋之時也。又有卒然嘔吐，或嘔吐而時止時發，又或年當少壯，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於類臌之症，如浮腫水腫之類，或宜針灸，或宜洩瀉，病象各殊，治亦萬變。醫者亦宜廣求諸法，而隨宜施用也。
寒熱虛實真假論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熱虛實，然必辨其真假而後治之無誤。假寒者，寒在外而熱在內也，雖大寒而惡熱飲；假熱者，熱在外而寒在內也，雖大熱而惡寒飲，此其大較也。假實者，形實而神衰，其脈浮洪芤散也；假虛者，形衰而神全，其脈靜小堅實也。其中又有人之虛實，症之虛實。如怯弱之人而傷寒傷食，此人虛而症實也；強壯之人而失血勞倦，此人實而症虛也。或宜正治，或宜從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從本，或宜從標，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上下異方，煎丸異法，補中兼攻，攻中兼補，精思妙術，隨變生機，病勢千端，立法萬變。則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窮我之術。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執己見，或學力不至，其不為病所惑者幾希矣。
內傷外感論
七情所病，謂之內傷；六淫所侵，謂之外感。自《內經》、《難經》以及唐宋諸書，無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異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異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內傷者；更有內傷兼外感，外感兼內傷者。則因與病又互相出入，參錯雜亂，治法迥殊。蓋內傷由於神志，外感起於經絡，輕重淺深，先後緩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誤，為害非輕。能熟於《內經》及仲景諸書，細心體認，則雖其病萬殊，其中條理井然，毫無疑似，出入變化，無有不效。否則徬徨疑慮，雜藥亂投，全無法紀，屢試不驗，更無把握。不咎己之審病不明，反咎藥之治病不應，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病情傳變論
病有一定之傳變，有無定之傳變。一定之傳變，如傷寒太陽傳陽明，及金匱見肝之病，知肝傳脾之類。又如痞病變臌，血虛變浮腫之類，醫者可豫知而防之也。無定之傳變，或其人本體先有受傷之處；或天時不和，又感時行之氣；或調理失宜，更生他病，則無病不可變，醫者不能豫知而為防者也。總之，人有一病，皆當加意謹慎，否則病後增病，則正虛而感益重，輕病亦變危矣。至於既傳之後，則標本緩急，先後分合，用藥必兩處兼顧，而又不雜不亂，則諸病亦可漸次平復。否則新病日增，無所底止矣。至於藥誤之傳變，又復多端；或過於寒涼而成寒中之病；或過服溫燥而成熱中之病；或過於攻伐而元氣大虛；或過於滋潤而脾氣不實，不可勝舉。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氣所傷何處，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麥冬、人參、白朮、五味、萸肉之類，將邪火盡行補濇。始若相安，久之氣逆痰升，脹滿昏沉，如中風之狀，邪氣與元氣相併，諸藥無效而死。醫家病家，猶以為病後大虛所致，而不知乃邪氣固結而然也。余見甚多，不可不深戒。
病同人異論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奉養有膏梁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一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於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者必細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後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之法因之而定。《內經》言之極詳，即針灸及外科之治法盡然，故凡治病者，皆當如是審察也
病症不同論
凡病之總者，謂之病。而一病必有數症，如太陽傷風，是病也；其惡風身熱自汗頭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為太陽病，此乃太陽病之症也。若太陽病，而又兼泄瀉不寐心煩痞悶，則又為太陽病之兼症矣。如瘧病也，往來寒熱嘔吐畏風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為瘧，此乃瘧之本症也。若瘧而兼頭痛脹滿嗽逆便閉，則又為瘧疾之兼症矣。若瘧而又下痢數十行，則又不得謂之兼症，謂之兼病。蓋瘧為一病，痢又為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勝舉。以此類推，則病之與症，其分併何啻千萬？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緒也。而治之法，或當合治，或當分治，或當先治，或當後治，或當專治，或當不治。尤在視其輕重緩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雜亂無紀，則病變百出，雖良工不能挽回矣。
病同因別論
凡人之所苦謂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謂之因。如同一身熱也，有風有寒有痰有食，有陰虛火升，有鬱怒憂思，勞怯蟲疰，此謂之因。知其因，則不得專以寒涼治熱病矣。蓋熱同而所以致熱者不同，則藥亦迥異。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別者盡然，則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熱而腹痛，則腹痛又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復不同，有與身熱相合者，有與身熱各別者。如感寒而身熱，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熱為寒，其腹痛又為傷食，則各別者也。又必審其食為何食，則以何藥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後定方，則一藥而兩病俱安矣。若不問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則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則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則倖中者甚少，而誤治者甚多，終身治病而終身不悟，歷症愈多而愈惑矣。
亡陰亡陽論
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血屬陰，是汗多乃亡陰也。故止汗之法，必用涼心斂肺之藥何也？心主血，汗為心之液，故當清心火。汗必從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當斂肺氣，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則陰氣上竭，而腎中龍雷之火隨水而上。若以寒涼折之，其火愈熾。惟用大劑參附，佐以鹹降之品，如童便、牡蠣之類，冷飲一〔木宛〕，直達下焦，引其真陽下降，則龍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隨止。此與亡陰之汗，真大相懸絕。故亡陰亡陽，其治法截然，而轉機在頃刻。當陽氣之未動也，以陰藥止汗，及陽氣之既動也，以陽藥止汗。而龍骨牡蠣、黃耆、五味收澀之藥，則兩方皆可隨宜用之。醫者能於亡陰亡陽之交，分其界限，則用藥無誤矣。其亡陰亡陽之辨法何如？亡陰之汗，身畏熱，手足溫，肌熱汗亦熱而味鹹，口渴喜涼飲，氣粗，脈洪實，此其驗也。亡陽之汗，身反惡寒，手足冷，肌涼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熱飲，氣微，脈浮數而空，此其驗也。至於尋常之正汗、熱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絕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訟紛紛，毫無定見，誤治甚多也。註：〔木宛〕，組合字，音"碗"，為"小盂"之義。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能愈病之非難，知病之必愈必不愈為難。夫人之得病，非皆死症也。庸醫治之，非必皆與病相反也。外感內傷，皆有現症，約略治之，自能向愈，況病情輕者，雖不服藥亦能漸痊，即病勢危迫，醫者苟無大誤，邪氣漸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醫者之能事也。惟不論輕重之疾，一見即能決其死生難易，百無一失，此則學問之極功，而非淺嘗者所能知也。夫病輕而預知其愈，病重而預知其死，此猶為易知者。惟病象甚輕，而能決其必死，病勢甚重，而能斷其必生，乃為難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蓋邪氣雖去，而其人之元氣與病俱亡，一時雖若粗安，真氣不可復續。如兩虎相角，其一雖勝，而力已脫盡，雖良工亦不能救也。又有病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蓋邪氣盛而元氣堅固，邪氣與元氣相併，大攻則恐傷其正，小攻則病不為動，如油入麵，一合則不可復分，而又不至於傷生。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則病氣入臟腑者，病與人俱盡者為多，病在經絡骨脈者，病與人俱存者為多，此乃內外輕重之別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徵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既不使之與病俱亡，亦不使之終身不愈。此非深通經義之人，必不能窮源極流，挽回於人所不見之地也。
卒死論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內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僅十之二三，惟一時不得良醫，故皆枉死耳。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臟腑經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厲等物。閉塞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則大氣阻絕。昏悶迷惑，久而不通，則氣愈聚愈塞，如繫繩於頸，氣絕則死矣。若醫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氣，驅其邪，則立愈矣。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氣道而卒死者，通氣降痰則甦，所謂痰厥之類是也。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臟絕之症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惱怒不常，五臟之內，精竭神衰。惟一線真元未斷，行動如常，偶有感觸。其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頃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則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神鬼，適逢冤譴，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類矣。
病有鬼神論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處，有以召之，則應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則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禦之之具有虧，則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為鬼神所憑者，其愚魯者，以為鬼神實能禍人；其明理者，以為病情如此，必無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耳。衛氣虛則受寒，榮氣虛則受熱，神氣虛則受鬼。蓋人之神屬陽，陽衰則鬼憑之，《內經》有五臟之病，則現五色之鬼。《難經》云：脫陽者見鬼。故經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諸穴者，皆賴神氣以充塞之。若神氣有虧，則鬼神得而憑之，猶之風寒之能傷人也。故治寒者壯其陽，治熱者養其陰，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驚者，則當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窮其故，乃能無所惑而有據。否則執一端之見，而昧事理之實，均屬憒憒矣。其外更有觸犯鬼神之病，則祈禱可愈。至於冤譴之鬼，則有數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貽累者；有過誤害人者，其事皆鑿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見於經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類甚多，目睹者亦不少，此則非藥石祈禱所能免矣。
腎虛非陰症論
今之醫者，以其人房勞之後，或遺精之後，感冒覺寒而發熱者，謂之陰症。病者遇此，亦自謂之陰症。不問其現症何如，總用參、朮、附、桂、乾薑、地黃等溫熱峻補之藥。此可稱絕倒者也。夫所謂陰症者，寒邪中於三陰經也。房後感風，豈風寒心中腎經？即使中之，亦不過散少陰之風寒，如傷寒論中少陰發熱，仍用麻黃、細辛發表而已。豈有用辛熱溫補之法耶？若用溫補，則補其風寒於腎中矣。況陰虛之人而感風寒，亦必由太陽入，仍屬陽邪，其熱必甚，兼以燥悶煩渴。尤宜清熱散邪，豈可反用熱藥？若果直中三陰，則斷無壯熱之理。必有惡寒、倦臥、厥冷、喜熱等症，方可用溫散，然亦終無用滋補之法。即如傷寒差後房事不慎，又發寒熱，謂之女勞復。此乃久虛之人，復患大症。依今人之見，尤宜峻補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湯服，然則無病而房後感風，更不宜用熱補矣。故凡治病之法，總視目前之現證現脈。如果六脈沉遲，表裏皆畏寒，的係三陰之寒證。即使其本領強壯，又絕慾十年，亦從陰治。若使所現脈證的係陽邪，發熱煩渴，並無三陰之症。即使其人本體虛弱，又復房勞過度，亦從陽治。如傷寒論中陽明大熱之證，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間，轉入三陰，即改用溫補；若陰症轉陽症，亦即用涼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惟喻嘉言先生能知此義，有寓意草中黃長人之傷寒案可見。餘人皆不知之，其殺人可勝道哉。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今之醫者，謂吐血為虛勞之病，此大謬也。夫吐血有數種，大概咳者成勞，不咳者不成勞。間有吐時偶咳者，當其吐血之時，狼狽頗甚，吐止即痊，皆不成勞何也？其吐血一止，則週身無病，飲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之後，或陰虛內熱，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藥而痊。若咳嗽則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氣升，多則三年，少則一年而死矣。蓋咳嗽不止，則腎中之元氣震蕩不寧，肺為腎之母，母病則子亦病故也。又肺為五臟之華蓋，經云：穀氣入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是則臟腑皆取精於肺，肺病則不能輸精於臟腑，一年而臟腑皆枯，三年而臟腑竭矣。故咳嗽為真勞不治之疾也。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時稍緩，其飲食起居不甚變，又其人善於調攝。延經三年之後，起居如舊，間或一發，靜養即愈，此乃百中難得一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症屢發，肝竭肺傷，亦變咳嗽，久而亦死。此則不善調攝，以輕變重也。執此以決血症之死生，百不一失矣。
胎產論
婦科之最重者二端，墮胎與難產耳。世之治墮胎者，往往純用滋補；治難產者，往往專於攻下，二者皆非也。蓋半產之故非一端，由於虛滑者，十之一二；由於內熱者，十之八九。蓋胎惟賴血以養，故得胎之後，經事不行者，因衝任之血皆為胎所吸，無餘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則胎枯竭而下墮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內熱火盛，陽旺而陰虧也。故古人養胎之方，專以黃芩為主。又血之生，必由於脾胃。經云：榮衛之道，納穀為寶。故又以白朮佐之。乃世之人專以參耆補氣，熟地滯胃。氣旺則火盛，胃濕則不運，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至於產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無危險之理，險者千不得一。世之遭厄難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產婦，不可令早用力。蓋胎必轉而後下，早用力則胎先下墜，斷難舒轉，於是橫生倒產之害生。又用力則胞漿驟下，胎已枯澀，何由能產？此病不但產子之家不知，即收生穩婦亦有不知者。至於用藥之法，則交骨不開，胎元不轉，種種諸症，各有專方。其外或宜潤，或宜降，或宜溫，或宜涼，亦當隨症施治。其大端以養血為主，蓋血足則諸症自退也。至於易產強健之產婦，最多卒死。蓋大脫血之後，衝任空虛，經脈嬌脆。健婦不以為意，輕舉妄動，用力稍重，衝脈斷裂，氣冒血崩，死在頃刻。尤忌舉手上頭，如是死者，吾見極多。不知者以為奇異，實理之常，生產之家不可不知也。
病有不必服藥論
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藥者，如黃疸之類是也。黃疸之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輕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蓋疸之重者，其脅中有囊以裹黃水，其囊並無出路。藥衹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藥，非補邪即傷正，故反有害。若輕病則囊尚未成，服藥有效。至囊成之後，則百無一效。必須用輕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其水。另有秘方傳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飲之病亦有囊，常藥亦不能癒。外此如吐血久痞等疾，得藥之益者甚少，受藥誤者甚多。如無至穩必效之方，不過以身試藥，則寧以不服藥為中醫矣。
方藥離合論
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聖人為之製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操縱之法，有大權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雖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無藥。譬之作書之法，用筆已工，而配合顛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於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於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則病之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於殺人而已矣。至於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則《內經》詳言之，茲不復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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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月 发表于 2008-9-3 08:16

古方加減論
古人製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沈痼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即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症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即於是方之內，因其現症之異而為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為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為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為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為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糖湯，而為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託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則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即曰小柴胡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豬苓、澤瀉，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歸咎於藥，以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即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為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症，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症，自然不倍於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方劑古今論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昔者聖人之製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耦，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之智，真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為問難，註明主治之症。其傷寒論金匱要略，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啟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此謂之古方與《內經》並垂不朽。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陀、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為宗枝正脈耳。既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於宋人，並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聘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續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傳可法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為章典？若謂自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為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為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
單方論
單方者，藥不過一二味，治不過一二症，而其效則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謂海上方者是也。其原起於本草，蓋古之聖人，辨藥物之性，則必著其功用，如逐風、逐寒、解毒、定痛之類。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則以一藥治之，藥專則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數症，則必合數藥而成方。至後世藥品日增，單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內外之感，其中自有傳變之道，虛實之殊，久暫之別，深淺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時各異，此非守經達權者不能治。若皆以單方治之，則藥性專而無製，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醫者不可以此嘗試，此經方之所以為貴也，然參考以廣識見，且為急救之備，或為專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禁方論
天地有好生之德，聖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豈非天地聖人之至願哉？然而方之有禁則何也？其故有二：一則懼天下之輕視夫道也。夫經方之治病，視其人學問之高下以為效驗，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變化無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義有所不解，機有所莫測。其傳也，往往出於奇人隱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難，則愛護之必至。若輕以授人，必生輕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愛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則恐發天地之機也。禁方之藥，其製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窮陰陽之柄，窺造化之機。其修合必虔誠敬慎，少犯禁忌，則藥無驗。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此又陰陽之理也。靈樞禁服篇，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臂插血之盟也。故黃帝有蘭臺之藏，長桑君有無泄之戒，古聖皆然。若夫詭詐之人，專欲圖利，託名禁方，欺世惑眾。更有修煉熱藥，長慾道淫，名為養生，實速其死，此乃江河惡習，聖人之所必誅也。又有古之禁方，傳之已廣，載入醫書中與經方並垂，有識者，自能擇之也。
古成方劑大小論
今人以古人氣體充實，故方劑分兩甚重，此無稽之說也。自三代至漢晉，升斗權衡，雖有異同，以今較之，不過十分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傷寒大劑也，桂枝為藥各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為一劑，在今只一兩八錢，又分三服，則一服不過五錢三分零。他方有藥品多者，亦不過倍之而已。況古時之藥，醫者自備，俱用鮮者，分兩以鮮者為準，乾則折算。如半夏、麥冬之類，皆生大而乾小，至附子野生者甚小，後人種之乃肥大，皆有確證。今然每方必十餘味，每味三、四錢，則一劑重二三兩矣。更有熟地用至四兩一劑者，尤屬可怪，古丸藥如烏梅丸，每服如桐子大十丸，今秤不過二三分，今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矣。古末藥用方寸匕，不過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錢矣。古人用藥分兩，未嘗從重。（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鬲甫〕。六斗四升曰〔鬲甫〕，四〔鬲甫〕共二石五斗六升，為人一月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蓋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來，時醫誤閱古方，增重分兩，此風日熾，即使對病，元氣不勝藥力，亦必有害，況更與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無師授，無怪乎其動成笑柄也。
藥誤不即死論
古人治法，無一方不對病，無一藥不對症，如是而病猶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醫之咎也。後世醫失其傳，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無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風總名也，其類有偏枯、痿痺、風痱、歷節之殊。而諸症之中，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腫總名也，其類有皮水、正水、石水、風水之殊，而諸症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盡然，醫者必能實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減何藥，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論何病，總以陰虛陽虛等籠統之談概之，而試以籠統不切之藥。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輕，適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對症之藥，亦奏小效，皆屬誤治，其得免於殺人之名者何也？蓋殺人之藥，必大毒如砒鴆之類，或大熱大寒峻厲之品，又適與病相反，服後立見其危。若尋常之品，不過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即死也。久而病氣自退，正氣自復，無不愈者。間有遷延日久，或隱受其害而死。更或屢換庸醫，遍試諸藥，久而病氣益深，元氣竭亦死。又有初因誤治，變成他病，輾轉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過，反增他病而死。蓋日日診視，小效則以為可愈，小劇又以為難治，並無誤治之形，確有誤治之實。病家以為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醫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實則真殺之而不覺也。若夫誤投峻厲相反之藥，服後顯然為害，此其殺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誤服參附峻補之藥而即死者，則病家之所甘心，必不歸咎於醫，故醫者雖自知其誤，必不以此為戒，而易其術也。
藥石性同用異論
一藥有一藥之性情功效，其藥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顯而易見者。然一藥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蓋藥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則取其此長，在彼方則取其彼長，真知其功效之實，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後世，一藥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蓋古人尚未盡知之，後人屢試而後知。所以歷代本草所註藥性，較之神農本經所註功用增益數倍，蓋以此也。但其中有當有不當，不若神農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熱藥，而附子之熱與乾薑之熱，迥乎不同；同一寒藥，而石膏之寒與黃連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誤用，禍害立至。蓋古人用藥之法，並不專取其寒熱溫涼補瀉之性也。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其嗜好之偏。其要似與病情之寒熱溫涼補瀉若不相關，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舉。學者必將神農本草，字字求其精義之所在，而參以仲景諸方，則聖人之精理，自能洞曉。而己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機，而天下無難治之症也。
劫劑論
世有奸醫，利人之財，取效於一時，不顧人之生死者，謂之劫劑。劫劑者，以重藥奪截邪氣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時即出，必漸消漸托而後盡焉。今欲一日見效，勢必用猛厲之藥，與邪相爭，或用峻補之藥，遏抑邪氣；藥猛厲則邪氣暫伏，而正亦傷，藥峻補則正氣驟發，而邪內陷。一時似乎有效，及至藥力盡而邪復來，元氣已大壞矣。如病者身熱甚，不散其熱，而以沉寒之藥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禦之；瀉痢甚不去其積，而以收斂之藥塞之之類，此峻厲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劑參附，一時陽氣大旺，病氣必潛藏，自然神氣略定。越一二日，元氣與邪氣相併，反助邪而肆其毒，為禍尤烈，此峻補之法也。此等害人之術，奸醫以此欺人而騙財者，十之五，庸醫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為醫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製藥論
製藥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詳於宋之雷〔學支〕，今世所傳雷公炮炙論是也。後世製藥之法，日多一日，內中亦有至無理者，固不可從，若其微妙之處，實有精義存焉。凡物氣厚力大者，無有不偏，偏則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則用法以製之，則藥性之偏者醇矣。其製之義，又各不同，或以相反為製，或以相資為製，或以相惡為製，或以相畏為製，或以相喜為製。而製法又復不同，或製其形，或製其性，或製其味，或製其質，此皆巧於用藥之法也。古方製藥無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氣性。如桂枝湯中用白芍，亦即有相製之理，故不必每藥製之也。若後世好奇眩異之人，必求貴重怪僻之物，其製法大費工本，以神其說，此乃好奇尚異之人，造作以欺誑富貴人之法，不足憑也。惟平和而有理者，為可從耳。
人參論
天下之害人者，殺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殺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後殺其身者，人參也。夫人參用之而當，實能補養元氣，拯救危險，然不可謂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為物氣盛而力厚，不論風寒暑濕痰火鬱結，皆能補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憊，或邪深而正氣怯弱，不能逐之於外，則於除邪藥中投之，以為驅邪之助。然又必審其輕重而後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無邪，是虛是實，又佐以純補溫熱之品，將邪氣盡行補住，輕者邪氣永不復出，重者即死矣。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為良藥，價賤為劣藥，而常人之情，無不好補而惡攻。故服參而死，即使明知其誤，然以為服人參而死，則醫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盡，此命數使然，可以無恨矣。若服攻削之藥而死，即使用死，即使用藥不誤，病實難治，而醫者之罪已不可勝誅矣。故人參者，乃醫家邀功避罪之聖藥也。病家如此，醫家如此，而害人無窮矣。更有駭者，或以用人參為冠冕，或以用人參為有力量。又因其貴重，深信以為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參一用，凡病之有邪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終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蓋向日之人參，不過一二換，多者三四換，今則其價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錢二錢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兩而家已蕩然矣。夫人情於死生之際，何求不得，寧恤破家乎！醫者全不一念，輕將人參立方，用而不遵，在父為不慈，在子為不孝，在夫婦昆弟為忍心害理。并有親戚雙友，責罰痛罵，即使明知無益，姑以此塞責。又有孝子慈父，倖其或生，竭力以謀之。遂使貧窶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終身凍餒。若仍不救，棺殮俱無，賣妻鬻子，全家覆敗。醫者誤治，殺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惡甚於盜賊，可不慎哉！吾願天下之人，斷不可以人參為起死回生之藥，而必服之。醫者必審其病，實係純虛，非參不治，服必萬全，然後用之。又必量其家業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參之後，死生無靠。然後節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醫，殺命破家於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禍，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用藥如用兵論
聖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而毒藥則以之攻邪，故雖甘草、人參，誤用致害，皆毒藥之類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猶之好戰勝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同也。故病之為患也，小則耗精，大則傷命，隱然一敵國也。以草木偏性，攻臟腑之偏勝，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後無喪身殞命之憂。是故傳經之邪，而先奪其未至，則所以斷敵之耍道也；橫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則所以守我之巖疆也。挾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則敵之資糧已焚；合舊疾而發者，必防其併，則敵之內應既絕。辦經絡而無泛用之藥，此之謂向導之師；因寒熱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謂行間之術。一病而分治之，則用寡可以勝眾，使前後不相救，而勢自衰；數病而合治之，則併力搗其中堅，使離散無所統，而眾悉潰。病方進，則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氣，所以老其師；病方衰，則必窮其所之，更益精銳，所以搗其穴。若夫虛邪之體，攻不可過，本和平之藥，而以峻藥補之，衰敝之日不可窮民力也；實邪之傷，攻不可緩，用峻厲之藥，而以常藥和之，富強之國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選材必當，器械必良，剋期不愆，布陣有方，此又不可更僕數也。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
執方治病論
古人用藥立方，先陳列病症，然後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有出入，則有加減之法，附於方後。可知方中之藥，必與所現之症纖悉皆合，無一味虛設，乃用此方，毫無通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異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現症全然不同，乃亦以此方施治，則其藥皆不對症矣。并有病名雖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則其中盡屬相反之藥矣。總之欲用古方，必先審病者所患之症，悉與古方前所陳列之症皆合，更檢方中所用之藥，無一不與所現之症相合，然後施用，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斷不可道聽塗說，聞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論其因之異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雖所用悉本於古方，而害益大矣。
湯藥不足盡病論
《內經》治病之法，針灸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導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蓋服藥之功，入腸胃而氣四達，未嘗不能行於臟腑經絡。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則病屬有形，藥之氣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針灸等法，即從病之所在，調其血氣，逐其風寒，為實而可據也。況即以服藥論，止用湯劑，亦不能盡病。蓋湯者盪也，其行速，其質輕，其力易過而不留，惟病在榮衛腸胃者，其效更速。其餘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醫者豫備，以待一時急用。視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則病無遁形。故天下無難治之症，而所投輒有神效，扁鵲、倉公所謂禁方者是也。若今之醫者，祇以一煎方為治，惟病後調理，則用滋補丸散，盡廢聖人之良法，即使用藥不誤，而與病不相入，則終難取效。故扁鵲云：人之所患患病多，醫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變愈多，而醫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
本草古今論
本草之始，昉於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人，與天地為一體，實能探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若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矣。迨其後藥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為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逸品，試而有效，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明李時珍，增益唐慎微證類本草為綱目，考其異同，辦其真偽，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備，此藥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則亦後人試驗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直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尤有不足憑者，至其詮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則增註之。或古方治某病，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為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其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篇。故論本草，必以神農為本，而他說則必審擇而從之，必驗之於病而後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採取，餘則止可於單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奇藥，或出於深山窮谷，或出於殊方異域，前世所未嘗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異氣之所鍾，造物之機，久而愈洩，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藥性變遷論
古方所用之藥，當時效驗顯著，而本草載其功用鑿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應有不應，其故何哉？蓋有數端焉。一則地氣之殊也。當時初用之始，必有所產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氣厚而力全。以後傳種他方，則地氣移而力薄矣。一則種類之異也。凡物之種類不一，古人所採，必至貴之種，後世相傳，必擇其易於繁衍者而種之，未必皆種之至貴者。物雖非偽，而種則殊矣。一則天生與人力之異也。當時所採，皆生於山谷之中，元氣未洩，故得氣獨厚。今皆人功種植，既非山谷之真氣，又加灌溉之功，則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則名實之訛也。當時藥不市賣，皆醫者自取而備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人欲得而用之，尋求採訪，或誤以他物充之，或以別種代之，又肆中未備，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藥遂失其真矣。其變遷之因，實非一端。藥性既殊，即審病極真，處方極當，奈其藥非當時之藥，則效亦不可必矣。今之醫者，惟知定方，其藥則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雖有神醫，不能以假藥治真病也。
藥性專長論
藥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熱能治寒，性燥能治濕，芳香則通氣，滋潤則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發散也，而桂枝則散太陽之邪，柴胡則散少陽之邪。同一滋陰也，而麥冬則滋肺之陰，生地則滋腎之陰。同一解毒也，而雄黃則解蛇蟲之毒，甘草則解飲食之毒。已有不可盡解者，至如鱉甲之消痞塊，史君子之殺蛔蟲，赤小豆之消膚腫，蕤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睡，白鶴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則尤不可解者，此乃藥性之專長，即所謂單方秘方也。然人止知不可解者之為專長，而不知常用藥之中，亦各有專長之功。後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盡收藥之功效者也。故醫者當廣集奇方，深明藥理，然後奇症當前，皆有治法，變化不窮。當年神農著本草之時，既不能睹形而即識其性，又不可每藥歷試而知，竟能深識其功能，而所投必效，豈非與造化相為默契，而非後人思慮之所能及者乎
煎藥法論
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禽魚羊豕，失其調度，尚能損人，況藥專以之治病而可不講乎？其法載於古方之末者，種種各殊。如麻黃湯先煮麻黃去沫，然後加餘藥同煎，此主藥當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湯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藥後須啜熱粥以助藥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瀾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服後又當多飲煖水。小建中湯則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煎減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煎藥成而後納大黃。其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不可勝數，皆各有意義。大都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盪。補益滋膩之藥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總訣也。故方藥雖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蓋病家之常服藥者，或尚能依法為之。其粗魯貧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況病家乎？
服藥法論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雖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則非特無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發散之劑，欲驅風寒出之於外，必熱服而煖覆其體，令藥氣行於榮衛，熱氣周遍，挾風寒而從汗解。若半溫而飲之，仍當風坐立，或僅寂然安臥，則藥留腸胃不能得汗，風寒無暗消之理，而榮氣反為風藥所傷矣。通利之藥，欲其化積滯而達之於下也。必空腹頓服，使藥性鼓動，推其垢濁從大便解。若與飲食雜投，則新舊混雜，而藥氣與食物相亂，則氣性不專，而食積愈頑矣。故傷寒論等書服藥之法，宜熱、宜溫、宜涼、宜冷、宜緩、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飽、宜飢。更有宜湯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圓。其輕重大小上下表裏，治法各有當，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義，必有得於心也。
醫必備藥論
古之醫者，所用之藥皆自備之。《內經》云：司氣備物，則無遺主矣。當時韓康賣藥，非賣藥也，即治病也。韓文公進學解云：牛溲馬渤，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巾無遺，醫師之良也。今北方人稱醫者為賣藥先生，則醫者之自備藥可知，自宋以後。漸有寫方不備藥之醫，其藥皆取之肆中，今則舉世皆然。夫賣藥者不知醫，猶之可也。乃行醫者竟不知藥，則藥之是非真偽，全然不問，醫者與藥不相謀，方即不誤，而藥之誤多矣。又古聖人之治病，惟感冒對疾，則以煎劑為主，餘者皆用丸散為多。其丸散有非一時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疾，必須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亡死矣。又有一病止須一丸而愈，合藥不可止合一丸。若使病家為一人而合一料，則一丸之外皆為無用。惟醫家合之，留待當用者用之，不終棄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藥，儲之數年，難遇一用。藥肆之中，因無人問，則亦不備，惟醫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時之需耳。至於外科所用之煎方，不過通散榮衛耳。若護心托毒，全賴各種丸散之力。其藥皆貴重難得及鍛煉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費又大，亦不得為一人止合一二丸。若外治之圍藥、塗藥、昇藥、降藥，護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痒，提膿呼毒，生肉生皮，續筋連骨。又有熏蒸、烙灸、吊洗、點〔水榻〕（此字左為水部旁，右為"榻"字去木部旁）等藥，種種各異。更復每症不同，皆非一時所能備，尤必須平時豫合。乃今之醫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講其法，又無資本以蓄藥料。偶遇一大症，內科則一煎方之外，更無別方，外科則膏藥之外，更無餘藥。即有之，亦惟取極賤極易得之一二味，以為應酬之具。則安能使極危極險極奇極惡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藥者醫家不可不全備者也。
乩方論
世有書符請仙而求方者。其所書之方，固有極淺極陋極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誤人者。亦有極高極古極奇極穩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託名呂純陽，或託名張仲景，其方亦宛然純陽、仲景之遺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機也，人心之感召，無所不通，既誠心於求治，則必有能治病之鬼神應之。雖非真純陽、仲景，必先世之明於醫理不遇於時而死者。其精靈一時不散，遊行於天地之間，因感而至，以顯其能。而其人病適當愈，則獲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盡效，然皆必有意義，反不若世之時醫用相反不若世之時醫用相反之藥以害人。惟決死生之處，不肯鑿鑿言之，此則天機不輕洩之故也。至於不通不典之方，則必持乩之術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誠，非真乩方也。
熱藥誤人最烈論
凡藥之誤人，雖不中病，非與病相反者，不能殺人；即與病相反，藥性平和者，不能殺人；與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藥甚輕，不能殺人；性既相反，藥劑又重，其方中有幾味中病者，或有幾味能解此藥性者，亦不能殺人；兼此數害，或其人病甚輕，或其人精力壯盛，亦不能殺人。蓋誤藥殺人，如此之難也。所以世之醫者，大半皆誤，亦不見其日殺數人也。即使殺之，乃輾轉因循以至於死，死者不覺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漸自愈者，反指所誤用之藥以為此方之功效，又轉以之誤治他人矣。所以終身誤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熱大燥之藥，則殺人為最烈。蓋熱性之藥，往往有毒，又陽性急暴，一入臟腑，則血湧氣升。若其人之陰氣本虛，或當天時酷暑，或其人傷暑傷熱。一投熱劑，兩火相爭，目赤便閉，舌燥齒乾，口渴心煩，肌裂神躁，種種惡候，一時俱發。醫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歸元，或云此是陰症，當加重其熱藥，而佐以大補之品。其人七竅皆血，呼號宛轉，狀如服毒而死，病家全不以為咎，醫者亦洋洋自得，以為病勢當然。總之，愚人喜服補熱，雖死不悔，我目中所見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醫者與病家無一能聽從者，豈非所謂命哉？夫大寒之藥亦能殺人，其勢必緩，猶為可救，不若大熱之藥斷斷不可救也。至於極輕淡之藥，誤用亦能殺人，此乃其人之本領甚薄，或勢已危殆，故小誤即能生變，此又不可全歸咎於醫殺之也。
薄貼論
今所用之膏藥，古人謂之薄貼，用大端有二：一以治表，一以治裏。治表者，如呼膿去腐，止痛生肌，井摭風護肉之類，其膏宜輕薄而日換，此理人所易知。治裏者，或驅風寒，或和氣血，或消痰痞，或壯筋骨，其方甚多，藥亦隨病加減，其膏宜重厚而久貼，此理人所難知，何也？蓋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內，其流行於經絡臟腑者，必服藥乃能驅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於皮膚筋骨之間，可按而得者，用膏貼之，閉塞其氣，使藥性從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經貫絡，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較之服藥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氣聚血結而有形者，薄貼之法為良。但製膏之法，取藥必真，必志必誠，火候必到，方能有效。否則不能奏功，至於敷熨吊〔水榻〕，種種雜法，義亦相同，在善醫者通變之而已。註：〔水榻〕，左邊為三點"水"字旁，右邊為"榻"字去"木"旁。
貌似古方欺人論
古聖人之立方，不過四五味而止。其審藥性，至精至當，其察病情，至真至確。方中所用之藥，必準對其病，而無毫髮之差。無一味泛用之藥，且能以一藥兼治數症。故其藥味雖少，而無症不該。後世之人，果能審其人之病，與古方所治之病無少異，則全用古方治之，無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風氣各殊，人之氣稟各異，則不得不依古人所製主病之方，略為增減，則藥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雜，未免欲兼顧，則隨症增一二味，而藥又增矣。故後世之方，藥味增多，非其好為雜亂也。乃學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藥該數症，故變簡而為繁耳，此猶不失周詳之意。且古方之設，原有加減之法，病症雜出，亦有多品之劑，藥味至十餘種。自唐以後之方，用藥漸多，皆此義也。乃近世之醫，動云效法漢方，藥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藥，有用浮泛輕淡之品者，雖不中病，猶無大害。若趨時之輩，竟以人參、附子、乾薑、蒼朮、鹿茸、熟地等峻補辛熱之品，不論傷寒暑濕，惟此數種輪流轉換，以成一方，種種與病相反，每試必殺人，毫不自悔。既不辦病，又不審藥性，更不記方書，以為此乃漢人之法。嗚呼！今之所學漢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於近日之時醫，好為高論以欺人。又人情樂於溫補，而富貴之家尤甚，不如是則道不行。所以人爭效尤，以致貽害不息。安有讀書考古深思體驗之君子，出而挽回，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卷下
司天運氣論
邪說之外，有欺人之學，有耳食之學。何謂欺人之學？好為高談奇論，以駭人聽聞，或勦襲前人之語，以示淵博。彼亦自知其為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為欺人之學。何謂耳食之學？或竊聽他人之說，或偶閱先古之書，略記數語，自信為已得其祕，大言不慚，以此動眾，所謂道聽塗說是也。如近人所談司天運氣之類是矣。彼所謂司天運氣者，以為何氣司天，則是年民當何病。假如厥陰司天，風氣主之，則是年之病，皆當作風治。此等議論，所謂耳食也。蓋司天運氣之說，黃帝不過言天人相應之理如此，其應驗先候於脈。凡遇少陰司天，則兩手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若在泉則尺脈不應亦如之；若脈不當其位，則病相反者死，此診脈之一法也。至於病則必觀是年歲氣勝與不勝，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民病心痛脅滿等症。倘是年風淫雖勝，而民另生他病，則不得亦指為風淫之病也；若是年風淫不勝，則又不當從風治矣。經又云：相火之下，水氣乘之，水位之下，火氣承之。五氣之勝皆然，此乃亢則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勝，亦有相剋者乘之，更與司天之氣相反矣。又云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則歲半以前屬司天，歲半以後又屬在泉，其中又有勝不勝之殊，其病更無定矣。又云：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之左間右間，六氣皆有左右間，每間主六十日，是一歲之中復有六氣循環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歲會三合之不齊，太過不及之異氣，欲辨明分晰，終年不能盡其蘊。當時聖人，不過言天地之氣運行旋轉如此耳。至於人之得病，則豈能一一與之盡合？一歲之中，不許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內經》治歲氣勝復，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總之，則病治病，如風淫於內，則治以辛涼，六氣皆有簡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無問其數，以平為期，何等劃一。凡運氣之道，言其深者，聖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實用，則平正通達，人人易曉。但不若今之醫者所云，何氣司天則生何病，正與《內經》圓機活法相背耳。
醫道通治道論
治身猶治天下也。天下之亂，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災是也；由乎人者，如歷代季世之變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後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虛弱柔脆是也；由乎後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養與服大藥，不能免於夭折；猶之天生之亂，非大聖大賢不能平也。後天之病，乃風寒暑溼燥火之疾，所謂外患也；喜怒憂思悲驚恐之害，所謂內憂也。治外患者以攻勝，四郊不靖，而選將出師，速驅除之可也；臨辟雍而講禮樂，則敵在門矣。故邪氣未盡而輕用補者，使邪氣內入而亡。治內傷者以養勝，綱紀不正，而崇儒講道，徐化導之可也。若任刑罰而嚴誅戮，則禍益深矣。故正氣不足而輕用攻者，使其正氣消盡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無玩民，故刑罰不廢，則補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擾民矣。故補中之攻不可過也。征誅之年，亦修內政，故教養不弛，則攻中之補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則養寇矣。故攻中之補不可誤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為之，則事不墮；天下小事，以一人從容處之，則事不擾。患大病以大藥制之，則病氣無餘；患小病以小方處之，則正氣不傷。然而施治有時，先後有序，大小有方，輕重有度，疏密有數，純而不雜，整而不亂，所用之藥，各得其性。則器使之道，所處之方，各得其理；則調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誰謂良醫之法，不可通於良相也。
五方異治論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故其氣體隨地不同。西北之人氣深而厚，凡受風寒，難於透出，宜用疏通重劑；東南之人氣浮而薄，凡遇風寒，易於疏洩，宜用疏通輕劑。又西北地寒，當用溫熱之藥；然或有邪蘊於中而內反甚熱，則用辛寒為宜。東南地溫，當用清涼之品；然或有氣隨邪散，則易於亡陽，又當用辛溫為宜。至交廣之地，則汗出無度，亡陽尤易，附桂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濕，山陝之高燥，皆當隨地制宜。故入其境，必問水土風俗而細調之。不但各府各別，即一縣之中，風氣亦有迥殊者，并有所產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極效之方，皆宜詳審訪察。若恃己之能，執己之見，治竟無功，反為土人所笑矣。湖州長興縣有合溪，小兒飲此水則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線掛頭，以兩頭按乳頭上剪斷，即將此線掛轉，將兩頭向背脊上一併拽齊線頭盡處，將黑點記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壯，或七壯即消。永不再發，服藥無效。
病隨國運論
天地之氣運，數百年一更易，而國家之氣運亦應之。上古無論，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張潔古、李東垣輩，立方皆以補中宮，健脾胃，用剛燥扶陽之藥為主，局方亦然。至於明季，主暗臣專，膏澤不下於民。故丹溪以下諸醫，皆以補陰益下為主。至我本朝，運當極隆之會，聖聖相承，大權獨攬，朝綱整肅，惠澤旁流，此陽盛於上之明徵也。又冠飾朱纓，口燔煙草，五行惟火獨旺。故其為病，皆屬盛陽上越之症。數十年前，雲間老醫知此義者，往往專以芩、連、知、柏挽回誤投溫補之人，應手奇效，此實與運氣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隨症施治，并執寧過溫熱，毋過寒冷之說。偏於溫熱，又多矯枉過正之論。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陽在內者，當用大順散、理中湯，此乃千中之一。今則不論何人，凡屬中暑，皆用理中等湯。我目睹七竅皆裂而死者，不可勝數。至於託言袓述東垣用蒼朮等燥藥者，舉國皆然。此等惡習，皆由不知天時國運之理，誤引舊說以害人也。故古人云：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為醫。
針灸失傳論
靈素兩經，其詳論藏府經穴疾病等說。為針法言者，十之七八；為方藥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針法如此，然針道難而方藥易，病者亦樂於服藥而苦於針，所以後世方藥盛行，而針法不講。今之為針者，其顯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尚不與焉。兩經所言十二經之出入起止淺深左右，交錯不齊，其穴隨經上下，亦參差無定。今人祇執同身寸依左右一直豎量，並不依經曲折，則經非經而穴非穴，此一失也。兩經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餘則指經而不指穴。如靈樞終始篇云：人迎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太陰。厥病篇云：厥頭痛，或取足陽明太陰，或取手少陽足少陰；耳聾取手
水病針法論
凡刺之法，不過補瀉經絡，祛邪納氣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風〔病水〕膚脹，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膚之血盡取之何也？蓋水旺必剋脾土，脾土衰則遍身皮肉皆腫，不特一經之中有水氣矣。若僅刺一經，則一經所過之地水自漸消。而他經之水不消，則四面會聚，并一經已瀉之水亦仍滿矣。故必周身腫滿之處皆刺而瀉之，然後其水不復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此與大禹治洪水之法同。蓋洪水泛濫，必有江淮河濟，各引其所近之眾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祇歸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後，更必調其飲食。經云：方飲無食，方食無飲（使飲食異居，則水不從食，以至於脾土受濕之處也），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難愈如此。余往時治此病，輕者多愈，重者必復腫。蓋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剌，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違法度，即無愈理，可不慎哉。
出奇制病論
病有經有緯，有常有變，有純有雜，有正有反，有整有亂，并有從古醫書所無之病。歷來無治法者，而其病又實可愈。既無陳法可守，是必熟尋《內經》《難經》等書，審其經絡藏府受病之處，及七情六氣相感之因。與夫內外分合氣血聚散之形，必有鑿鑿可徵者，而後立為治法。或先或後，或併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取藥極當，立方極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機，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雖筋骨關節之間，亦游刃有餘。然後天下之病，千緒萬端，而我之設法，亦千變萬化，全在平時於極難極險之處，參悟通澈，而後能臨事不眩。否則一遇疑難，即束手無措，冒昧施治，動輒得咎，誤人不少矣。
治病緩急論
病有當急治者，有不當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內犯藏府，則元氣受傷，無以托疾於外。必乘其方起之時，邪入尚淺，與氣血不相亂，急驅而出之於外，則易而且速。若俟邪氣已深，與氣血相亂，然後施治，則元氣大傷，此當急治者也。若夫病機未定，無所歸者，急用峻攻，則邪氣益橫。如人之傷食，方在胃中，則必先用化食之藥，使其食漸消由中焦而達下焦，變成渣穢而出，自然漸愈。若即以硝黃峻藥下之，則食尚在上焦，即使隨藥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腸胃中脂膜與之全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變，此不當急治者也。以此類推，餘病可知。至於虛人與老少之疾，尤宜分別調護，使其元氣漸轉，則正復而邪退。醫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則補其所不當補，攻其所不當攻。所服之藥不驗，又轉求他法，無非誅伐無過。至當愈之時，其人已為藥所傷，而不能與天地之生氣相應矣。故雖有良藥，用之非時，反能致害，緩急之理，可不講哉。
治病分合論
一病而當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脹滿。則或先治脹滿，或先治腹痛，即脹滿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氣，或先治食，或先治氣。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積，或因寒，或先去積，或先散寒。種種不同，皆當視其輕重而審察之。以此類推，則分治之法可知矣。有當合治者，如寒熱、腹痛、頭疼、泄瀉、厥冒、胸滿，內外上下無一不病，則當求其因何而起，先於諸症中擇最甚者為主。而其餘症，每症加專治之藥一二味以成方，則一劑而諸症皆備。以此類推，則合治之法可知矣。藥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數藥以治之者，閱古聖人製方之法自知；有數病而一藥治之者，閱本草之主治自知。為醫者，無一病不窮究其因，無一方不洞悉其理，無一藥不精通其性，庶幾可以自信，而不枉殺人矣。

海明月 发表于 2008-9-3 08:17

發汗不用燥藥論
驅邪之法，惟發表、攻裏二端而已，發表所以開其毛孔，令邪從汗出也。當用至輕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氣緩緩從皮毛透出，無犯中焦，無傷津液，仲景麻黃桂枝等湯是也。然猶恐其榮中陰氣，為風火所煽而銷耗於內，不能滋潤和澤，以托邪於外。於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氣，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湯之良法。凡發汗之方，皆可類推。汗之必資於津液如此，後世不知，凡用發汗之方，每專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蒼朮、豆蔻等溫燥之藥。即使其人津液不虧，內既為風火所熬，又復為燥藥所爍，則汗從何生？汗不能生，則邪無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氣反為燥藥鼓動，益復橫肆，與正氣相亂。邪火四布，津液益傷，而舌焦脣乾，便閉目赤。種種火象自生，則身愈熱，神漸昏，惡症百出。若再發汗，則陽火盛極，動其真陰，腎水來救，元陽從之，大汗上洩，亡陽之危症生矣。輕者亦成痙症，遂屬壞病難治。故用燥藥發汗而殺人者，不知凡幾也。此其端開於李東垣，其所著書立方，皆治溼邪之法，與傷寒雜感無涉。而後人宗其說，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亦甚。況治溼邪之法，亦以淡滲為主，如豬苓、五苓之類，亦無以燥勝之者。蓋溼亦外感之邪，總宜驅之外出，而兼以燥濕之品。斷不可專用勝濕之藥，使之內攻，致邪與正爭而傷元氣也。至於中寒之證，亦先以發表為主，無竟用熱藥以勝寒之理。必其寒氣乘虛陷入而無出路，然后以薑附回其陽，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藥發雜感之汗，不但非古聖之法，并誤用東垣之法。醫道失傳，只此淺近之理尚不知，何況深微者乎。
病不可輕汗論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見。故醫者病者皆不敢輕投。至於汗多亡陽而死者，十有二三雖死而人不覺也。何則？凡人患風寒之疾，必相戒，以為寧暖無涼。病者亦重加覆護，醫者亦云服藥必須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為當然也。秋冬之時，過暖尚無大害。至於盛夏初秋，天時暑燥，衛氣開而易洩。更加閉戶重衾，復投發散之劑，必至大汗不止，而陽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時，必煩悶惡熱。及汗大出之後，衛氣盡洩，必陽衰而惡寒。始之暖覆，猶屬勉強，至此時雖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為矣。其死也，神氣甚清，亦無痛苦。病者醫者，及旁觀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顧噩然而已。我見甚多，不可不察也。總之，有病之人，不可過涼，亦不宜太暖，無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藥之時，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湯法云：服湯已溫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於亡陽未劇，尤可挽回，傷寒論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脫盡，無可補救矣。又盛暑之時，病者或居樓上，或臥近灶之所。無病之人，一立其處，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時時出汗，即不亡陽，亦必陰竭而死。雖無移徙之處，必擇一席稍涼之地而處之，否則神丹不救也。
伤风难治论
凡人偶感风寒，头痛发热，咳嗽涕出，俗语谓之伤风，非伤寒论中所云之伤风，乃时行之杂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难治之疾，生死之所关也。盖伤风之疾，由皮毛以入于肺，肺为娇藏，寒热皆所不宜。太寒则邪气凝而不出，太热则火烁金而动血，太润则生痰饮，太燥则耗精液，太泄则汗出而阳虚，太涩则气闭而邪结。并有视为微疾，不避风寒，不慎饮食，经年累月，病机日深。或成血证，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误治之害，不可胜数。谚云：伤风不醒变成劳。至言也。然则治之何如？一驱风，苏叶、荆芥之类；二消痰，半夏、象贝之类；三降气，苏子、前胡之类；四和荣卫，桂枝、白芍之类；五润津液，蒌仁、元参之类；六养血，当归、阿胶之类；七清火，黄芩、山栀之类；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类。八者随其症之轻重而加减之，更加以避风寒，戒辛酸，则庶几渐愈，否则必成大病。医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干姜之类。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类，则必见血。既见血，随用熟地、麦冬，以实其肺，即成劳而死。四十年以来，我见以千计矣，伤哉。
攻补寒热同用论
虚症宜补，实症宜泻，尽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虚而症实，如弱体之人，冒风伤食之类；或人实而症虚，如强壮之人，劳倦亡阳之类；或有人本不虚，而邪深难出；又有人已极虚而外邪尚伏。种种不同，若纯用补，则邪气益固；纯用攻，则正气随脱，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补同用之法，疑之者曰：两药异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则攻者不攻，补者不补，不如勿服；若或两药不相制，分途而往，则或反补其所当攻，攻其所当补，则不惟无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虑也。此正不然，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犹掘坎于地，水从高处流下，必先盈坎而后进，必不反向高处流也。如大黄与人参同用，大黄自能逐去坚积，决不反伤正气；人参自能充益正气，决不反补邪气。盖古人制方之法，分经别藏，有神明之道焉。如疟疾之小柴胡汤，疟之寒热往来，乃邪在少阳，木邪侮土，中宫无主，故寒热无定。于是用柴胡以驱少阳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参以健中宫之气，人参必不入肝胆。则少阳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气自旺，二药各归本经也。如桂枝汤，桂枝走卫以祛风，白芍走荣以止汗，亦各归本经也。以是而推，无不尽然。试以神农本草诸药主治之说细求之，自无不得矣。凡寒热兼用之法，亦同此义。故天下无难治之症，后世医者，不明此理，药惟一途，若遇病情稍异，非顾此失彼，即游移浮泛，无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于古人制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补寒热杂乱不伦，是又杀人之术也。
临病人问所便论
病者之爱恶苦乐，即病情虚实寒热之征。医者望免切脉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处，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则赖医者推求其理耳。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为医者言之，则医者正可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真对症施治，反执己之偏见强制病人，未有不误人者。如伤寒论中云：能食者为中风，不能食者为中寒。则伤寒内中风之症，未尝禁其食也。乃医者见为伤寒之症，断不许食。凡属感症，皆不许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虚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饿而死者。又伤寒论云：欲饮水者，稍稍与之。盖实火烦渴，得水则解，未尝禁冷水也。乃医家凡遇欲冷饮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研求欲食，亦断绝不与，至烦渴而死。如此之类，不可枚举。盖病者之性情气体，有能受温热者，有能受寒凉者，有不受补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乃必强而从我意见。况医者之意见，亦各人不同，于是治病之法，无一中肯者矣。《内经》云：临病人问所便。盖病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实之所在。如身大热而反欲热饮，则假热而真寒也；身寒战而反欲寒饮，是假寒而真热也。以此类推，百不失一。而世之医者，偏欲与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与病相害者，则医者宜开导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则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湿病则酒宜忌之类，此则不可纵欲以益其疾。若与病症无碍，而病人之所喜，则从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内经》辨症之精义也。
治病不必顾忌论
凡病人或体虚而患实邪，或旧有他病与新病相反，或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内外上下各有所病，医者踌躇束手，不敢下药，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药，惟病是求，药所以制病，有一病则有一药以制之。其人有是病，则其药专至于病所而驱其邪，决不反至无病之处以为祸也。若留其病不使去，虽强壮之人，迁延日久，亦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无攻伐之理，若或伤寒而邪入阳明，则仍用硝黄下药，邪去而精气自复；如或怀妊之妇，忽患症瘕，必用桃仁、大黄以下其瘕，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发散，或宜攻伐，皆不可因其血气之衰而兼用补益。如伤寒之后食复、女劳复，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并不因病后而用温补。惟视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复有所顾虑。故天下无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误或太过，则不病之处亦伤，而人危矣。俗所谓有病病当之，此历古相传之法也。故医者当疑难之际，多所顾忌，不敢对症用药者，皆视病不明，办症不的，审方不真，不日古圣之精义者也。
病深非浅药能治论
天下有治法不误，而始终无效者，此乃病气深痼，非泛然之方药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荣卫之间，即使病势极重，而所感之位甚浅，邪气易出。至于藏府筋骨之痼疾，如劳怯、痞隔、风痹、痿厥之类，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藏府筋骨，如油之入面，与正气相并，病家不知，屡易医家。医者见其不效，杂药乱投，病日深而元气日败，遂至不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寻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书者，如风痹大症之类，前录古方数首，后附以通治之方数首，如此而已。此等治法，岂有愈期？必当遍考此病之种类，与夫致病之根源，及变迁之情状，并询其历来服药之误否。然后广求古今以来治此症之方，选择其内外种种治法，次第施之。又时时消息其效否，而神明变通之，则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执数首通治之方，屡试不效，其计遂穷，未有不误者也。故治大症，必学问深博，心思精敏，又专心久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极重极久之病，诸药罔效，忽服极轻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专治之方，从前皆系误治，忽遇对症之药，自然应手而痊也。
愈病有日期论
治病之法，自当欲其速愈。世之论者，皆以为治早而药中病则愈速，治缓而药不中病则愈迟，此常理也。然亦有不论治之迟早，而愈期有一定者。《内经》藏气法时论云：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它言病愈之期不一。伤寒论云：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又云：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静养调摄以待之，不可乱投药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用重剂以希功，即使不误，药力胜而元气反伤；更或有不对症之药，不惟无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况本原之病，必待其精神渐复，精神岂有骤长之理？至于外科，则起发成脓生肌收口，亦如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误，固有迁延生变者，若欲强之有速效，则如揠苗助长，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乃病家医家皆不知之。医者投药不效，自疑为未当，又以别方试之，不知前方实无所害，特时未至耳，乃反误试诸药，愈换而病愈重。病家以医者久而不效，更换他医，他医遍阅前方，知其不效，亦复更换他药，愈治愈远，由是断断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足责，为医者岂可不知，而轻以人尝试乎？若医者审知之，而病家必责我以近效，则当明告之，故决定所愈之期。倘或不信，必欲医者另立良方，则以和平轻淡之药，姑以应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则力辞之，断不可徇人情而至于误人。如此则病家一时或反怨谤，以后其言果验，则亦知我识高而品崇矣。
治病必考其验否论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之争而无从考其信否者，则是非难定。若夫医则有效验之可征，知之最易。而为医者，自审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择医者与为医者，皆愦愦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药，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覆杯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者，不必尽剂。可见古人审病精而用药当，未有不一二剂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医案，指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药专治某症，其论说本之何书，服此药后于何时减去所患之何症。倘或不验，必求所以不验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应，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则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惩焉。更复博考医书，期于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祇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医案，明着其说，然后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过必知，加以潜心好学，其道日进矣。今之医者，事事反此，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偶尔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病家亦相循为固然，全不一怪。间有病家于未服药之前，问医者服此药之后，效验若何。医者答云，且看服后何如，岂有预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为失言，何其愚也。若医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医，病家以此法考医者，必不为庸医之所误，两有所益也。
防微论
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内经》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伤寒论序云：时气不和，便当早言，寻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时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之数日乃说，邪气入脏，则难可制。昔扁鹊见齐桓公云：病在腠理。三见之后，则已入脏，不可治疗而逃矣。历圣相传，如同一辙。盖病之始入，风寒既浅，气血脏腑未伤，自然治之甚易；至于邪气深入，则邪气与正气相乱，欲攻邪则碍正，欲扶正则助邪，即使邪渐去，而正气已不支矣。若夫得病之后，更或劳动感风伤气伤食，谓之病后加病，尤极危殆。所以人之患病，在客馆道途得者，往往难治。非所得之病独重也，乃既病之后，不能如在家之安适，而及早治之；又复劳动感冒致病，深入而难治也。故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实时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以贻无穷之害。此则凡人所当深省，而医者亦必询明其得病之故，更加意体察也。
知病必先知症论
凡一病必有数症。有病同症异者，有症同病异者，有症与病相因者，有症与病不相因者。盖合之则曰病，分之则曰症。古方以一药治一症，合数症而成病，即合数药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药治几症者，有合几药而治一症者。又有同此一症，因不同用药亦异，变化无穷。其浅近易知者，如吐逆用黄连、半夏，不寐用枣仁、茯神之类，人皆知之。至于零杂之症，如《内经》所载喘惋噫语，吞欠嚏呕，笑泣目瞑，嗌干心悬善恐，涎下涕出，啮唇啮舌，善忘善怒，喜握多梦，呕酸魄汗等症，不可胜计。或由司天运气，或由脏府生克，或由邪气传变，《内经》言之最详。后之医者，病之总名亦不能知，安能于一病之中，辨明众症之渊源。即使病者身受其苦，备细言之，而彼实茫然不知古人以何药为治，仍以泛常不切之品应命。并有用相反之药以益其疾者，此病者之所以无门可告也。学医者当熟读《内经》，每症究其缘由，详其情状，辨其异同，审其真伪，然后遍考方书本草，详求古人治法。一遇其症，应手辄愈，不知者以为神奇，其实古圣皆有成法也。
补药可通融论
古人病愈之后，即令食五谷以养之，则元气自复，无所谓补药也。神农、仲景之书，岂有补益之方哉？间有别载他书者，皆托名也。自唐千金翼等方出，始以养性补益等各立一门，遂开后世补养服食之法。以后医家凡属体虚病后之人，必立补方以为调理善后之计。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朮、地、黄、桂、附、鹿茸之类，托名秘方异传。其气体合宜者，一时取效，久之必得风痹阴涸等疾，隐受其害，虽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说，固不足论。至体虚病后补药之方，自当因人而施，视藏府之所偏而损益之。其药亦不外阴阳气血，择和平之药数十种，相为出入，不必如治病之法，一味不可移易也。故立方只问其阴阳藏府何者专重而已。况膏丸合就，必经月经时而后服完，若也每日视脉察色而后服药，则必须一日换一丸方矣。故凡服补药，皆可通融者也。其有神其说，过为艰难慎重，取贵僻之药，以为可以却病长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即欲以之欺人耳。
轻药愈病论
古谚有不服药为中医之说，自宋以前已有之。盖因医道失传，治人多误，病者又不能辨医之高下，故不服药，虽不能愈病，亦不至为药所杀。况病苟非死症，外感渐退，内伤渐复，亦能自愈，故云中医，此过于小心之法也。而我以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临自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诚不必服药，若难愈及不愈之疾，固当服药。乃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查、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即使少误，必无大害。又有其药似平常，而竟有大误者，不可不知。如腹痛呕逆之症，寒亦有之，热亦有之，暑气触秽亦有之。或见此症而饮以生姜汤，如果属寒，不散寒而用生姜热性之药，至寒气相斗，已非正治，然犹有得效之理。其余三症，饮之必危。曾见有人中暑而服浓姜汤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苏汤，寒即立散，暑热亦无害。盖紫苏性发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故虽极浅之药，而亦有深义存焉，此又所宜慎也。凡人偶有小疾，能择药性之最轻淡者，随症饮之，则服药而无服药之误，不服药而有服药之功，亦养生者所当深考也。
腹内痈论
古之医者，无分内外，又学有根柢，故能无病不识。后世内外科既分，则显然为内症者，内科治之；显然为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内外未显然者，则各执一说，各拟一方，历试诸药，皆无效验，轻者变重，重者即殒矣。此等症，不特外科当知之，即内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碓，知非己责，即勿施治，毋至临危束手，而后委他人也。腹内之痈有数症，有肺痈，有肝痈，有胃脘痈，有小肠痈，有大肠痈，有膀胱痈。惟肺痈咳吐腥痰，人犹易辨，余者或以为痞结，或以为瘀血，或以为寒痰，或以为食积，医药杂投，及至成脓，治已无及。并有不及成脓而死者，病者医者始终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结瘀血寒痰食积之状。凡痞结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渐而成寒痰，则痛止无定，又必另现痰症。食积则必有受伤之日，且三五日后大便通即散，惟外症则痛有常所，而迁延益甚。金匮云：诸脉浮数，应当发热，而反淅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以手按肿上热者有脓，不热者无脓。此数句乃内痈真谛也。又云：肠痈之为病，身甲错，腹皮急，按之濡如肿状，腹无积聚，身无热是也。若肝痈则胁内隐隐痛，日久亦吐脓血；小肠痈与大肠相似，而位略高；膀胱痈则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际，着皮即痛，小便亦艰而痛；胃脘痈则有虚实二种，其实者易消，若成脓必大吐脓血而愈，惟虚症则多不治，先胃中痛胀，久而必下渐高，其坚如石，或有寒热，饮食不进，按之尤痛，形体枯瘦，此乃思虑伤脾之症，不待痈成即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处，恶寒倦卧不能食者皆当审察，防成内痈。甚毋因循求治于不明之人，以至久而脓溃，自伤其生也。
围药论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而外治之中，尤重围药。凡毒之所最忌者，散大而顶不高。盖人之一身，岂能无七情六欲之伏火，风寒暑湿之留邪，食饮痰涎之积毒？身无所病，皆散处退藏，气血一聚，而成痈肿。诸邪四面皆会，惟围药能截之，使不并合，则周身之火毒不至矣。其已聚之毒，不能透出皮肤，势必四布为害，惟围药能朿之，使不散漫，则气聚而外泄矣。如此则形小顶高，易脓易溃矣。故外治中之围药，较之他药为特重。不但初起为然，即成脓收口，始终赖之，一日不可缺。若世医之围药，不过三黄散之类，每试不效，所以皆云围药无用。如有既破之后，而仍用围药者，则群然笑之。故极轻之毒，往往至于散起而不可收拾者，皆不用围药之故也。至于围药之方，亦甚广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朿肌、收火为主。而寒热攻提和平猛厉，则当随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轻议围药之非，安望其术之能工也。
《难经》论
《难经》非经也。以经文之难解者，设为问难以明之，故曰《难经》，言以经文为难而释之也。是书之旨，盖欲推本经旨，发挥至道，剖晰疑义，垂示后学，真读《内经》之津梁也。但其中亦有未尽善者，其问答之词，有即引经文以释之者。经文本自明显，引之或反遗其要，以至经语反晦。或则无所发明，或则与两经相背，或则以此误彼，此其所短也。其中有自出机杼，发挥妙道，未尝见于《内经》，而实能显《内经》之奥义，补《内经》之所未发，此盖别有师承，足与《内经》并垂千古。不知创自越人乎？抑上古亦有此书，而越人引以为证乎？自隋唐以来，其书盛着尊崇之者固多，而无能驳正之者。盖业医之辈，读《难经》而识其大义，已为医道中杰出之流，安能更深考《内经》，求其异同得失乎？古今流传之载籍，凡有舛误，后人无敢议者，比比然也，独《难经》乎哉？余详余所著《难经》经释中。
伤寒论论
仲景伤寒论编次者，不下数十家，因致聚讼纷纭，此皆不知仲景作书之旨故也。观伤寒叙所述，乃为庸医误治而设，所以正治之法，一经不过三四条，余皆救误之法，故其文亦变动不居。读伤寒论者，知此书皆设想悬拟之书，则无往不得其义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条在前，或以此条在后，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或以此经因彼经而变，互相诟厉。孰知病变万端，传经无定，古人因病以施方，无编方以待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几叔和所定为可信，何则？叔和序例云：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症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则此书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辄加辨驳，以为原本不如此。抑思苟无叔和，安有此书？且诸人所编，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经现症，有异有同，后人见阳经一症杂于阴经之中，以为宜改入阳经之内，不知阴经亦有此症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人圆机活法，泯没不可问矣！凡读书能得书中之精义要诀，历历分明，则任其颠倒错乱，而我心自能融会贯通。否则徒以古书纷更互异，愈改愈晦矣。
金匮论
金匮要略，乃仲景治杂病之书也。其中缺略处颇多，而上古圣人以汤液治病之法，惟赖此书之存，乃方书之祖也。其论病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用药悉本于神农本草，而融会贯通之；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症加减之法；其脉法亦皆《内经》及历代相传之真诀；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惜其所载诸病，未能全备，未知有残缺与否。然诸大症之纲领，亦已粗备。后之学者，以此为经，而参考推广之，已思过半矣！自此以后之书，皆非古圣相传之真诀，仅自成一家，不可与金匮并别也。
脉经论
王叔和着脉经，分门别类，条分缕晰。其原亦本《内经》，而汉以后之说，一无所遗，其中旨趣，亦不能画一，使人有所执持。然其汇集群言，使后世有所考见，亦不可少之作也。愚按脉之为道，不过验其血气之盛衰寒热，及邪气之流在何经何藏，与所现之症参观互考，以究其生克顺逆之理，而后吉凶可凭。所以《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论脉，其立论反若甚疏，而应验如神。若执脉经之说以为某病当见某脉，某脉当得某病，虽《内经》亦间有之，不如是之拘泥繁琐也。试而不验，于是或咎脉之不准，或咎病之非真，或咎方药之不对症，而不知皆非也。盖病有与脉相合者，有与脉不相合者，兼有与脉相反者。同一脉也，见于此症为宜，见于彼症为不宜；同一症也，见某脉为宜，见某脉为不宜。一病可见数十脉，一脉可现数百症，变动不拘。若泥定一说，则从脉而症不合，从症而脉又不合，反令人彷徨无所适从。所以古今论脉之家，彼此互异，是非各别，人持一论，得失相半，总由不知变通之精义，所以愈密而愈疏也。读脉经者，知古来谈脉之详密如此，因以考其异同，辨其得失，审其真伪，穷其变通，则自有心得。若欲泥脉以治病，必至全无把握。学者必当先参于《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说而贯通之，则胸中先有定见。后人之论，皆足以广我之见闻，而识力愈真，此读脉经之法也。
千金方外台论
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法病，其论脏府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两轻重，皆有法度。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议。药味不过五六品，而功用无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者也。《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其中对症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至唐?王焘所集《外台》一书，则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但其人本非专家之学，故无所审择以为指归，乃医方之类书也。然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但读之者，苟胸中无成竹，则众说纷纭，群方淆杂，反茫然失其所据。古读《千金》、《外台》者，必精通于《内经》、仲景、本草等书，胸中先有成见，而后取其长而舍其短，则可资我博采之益。否则反乱人意，而无所适从。嗟乎！《千金》、《外台》且然，况后世偏驳杂乱之书，能不惑人之心志哉？等而下之，更有无稽杜譔之邪书，尤不足道矣。
《活人书》论
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盖《伤寒论》不过随举六经所现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经皆现者，并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则读者茫无把握矣。此书以经络病因传变疑似，条分缕晰，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其书独出机杼，又能全本经文，无一字混入己意，岂非好学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继往开来者乎？后世之述《伤寒论》者，唐宋以来，已有将经文删改移易，不明不贯。至近代前《条辨》、《尚论编》等书，又复颠倒错乱，各逞意见，互相辨驳，总由分症不清，欲其强合，所以日就支离。若能参究此书，则任病情之错综反复，而治法仍归一定，何必聚讼纷纭，致古人之书，愈讲而愈晦也。
《太素脉》论
诊脉以之治病，其血气之盛衰，及风寒暑湿之中人，可验而知也。，乃相传有《太素脉》之说，以候人之寿夭穷通，知愚善恶，纤悉皆备。夫脉乃气血之见端，其长而坚厚者，为寿之征。其短小而薄弱者，为夭之征。清而有神，为智之征。浊而无神，为愚之征。理或宜然。若善恶已不可知，穷通则与脉何与？然或得寿之脉，而其人或不谨于风寒劳倦，患病而死；得夭之脉，而其人爱护调摄，得以永年。又有血气甚清而神志昏浊者，形质甚浊而神志清明者。即寿夭知愚，亦不能皆验，况其它乎？又书中更神其说，以为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财若干，父母何人，子孙何若，则更荒唐矣！天下或有习此术而言多验者，此必别有他术以推测而幸中，借此以神其说耳。若尽于脉见之，断断无是理也。

海明月 发表于 2008-9-3 08:17

妇科论
妇人之疾，与男子无异，惟经期胎产之病不同，且多症瘕之疾。其所以多症瘕之故，亦以经带胎产之血易于凝滞，故较之男子为多。故古人名妇科谓之带下医，以其病总属于带下也。凡治妇人，必先明冲任之脉。冲脉起于气街（在毛际两旁），并少阴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起于中极之下（脐旁四寸），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又云：冲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脉之海。此皆血之所从生，而胎之所由系。明于冲任之故，则本原洞悉，而后其所生之病，千条万绪，可以知其所从起。更参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变化之，则每症必有传受，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药，自能所治辄效矣。至如世俗相传之邪说，如胎前宜凉，产后宜温等论。夫胎前宜凉，理或有之，若产后宜温，则脱血之后，阴气大伤，孤阳独炽；又瘀血未净，结为蕴热，乃反用姜桂等药，我见时医以此杀人无数。观仲景先生于产后之疾，以石膏、白薇、竹茹等药治之，无不神效。或云：产后瘀血，得寒则凝，得热则行，此大谬也。凡瘀血凝结，因热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而凝者，得热降而解。如桃仁承气汤，非寒散而何？未闻此汤能凝血也。盖产后瘀血热结为多，热瘀成块，更益以热，则炼成干血，永无解散之日。其重者，阴涸而即死；轻者，成坚痞褥劳等疾，惟实见其真属寒气所结之瘀，则宜用温散。故凡治病之法，不本于古圣，而反宗后人之邪说，皆足以害人。诸科皆然，不独妇科也。
痘科论
今天下之医法失传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于脏府骨脉，而发于天时。所谓本于脏腑骨脉者，凡人受生之初，阴阳二气，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动，则必有渣滓未融之处，伏于脏腑骨脉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无感召，则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阴阳之气，沴戾日积，与人身之脏腑气血相应，则其毒随之而越，此发于天时者也。而天时有五运六气之殊，标本胜复之异。气体既禀受不同，感发又随时各别，则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补救之，此至精至微之术也。奈何以寒凉伐之，毒药劫之哉？夫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内经》云：火郁则发之。其遇天时炎热，火甚易发者，清解固宜。若冬春之际，气为寒束，则不起发；发而精血不充，则无浆。浆而精血不继，即不靥。则温散提托补养之法，缺一不可，岂得概用寒凉？至其用蚯蚓、桑虫、全蝎等毒药，为祸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谓毒气内陷，一时不能托出，则借其力以透发之。此皆危笃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视为常用之药，则无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药，无有不死，非其识见之高，乃其用药之灵也。故症之生死，全赖气血。当清火解毒者，则清火解毒；当培养气血者，则温托滋补，百不失一矣。呜呼！谬说流传，起于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药数品，按日定方，不效，则继以毒药，如此而已。夫以至变至微之病，而立至定至粗之法，于是群以为痘科最易，不知杀人亦最多也。
附：附种痘说：种痘之法，此仙传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欲其聚，痘未出而强之出，则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多，痘欲其少，强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小，强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时痘之戾气，四也。择天地温和之日，五也。择小儿无他病之时，六也。其痘苗皆取种出无毒之善种，七也。凡痘必浆成十分而后毒不陷，种痘之浆五分以上即无害，八也。凡痘必十二朝成靥，并有延至一月者，种痘则九朝已回，九也。其有种而死者，深用悔恨。不知种而死者，则自出断无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于种出危险之痘，或生痘毒，此则医家不能用药之故。种痘之人，更能略知治痘之法，则尤为十全矣。
幼科论
幼科古人谓之哑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变蒸胎惊之类，与成人异者，不可胜举。非若妇人之与男子异者，止经产数端耳。古人所以另立专科，其说精详明备。自初生以至成童，其病名不啻以百计。其治法立方，种种各别。又妇人之与男子病相同者，治亦相同。若小儿之与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迥异。如伤食之症，反有用巴豆、硼砂。其余诸症，多用金石峻厉之药，特分两极少耳。此古人真传也！后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药治之，往往迁延而死。此医者失传之故。至于调摄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得一。盖小儿纯阳之体，最宜清凉，今人非太暖即太饱。而其尤害者，则在于有病之后，而数与之乳。乳之为物，得热则坚韧如棉絮。况儿有病，则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则愈充满，一与之吮，则迅疾涌出，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复充，填积胃口，化为顽痰，痰火相结，诸脉皆闭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饭几何，当病危之时，其食与平时不减，安有不死者哉？然嘱病家云：乳不可食，则群相诟曰：乳犹水也，食之何害？况儿虚如此，全赖乳养，若复禁乳，则饿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将医者诟骂。其余之不当食而食，与当食而反不与之食，种种失宜，不可枚举。医者岂能坐守之，事事合节耶？况明理之医能知调养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儿之所以难治者，非尽不能言之故也。
疡科论
疡科之法，全在外治，其手法必有传授。凡辨形察色，以知吉凶，及先后施治，皆有成法。必读书临症二者皆到，然后无误。其升降围点，去腐生肌，呼脓止血，膏涂洗熨等方，皆必纯正和平，屡试屡验者，乃能应手而愈。至于内服之方，护心托毒，化脓长肉，亦有真传，非寻常经方所能奏效也。惟煎方则必视其人之强弱阴阳，而为加减，此则必通于内科之理，全在学问根柢。然又与内科不同。盖煎方之道相同，而其药则有某毒主某药，某症主某方，非此不效，亦另有传授焉。故外科总以传授为主，徒恃学问之宏博无益也。有传授则较之内科为尤易。惟外科而兼内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时，复感他气，或因外症重极，内伤藏府，则不得不兼内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讲于内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后能两全而无失。若不能治其内症，则并外症亦不可救，此则全在学问深博矣。若为外科者不能兼，则当另请名理内科为之定方。而为外科者，参议于其间，使其药与外症无害，而后斟酌施治，则庶几两有所益。若其所现内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极而昏晕，脓欲成而生寒热，毒内陷而胀满，此则内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内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内科也。但其道甚微，其方甚众，亦非浅学者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浅言之，则惟记煎方数首，合膏围药几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则经络藏腑气血骨脉之理，及奇病怪疾，千态万状，无不尽识。其方亦无病不全，其珍奇贵重难得之药，亦无所不备。虽遇极奇极险之症，亦了然无疑。此则较之内科为更难，故外科之等级，高下悬殊，而人之能识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祝由科论
祝由之法，《内经》贼风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变气论，岐伯云：古恬澹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虚邪贼风，内着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观之，则祝由之法亦不过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导气，以释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轻者，或有感应之理。若果病机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传，近所传符咒之术，间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见功。盖岐伯之时已然，况后世哉？存而不论可也。按：【祝由】古代用祝说病由的迷信方法以治疗疾病者叫做祝由。祝说，就是装出一副能通鬼神之事的模样，祝祷鬼神消灾免难，解除病人的疾病痛苦。古代多设有祝由科或咒禁科等。
兽医论
禽兽之病，由于七情者少，由于风寒饮食者多，故治法较之人为犹易。夫禽兽之藏府经络，虽与人殊，其受天地之血气，不甚相远，故其用药亦与人大略相同。但其气粗血浊，其所饮食，非人之饮食，则药亦当别有主治，不得尽以治人者治之矣。如牛马之食，则当用消草之药；犬豖之食，则当用消糠豆之药是也。又有专属之品，如猫宜乌药，马宜黄药之类。而其病亦一兽有一兽独患之病，此则另有专方主治。余则与人大段相同。但必剂大而力厚之方，取效为易。其中又有天运时气之不同，变化多端，亦必随症加减，此理亦广博深奥，与治人之术不相上下。今则医人之医尚绝传，况兽医乎。
四大家论
医道之晦久矣。明人有四大家之说，指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四人，谓为千古医宗。此真无知妄谈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圣人，犹儒宗之孔子。河间、东垣，乃一偏之学。丹溪不过斟酌诸家之言，而调停去取，以开学者便易之门。此乃世俗之所谓名医也，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见万一，乃跻而与之并称，岂非绝倒？如扁鹊、仓公、王叔和、孙思邈辈，则实有师承，各操绝技，然亦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汉唐诸子之流，亦断断不可与孔子并列，况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刘则专崇《内经》，而实不能得其精义；朱则平易浅近，未睹本原；至于东垣，执专理脾胃之说，纯用升提香燥，意见偏而方法乱，贻误后人，与仲景正相反。后世颇宗其说，皆由世人之于医理全未梦见，所以为所惑也。更可骇者，以仲景有《伤寒论》一书，则以为专明伤寒，《金匮要略》则以为不可依以治病，其说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轻三子也。盖此说行，则天下惟知窃三子之绪余，而不深求仲景之学，则仲景延续先圣之法，从此日衰。而天下万世，夭扎载途，其害不小，故当亟正之也。
医家论
医之高下不齐，此不可勉强者也。然果能尽知竭谋，小心谨慎，犹不至于杀人。更加以诈伪万端，其害不可穷矣。或立奇方以取异；或用僻药以惑众；或用参茸补热之药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立高谈怪论，惊世盗名；或造假经伪说，瞒人骇俗；或明知此病易晓，伪说彼病以示奇。如冬月伤寒，强加香薷于伤寒方内而愈，以为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系热症，强加干姜于凉药之内而愈，以为此真寒也，不知彼之干姜，乃泡过百次而无味者也。于外科则多用现成之药，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险。先使其疮极大，令人惊惶而后治之，并有能发不能收以至毙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条鎗之类，不顾人之极痛，一概用之，哀号欲死，全无怜悯之心。此等之人，不过欲欺人图利，即使能知一二，亦为私欲所汨没，安能奏功？故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况果能虚心笃学，则学日进；学日进则每治必愈，而声名日起，自然求之者众，而利亦随之。若专于求利，则名利必两失，医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医学渊源论
医书之最古者《内经》，则医之祖乃岐黄也。然《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之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然其书讲人身脏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与针灸杂法为多，而制方尚少。至伊尹有汤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至扁鹊、仓公，而汤药之用渐广。张仲景先生出，而杂病伤寒，专以方药为治，遂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农、黄帝之精义，皆从古相传之方，仲景不过集其成耳。自是之后，医者以方药为重，其于天地阴阳经络脏腑之道，及针灸杂术，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从此一变。唐宋以后，相寻弥甚，至元之刘河间、张洁古等出，未尝不重《内经》之学，凡论病必先叙经文，而后采取诸家之说，继乃附以治法，似为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经义，而于仲景制方之义，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说非影响即支杂，各任其偏，而不归于中道。其尤偏驳者，李东垣为甚，惟以温燥脾胃为主，其方亦毫无法度。因当时无真实之学，盗窃虚名，故其教至今不绝。至明之薛立斋，尤浮泛荒谬，犹圣贤之学，变而为腐烂时文，何尝不曰我明经学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农、黄帝之精义，则药性及脏腑经络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则病变及施治之法不审也。惟曰某病则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剂，令病者迁延自愈者。胸中毫无把握，惟以简易为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载途矣。安得有参《本草》、穷《内经》、熟《金匮》、《伤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总由于习医者皆贫苦不学之人，专以此求衣食，故祇记数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复更求他法，故其祸遂至于此也！
考试医学论
医为人命所关，故《周礼》医师之属，掌于冢宰，岁终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时，设内外医学，置教授及诸生，皆分科考察升补。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试之文，皆有程序，未知当时得人何如？然其慎重医道之意，未尝异也。故当时立方治病，犹有法度。后世医者，大概皆读书不就，商贾无资，不得已而为衣食之计，或偶涉猎肆中，剿袭医书，或托名近地时医门下。始则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为医术不过如此。其误相仍，其害无尽，岐黄之精义几绝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试之法，必访求世之实有师承，学问渊博，品行端方之医。如宋之教授，令其严考诸医，取其许挂牌行道。既行之后，亦复每月严课，或有学问荒疏，治法谬误者，小则撤牌读书，大则饬使改业。教授以上，亦如《周礼》医师之有等。其有学问出众，治效神妙者，候补教授。其考试之法，分为六科。曰针灸，曰大方，曰妇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专科。其试题之体有三：一曰论题，出《灵枢》、《素问》，发明经络藏府、五运六气、寒热虚实、补泻逆从之理。二曰解题，出《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药略》，考订药性，病变制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验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圣经，治必遵乎古法，学有渊源，而师承不绝矣。岂可听涉猎杜譔，全无根柢之人，以人命为儿戏乎！
医非人人可学论
今之学医者，皆无聊之甚，习此业以为衣食之计耳。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凡病之情，传变在于烦刻，真伪一时难辨，一或执滞，生死立判，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病名以千计，病症以万计，脏腑经络，内服外治方药之书，数年不能竟其说，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以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若今之学医者，与前数端事事閜反。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无文理之人，欲烦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丧，而枉死者遍天下也。
名医不可为论
为医固难，而为名医尤难，何则？名医者，声价甚高，敦请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即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属轻小之疾，不即延治；必病势危笃，近医束手，举家以为危，然后求之，夫病势而人人以为危，则真危矣。又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为名医者，岂真有起死回生之术哉？病家不明此理，以为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医之束手，亦何以异于人哉？于是望之甚切，责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权者，则当之者难为情矣。若此病断然必死，则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飘然而去，犹可免责，倘此症万死之中，犹有生机一线，若用轻剂以塞责，致病人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若用重剂，以背城一战，万一有变，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虽当定方之时，未尝不明白言之。然人情总以成败为是非，既含我之药而死，其咎不容诿矣。又或大病差后，元气虚而余邪尚伏，善后之图尤宜深讲。病家不知，失于调理，愈后复发，仍有归咎于医之未善者，此类甚多。故名医之治病，较之常医倍难也。知其难，则医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傍观之人，亦宜曲谅也。然世又有获虚名之时医，到处误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杀人之实，无杀人之名，此必其人别有巧术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内矣。
邪说陷溺论
古圣相传之说，揆之于情有至理，验之于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独于无稽之谈，义所难通，害又立见者，人人奉以为典训，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来久矣。时医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风寒暑湿燥火犹是也，生人七情六欲犹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则生，今人用之则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审其病之确然，然后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谓某病，非古人之所谓某病也。如风火杂感，症类伤寒，实非伤寒也。乃亦以大剂桂枝汤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轻者身热闷乱，于是罪及仲景，以为桂枝汤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误人，岂不谬乎？所谓无稽之邪说，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伤寒阳明之药，伤寒皆在冬至以后，尚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谓痢疾血症，皆无止法。夫痢血之病，属实邪有瘀者，诚不可以遽止；至于滑脱空竭，非止不为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谓饿不死之伤寒，吃不死之痢疾。夫《伤寒论》中以能食不能食，验中寒、中风之别，其中以食不食，辨症之法，不一而足。况邪方退，非扶其胃气，则病变必多。宿饮欲行，非新谷入胃，则肠中之气必不下达。但不可过用耳。执饿不死之说，而伤寒之禁其食，而饿死者多矣！谓痢疾为吃不杀者，乃指人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则其胃气尚强，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谓痢疾之人，无物不可食。执吃不杀之说，而痢疾之过食而死者多矣！此皆无稽之谈，不可枚举。又有近理之说而谬解之者，亦足为害。故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历试，方不为邪说所误。故圣人深恶夫道听涂说之人也。
涉猎医书误人论
人之死，误于医家者十之三，误于病家者十之三，误于旁人涉猎医书者，亦十之三。盖医之为道，乃通天彻地之学，必全体明而后可以治一病。若全体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举以试人，轻浅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难之症，亦以一偏之见，妄议用药，一或有误，生死立判矣。间或偶然幸中，自以为如此大病，犹能见功，益复自信，以后不拘何病，辄妄加议论。至杀人之后，犹以为病自不治，非我之过，于是终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则有故焉。盖病家皆不知医之人，而医者写方即去，见有稍知医理者，议论凿凿，又关切异常，情面甚重，自然听信。谁如彼乃偶然翻阅，及道听涂说之谈，彼亦未尝审度，从我之说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从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贵之人，文理本优，偶尔检点医书，自以为已有心得，傍人因其平日稍有学问品望，倍加信从。而世之医人，因自己全无根柢，辨难反出其下，于是深加佩服。彼以为某乃名医，尚不如我，遂肆然为人治病，愈则为功，死则无罪。更有执一偏之见，恃其文理之长，更著书立说，贻害后世。此等之人，不可胜数。嗟乎！古之为医者，皆有师承，而又无病不讲，无方不通，一有邪说异论，则引经据典以折之，又能实有把持，所治必中，故余人不得而参其末议。今之医者，皆全无本领，一书不读，故涉猎医书之人，反出而临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医者，而反信夫涉猎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医中之无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长短也。然涉猎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误他人，继误骨肉，终则自误其身。我见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病家论
天下之病，误于医家者固多，误于病家者尤多。医家而误，易良医可也；病家而误，其弊不可胜穷。有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误一也；有以耳为目，闻人誉某医，即信为真，不考其实，其误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务取其便，又虑别延他人，觉情面有亏，而其人又叨任不辞，希图酬谢，古人所谓以性命当人情，其误三也；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遂不复详察，信其欺妄，其误四也；有因至亲密友或势位之人，荐引一人，情分难却，勉强延请，其误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阅医书，自以为医理颇通，每见立方，必妄生议论，私改药味，善则归己，过则归人，或各荐一医，互相毁谤，遂成党援，甚者各立门户，如不从己，反幸灾乐祸，以期必胜，不顾病者之死生，其误七也；又或病势方转，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见效太迟，忽而谗言蜂起，中道变更，又换他医，遂至危笃，反咎前人，其误八也；又有病变不常，朝当桂附，暮当芩连；又有纯虚之体，其症反宜用硝黄；大实之人，其症反宜用参朮。病家不知，以为怪僻，不从其说，反信庸医，其误九也；又有吝惜钱财，惟贱是取，况名医皆自作主张，不肯从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顺受商，酬谢可略。扁鹊云：轻身重财不治。其误十也。此犹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参附则喜，用攻剂则惧；服参附而死，则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则咎在医，使医者不敢对症用药。更有制药不如法，煎药不合度，服药非其时，更或饮食起居，寒暖劳逸，喜怒语言，不时不节，难以枚举。小病无害，若大病则有一不合，皆足以伤生。然则为病家者当何如？在谨择名医而信任之。如人君之用宰相，择贤相而专任之，其理一也。然则择贤之法若何？曰：必择其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又复询其学有根柢，术有渊源，历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后延请施治。然医各有所长，或今所患非其所长，则又有误。必细听其所论，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药必能命中，然后托之。所谓命中者，其立方之时，先论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药之后如何效验；或云必得几剂而后有效，其言无一不验，此所谓命中也。如此试医，思过半矣。若其人本无足取，而其说又怪僻不经，或游移恍惚；用药之后，与其所言全不相应，则即当另觅名家，不得以性命轻试。此则择医之法也。
医者误人无罪论
人命所关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无不立有报应。乃今之为名医者，既无学问，又无师授，兼以心术不正，欺世盗名，害人无算，宜有天罚，以彰其罪。然往往寿考富厚，子孙繁昌，全无殃咎，我始甚不解焉。以后日与病者相周旋，而后知人之误药而死，半由于天命，半由于病家，医者不过依违顺命，以成其死，并非造谋之人。故杀人之罪，医者不受也。何以言之？夫医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则于医之良者，彼偏不信；医之劣者，反信而不疑。言补益者，以为良医；言攻散者，以为庸医；言温热者，以为有益；言清凉者，以为伤生。或旁人互生议论，或病人自改方药，而医者欲其术之行，势必曲从病家之意。病家深喜其和顺，偶然或愈，医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医者不任其咎。病家因自作主张，隐讳其非，不复咎及医人。故医者之曲从病家，乃邀功避罪之良法也。既死之后，闻者亦相传以为某人之病，因误服某人之药而死，宜以为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复如此。更有平昔最佩服之良医，忽然自生疾病，反信平日所最鄙薄之庸医而伤其生者，是必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谓命也。盖人生死有定数，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则天下皆寿考之人而命无权，故必生疾病，使之不以寿而死。然疾病之轻重不齐，或其人善自保护，则六淫七情之所感甚轻。命本当死，而病浅不能令其死，则命又无权，于是天生此等之医，分布于天下。凡当死者，少得微疾，医者必能令其轻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权，于是独重，则医之杀人，乃隐然奉天之令，以行其罚，不但无罪，且有微功，故无报也。惟世又有立心欺诈，卖弄聪明，造捏假药，以欺吓人，而取其财者，此乃有心之恶，与前所论之人不同。其祸无不立至，我见亦多矣。愿天下之人细思之，真凿凿可征，非狂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