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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战后的局势
晋襄公于崤函之战中，歼灭秦军与俘获秦国的三将孟明视等，全胜而归。襄公之母文赢，即怀赢，是秦穆公的女儿，请求襄公说：“彼等实构吾二君之隙，请归之以就戮于秦”。襄公未及多想就释放了三将，使之归秦。先轸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释俘之行甚为不当，很气愤的对襄公说：“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谗而归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襄公就派阳处父追赶，但三将这时已经登舟渡河，追之不及了。
秦穆公自崤函之战失败后，更加仇视晋国。三将回秦后，秦穆公不但不加罪责，而且从此重用孟明视使其专任军事。这时百里奚、蹇叔已经退休，秦穆公就以由余、公孙枝分任左右庶长，积极作图晋之举。秦穆公既已决心仇晋，其进行的策略，首先着眼于联楚。这是因为楚国是当时的大国，而且是惟一有力量足以抗晋者。加之楚国自城濮战败之后，也未尝一日忘怀报复晋国。所以秦穆公首先释放楚国俘虏斗克归楚。斗克是周襄王17年秦伐楚的若阝国(今河南省内乡县西北地区)时所俘获的。楚既与秦联合，楚成王就于崤战的同年冬，命令尹子上帅军侵入陈、蔡，遂以伐郑。秦穆公自从专任孟明视后，秦军复渐强盛。周襄王27年，公元前625年春，秦再次伐晋，战于彭卫(今陕西省白水县东北)，秦军战败。该年冬晋伐秦，报复彭卫之役，攻取注及彭卫而还。次年秦又伐晋，秦穆公亲自率师，以破釜沉舟之愤，济河焚舟，攻取王官(今山西省闻喜县西)及郊。晋国不敢出战，以避其愤锐之气。秦穆公遂自茅津渡河，封崤函之尸而还。又次年秋，晋伐秦，围攻祁及新城(即王官)以报王官之役；此役全是为了驱逐秦戍而收复王官故地。五年之中，秦、晋凡五战。在此期间，晋国被秦所牵制，遂使楚人有东向吞并淮水流域江、六(江、六两国在今河南省息县及安徽省六安县)诸小国的余力，而晋国不能加以救援。楚既并吞在今大别山区的江、六诸小国，进而对蔡、陈的控制就更加方便了，因此楚的势力再次复炽于中原，而成为以后晋、楚再战的导因。
6、评论
(1)政略方面
晋文公与秦穆公都是春秋时代英明之主，各自都想图霸中原。其政略又不能协调一致，这在列强并峙的局面中是常有之事。
晋文公认为荆楚入侵足为中原之患，所以始终以抑制楚国为主旨，对于中原诸侯的叛服变化，常以宽弘忍让的态度处之。如对秦穆公的不与践土之会，以及围郑时的单独撤兵，晋文公都予以容忍，其目光的远大，确实为后人所不及！晋襄公惑于一时之利，歼灭秦军于崤函险隘之区，虽在军事上获得全胜，然而从此秦晋之好断绝，连年相仇，晋国于是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苦境，不能再专心于中原。其政略上的损失真是不可估计，也可看出其见解真是不及晋文公远矣！
至于秦穆公，以其一生与晋结好以亲，未尝无高远之见。可惜其自晋军城濮战胜以后，一反常态，轻兵远袭郑国，犯了孤军深入之忌。其军事上的见地，真是远在百里奚、蹇叔、先轸之下！致秦、晋相仇，转而联系多年相抗的楚国，以致中原形势全变。我们试想一下，即使秦能制晋，也必然演变成鹬蚌相争，两败俱伤，反为楚国制造了侵入中原的机会，使其坐收渔人之利，则其政略转变的谬误，自然不言而喻。
百里奚、蹇叔、欒枝等虽然都有阻止其主之言，但均未能分析当前政略的得失，而从更远大处着眼，使其主不能领悟。由此可见谋国久远诚非易事啊！
以后孙子著书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秦穆公因愤于不能进入中原而兴师；晋襄公因愠于秦乘晋丧越其国境而致战，若从政略方面来看，秦穆公与晋襄公都有失误。
(2)战略方面
晋、秦因争霸的政略冲突演变成军事战争，则其战略争取焦点应在河西地区与桃林崤函险塞之区。晋国为求西方国境的安全，以重兵确保这一地区，自属至当。惟秦穆公越此地区而远袭郑国，舍近求远，纵使得之也不能守，实在是近乎狂妄胡为。以后秦国商鞅主政，急急争夺河西之地，先巩固关中而后才及中原，其见解远超秦穆公！
先轸于军事战略与用兵上，都有优越的见地，而且其主战动机出于忠诚与爱国，殊属可敬。可惜他对于国家大政未能认识清楚，以致崤函一战，造成晋、秦两国数十年的仇隙，消弱了晋国对中原的控制力，而被中原主要敌人楚国所利用，其所失实际上远远大于所得。此诚为亲者痛仇者快也！所以为将帅者，主持国家大计，不可不慎于从事啊！晋文公在城濮战后论孤偃、先轸二人之功，提出“信者万世之利”以为标准，而列先轸于其次。则可见晋文公必然深知先轸急功近利而无高远之见。从这次战役先轸的从事来看，足可证明晋文公当时所见的正确。晋文公的持重与其远见确非诸臣所能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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