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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评论
(1)城濮战役的政治影响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代中原民族抵御荆楚北侵势力最为重大的一战，也有攸关中原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简单来说，中原新兴势力，驱逐了自齐桓公殂谢与宋襄公败亡以来弥漫于中原的荆楚北侵的势力，并压迫使之退归荆楚原有地区，不再侵害中原，造成中原一时安定的局势。试想假如晋军在城濮之战中失败，则中原自黄河以南，原本已经降服楚国者不用说；楚的势力还可以超过黄河以北而统治全部中国。如果真是这样则楚成王观政中国的雄心，就能得偿所欲，更不必等到楚庄王时代才去问九鼎的轻重了！近世史家有人说城濮之战，若晋军失败，则荆楚民族就将统一中国，而中国历史也将全部改写，可见此役关系中原民族存亡的重要性了！中原民族自城濮战胜后，不但恢复了自齐桓公领导以来的内部团结，而且恢复了自觉自信与组织的能力，因而产生持续抵抗异族的力量。所以之后的数百年间，楚国虽然仍有侵扰，但始终无法侵吞中原；以至最后接受中原文化，逐渐同化于中原民族之中。到了战国后期，已经完全成为中原民族的一部分，与中原诸侯同其休戚，不再有畛畦之分了。所以城濮一战，实为中原民族在早期历史中，抵抗异族侵陵最成功的一役，无怪为近代史家称道不已了。
齐桓公与晋文公，都是春秋时代霸政最早的创导者，两者对于历史的影响已如前面所述。下面就两者作一下比较：齐桓公以20余年的经营，才能北逐戎狄，南抑荆楚；晋文公只有四年时间，就能击败楚军于城濮。这是因为在齐桓公时代，中原民族还是一盘散沙，所以必须经长期的努力，才能臻于团结。至晋文公时代，已有齐桓公在先为之创导，中原人民也已醒觉，所以其情势与前迥异。但在齐桓公时代，中原诸侯都立于中原集团中，其力量远较晋文公时代雄厚。到晋文公时代，中原诸侯大部分已经臣服于楚，所以城濮一战，实为中原民族兴灭存亡的最后决战，其成就的艰难，较之齐桓公时代尤为倍蓰啊！
(2)晋国内政
晋文公建国治军的迅速，实为政治史上的一大奇迹。晋文公复国不到一年，就能独力勤王，讨杀王子带，安定周襄王。到城濮之战，也不过4年的时间，竟能养成如此强大的实力，一战胜楚，一跃而为中原的霸主。不仅出乎当时诸侯意想之外，就算是知人甚明的楚成王，也是始料未及。我们就试着将春秋时代各明君贤相建国治军的成就作一下比较：
齐桓公用管仲 治齐30年 国富兵强，九合诸侯
秦穆公用百里奚、蹇叔 治秦20年 国富兵强，三定晋君
楚成王用令尹子文 治楚30年 楚国强盛，其力足以侵凌中原
晋文公用孤偃、赵衰 治晋4年 击败楚军，称霸诸侯
由上可见晋文公的治绩，较比齐桓公、秦穆公、楚成王尤多迈越。晋文公虽有其父献公10余年的开拓为其基础，但晋国是山地之国，耕地有限，饥馑时至；而且自骊姬之乱后，经历15年的内政紊乱与国外丧师。晋文公就仅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能迅速使晋国臻于富强之域，主要是靠其着力于修明政治、广用贤才、整饬纪纲，弘施教育、培育经济、恤困救贫、崇尚俭朴、敦厚习俗所致。而其选贤任能施政迅捷，率先躬行守法不渝，尤为迅速成功之道。
(3)晋国的政略、战略与战术
晋文公城濮之战的战略，是诱使楚军劳师北上，而自己则以逸待劳。而这种战略，是用攻曹、卫的政略来达成的。这是因为曹、卫是楚国的盟国，楚若放弃曹、卫，则其过去在中原的威望顿失，而其入侵中原的雄图也将幻灭。这种政略、战略的相互运用，确实高人一等，这就是以后孔子著书，所谓的“致人而不致人于”是也！
中原人民摄于荆蛮之威，为时已久。惟人民内心中的华夷文野之见，还未泯灭。所以当卫侯请盟被拒而求救于楚时，人民就起来驱逐其君。由此可知晋文公先伐曹、卫之举，其在振兴中原人民心理上的效果极为巨大。同样在伐卫之后，即时聘齐修好，求得多助。破曹以后，为旌人僖负羁，杀违命从亡多年的颠颉及黜魏准以徇于军，以这种领导中原的恢弘的气度与严明的治军纪律，其最终赢得中原人民心理的爱戴，自然不言而喻了。
至楚使宛春来到，请晋复曹、卫与楚释宋围为和谈条件，本来这是子玉的一个良谋，没想到晋文公私许复曹、卫而使之告绝于楚，这是他运用中原人民内向心理，在心理上消弱敌人，其谋略确实更为巧妙。至于拘宛春以激怒子玉，就属于另节了。
楚军北上进入曹境追逐晋军，晋军的战略是还想诱其继续北进，晋文公就以楚惠不可忘，与诺言必须践为由，用退避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目的。一面借以示信义于诸侯，一面以柔弱退避的形态，使楚军益为骄肆。从子玉布阵时所说：“今日必无晋矣”来看，其退避的行动，真有莫大的效用啊！
城濮战场，在今天山东省曹县与定陶之间，其地势是黄河冲积的黄土层。周正四月就是夏正二月，是属于冬末春初季节，这个季节中东北风猛烈，尘土易于飞扬。晋文公就运用这种季节与地质特性，伐木曳于车后，使尘土益为飞扬，乘北风南吹的猛烈，使楚军视线不清。此外胥臣之蒙马以虎皮，用以奇袭陈、蔡两军；孤毛的上军建两面大将旆，伪作后退以引诱敌人深入，而以中军作侧面的夹击，这都是战术上极尽奇诡变化之能事。在250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其战术之高妙，犹跃然纸上，洵足为后人研究军学之实践也！
(4)楚成王的政略与战略
楚成王继承武王、文王30多年开拓之基业，自己执政也已达40年，又得令尹子文这样的贤能之臣辅佐，楚国已经臻于富强。这时中原诸侯互相攻杀，政治混乱，引起其观政中国的雄心，自然是无可厚非之事。周惠王21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之师，进兵楚地，耀武境上，责楚国不贡包茅之罪。楚成王派屈完与齐会盟于召陵，蓄猛虎在山之势，而不肆逞其武力，这种做法颇有老成持重的高见。
当齐桓公的霸业衰歇、宋襄公狂妄取亡以后，给了楚国进入中原的良机。楚成王一面与郑、卫联姻，并结好鲁、曹以控制齐、晋；一面派兵争夺荆紫关地区的商密以阻遏秦国的东出，这都是至当之举。只有对于怀柔宋国一事，似乎缺乏妥慎周详的处理。以前武王克商，丞封纣子武庚与微子启以续殷祀，所以能老怀少安，近悦远来。宋是微子之后，本与姬周无宗亲的关联。假如楚成王能尊其习俗，崇其祀典，这样应该可以相安久远，不至于叛变通晋，导致城濮之战。楚成王不做如此谋划，可知其在政治上并无高远的见解与悦近怀远的策略。宋既然叛楚，楚成王不谋在政治上求挽救，而急急诉之武力。对宋既已用兵，则以楚国之强，应可迅速破宋而重定旧盟；却顿兵劳师，给了晋国有从容出兵的机会。由此可见楚成王既无政治之长才，又缺乏军事之远略，其遭遇挫败，当然也就是无可逃避之事了！
楚成王信任令尹子文20多年之久，与厚遇晋文公流亡时认为有国君之器，似乎颇有知人之明。但对于城濮之战，使用刚忿躁急的子玉，昧于选将，卒至败事。楚成王既已决定解宋围撤兵归于申邑，又放任子玉任其自由行动，足见楚成王的内心，颇有彷徨矛盾无所主宰之象，其致败殆为必然之事矣！
楚将子玉刚忿躁急，浅薄恣肆，颠倒于晋人谋略之中而不觉，还傲然曰“今日必无晋矣”，真偏隘之器也！我们检讨子玉在城濮战败的原因，大约有两个：
第一，他犯了忿怒兴兵之误。他因曹、卫携贰与宛春被拘，就怒不可遏，背弃楚王“无从晋师”之命而追随晋军。以后孙子著书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似乎就是由此次战役研究而得。明白了这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将帅心理平衡与头脑冷静的重要性了。
第二，他犯了骄盈轻敌之义。晋军的退避三舍，与晋文公言词的谦恭，正是使敌骄满轻敌之计。而子玉却认为晋军怯弱而益自骄矜。《易经·师卦》说：“负乘致寇，弟子舆尸”。以小人而居高位，器小易盈，骄肆轻敌，自然必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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