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是注重修史的——自从有了文字，这都要归功于仓颉的发明创造。
统治者编史，目的是光照千秋，彪炳青史。咱老百姓没有编史的权力，只能写写家谱，梦想着能够人过留名，子孙万代。但苍天易老，岁月易逝，有些东西是很难留得住的，只能把它记录下来，以备后人观瞻，广为传颂。
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思考着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正史以外，野史和小说究竟算不算历史？我们知道，正史是由史官写就的，藏之于大内高阁，散落于朝代变乱。野史大多是由没落贵族写成的（猎奇心理），虽然广泛流传于民间，源头却是来自宫廷。而小说则是来自小说家们的杜撰（当然，也不是凭空的，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除了充实点缀富家子弟的书房之外，更多的则是散播于乡野田间，茶余饭后。
三者虽然有着不同的遭遇，但其本质并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一棵树上结出的果子。
我们的历史教材都是正史（我们姑且这么学），应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史官是皇帝老儿任命的，端了人家的饭碗，总免不了要看人家的脸色。这一点，很多人都深有体会。要是胆敢胡说八道，丢了饭碗是小事，性命恐怕也保不住。因此，在史官的笔下，必然还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把握着分寸，一些影响形象的文字是不能拿出来见人的，灰色的重大事件要么一笔带过，要么根本就不需要记录，因此也就有了现代学者的揭秘之类的职业。
但对于野史，我始终是抱着一种冷眼观望的态度来对待的，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要完全对其否定却是不客观的。这是因为，野史虽然流传于民间市井，大多数却是从宫廷内部发布出来的，如没落王朝的太监、遣散回家的宫女、对处境心怀不满的贵族子弟等等，尽管他们传出来的消息有时就像现在的“狗仔队”的捕风捉影，但很多事情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因此，我曾经十分坚定的认为，野史有时也是可以作为正史来读的，它的作用往往就是拾遗补缺，相得益彰。我们完全没必要死死抱住正史不放，也没有必要对野史的存在而耿耿于怀。
而小说则完全不一样了，它所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人民的主观愿望（有什么样的愿望就写什么样的故事）。因此，古时写小说的人不是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就是家庭遭遇重大变故，深感民间疾苦，所描述的故事情节往往非常深刻，不仅代表了个人的喜好，更重要的是照顾到了老百姓的口味，人物自觉不自觉地就被夸大了。但其深远影响却是我们不能视之漠然的，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后来被尊为武圣，现在又成了供奉的财神爷一样，这都是小说广为流传的作用。老百姓何尝不知道有些东西是虚构的，但情愿被欺骗，为的就是换回精神上的寄托。
没有传奇的历史不成为历史，没有传奇的文化不成为文化。正是有了这样多元的历史和文化，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品位，值得思考和自由发挥的空间。
正史是主干，已经永远地载入史册；野史是枝叶，难免会随风凋落；而小说，则是这棵树上结出的永远的希望之花！（本文为东湖少主作品集《好快刀》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