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锣鼓巷一景；图片来源于网络）
倘若从高空俯瞰，北京城会不会像一个盘根错节的蛛网？
如果不是借助于地图上的命名，你很难从中辨识出你所要寻找的某条街巷——它就栖身在星罗棋布的蛛网中，一如虎踞龙盘，只要你的目光无法将它瞬间锁定（除非它已被命名，否则你不可能发现它），它就会消失在密密麻麻的网状中。
命名即是让某物获得一个名称，此一仿若恰如其分的命名（其实不然，它不过只是一个语言的“授予”而已），才能有效地帮助你发现了你所要寻找的街巷，而在地图的显示上，它仅只是一个被标识出的呈辐射状的点或线，且不断地向四周扩展延伸，就像张牙舞爪的巨型蜘蛛伸出的细爪，在它所经之处留下了一片清晰可见的抓痕，拖曳出一座城市的经天纬地。
一座城市无论拥有多大的规模，无论其鳞次栉比的楼宇或房屋有多少，它们都必然地会被纵横交错的街巷所分类，从而划分出不同的城市区域，并因此而命名，只不过这时的它——这些街与巷，此时此刻还仅仅属于逗留在地图上的一个象征表示物而已，或者说，只是一个个按照某种规则、秩序排列组合的奇异符号。
作为城市的一名漫游者——“我”经常“隐身”在穿流不息的人群中。每一个城市人，都会于某一时刻，充当一个他所不自知的匿名隐身者，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面对着一张张素不相识的陌生面孔，虽然你彼时“在场”，在人流中，但在他人眼中，你其实又是处在一种不存在的存在性中——不妨做一个实验：当你独自一人来到繁华喧闹的大街上，在嘈杂的人群中穿梭往来，你试着看看能否在记忆中留下擦肩而过的那些人脸？我敢肯定，那些人脸定然是“空无”的，视而不见的，除非这人有某种特征引起了你的注意：比如形象、服饰、化妆、发式，或手挽的时尚的手袋、或穿着的很有品味的鞋等等，不一而足，这时的你之所以能对此人留下印象，全是因了你潜意识里对他或她的某一引人注目的特征，赋予了一个“命名”，这一“命名”常以代称的方式出现：”如“XX手袋”或“XX牌服装或鞋”等等，他或她则因此一命名而进入了你的记忆。如若不然，存在着的只是一个个无名的似有若无、一闪即逝的“符号”，是一个个异己的陌生人，没有名字，亦不留印象。
名字亦是一种命名。命名亦即授予某物一名称，基于此，这个被予以命名之物，被纳入到了一种知性所能把握的规定性中，正是因了这一规定下的概念范畴，使得这一被命名物，有了一个可以让我们辨识、归类的名称，由是，物才能从混沌的空无之中挣脱出来，进入我们的经验体系。
命名，决定了我们对物的辨识与记忆。如一物无命名——处在一种虚空的无名状态，一如我们混迹于熙来攘往的人流中，对陌生人其实是视而不见的一般；或者说，一个没有被命名之物，至多不过是我们视网膜中一掠而过、无法留下印记的视觉表象而已。
由此不难见出，任何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命名，都是对某物“超越”视觉表象的理性之邀请与挽留。一物因命名而进入了我们的感性世界，进入了理性的属人的存在范畴，从而，它不再是一个匆匆过客——不留痕迹的视觉表象了，它成了一个因了其命名而在人的知觉中、经由理智之辨识、梳理、归纳、分类，而沉淀下来的富有意义之物。
故而，命名即界定，界定即存在；夸张点说，一物之所以能被人所了解、认知，均是因了其被授予了一名称，亦因了此一名称获得了存在性的“生命”。
我经常迷失在街巷中，但绝非街巷没有命名——它一定是被事先命名的，但命名的只是此一街巷的名称，而不是我所途经的所有的具体位置，比如我面对的朝向，幽深的小巷均是曲里拐弯朝向紊乱的，由是，它与北京城朝向明确的通衢大街有了本质的区别。彼时彼刻我所身在的小巷就像是一个找不到方向感的迷宫，沿街的两壁有许多凹进去的户门，标有门排号，但它们在地图上是不可能被注明的，因此也好像帮不了我什么。也就是说，彼时，在小巷中，我进入了一种存在／迷失的困境——迷失了方向，迷失了位置，犹如一个人生的隐喻。
在宽敞的长安大街上则不然，它不太容易让我们迷失。
在那里，在那个笔直的、朝向明确四通八道的通衢大街上，已然规定了它与阡陌街巷之殊异，无须多言地被潜在“命名”——东北南北朝向的确然性，它以一种九九归一而又收放自如的凝聚性，分别将来自不同方向的道与路，强权式地纳入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心——天安门广场。
作为一个显著的帝都地标（中心点），它有效地标识出了由此一中心向四周扩散延伸的至尊地位，由此，京城的东西南北得以准确定位。
从小在南方城市长大的我，少有东西南北的方向感。南方人问路，指路者只会回说：向左或向右（附带着手势的比划），故而一旦南方人置身在了北京，当须向当地人打探路径时，常会遭遇尴尬，因为指路人只会告你东西南北，而被告者则会一头雾水地陷入茫然。
我是在后来才找到了一个辨认方向的窍门的———每当我在京城失去了方向感时，便会习惯性地率先在脑海中搜索一下天安门广场大致所在的方位，以此作为我的坐标，再在脑海中拐上一个大弯地回奔而来，从而确定我所在位置的具体朝向。
我有一位与我几乎一般无二的路痴朋友（一个著名的人物），初学会开车之时，每每上路就不知所向了，于是他亦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堪称一绝的独门绝技：出门时，即先确定一个他不会迷路的坐标———二环路东四十条边上的保利大厦。然后驾车照着保利大厦的方向狂奔而来，到达后即会停车片刻，先辨识、确认一下自己所欲抵达的目的地，再重新出发。在那段日子里，我的这位可爱的朋友，无论去哪，哪怕返家途中，都要率先奔向保利大厦，否则定然会迷失方向。
所以人言，城市就是一座迷宫。从我的迷失，到我那位朋友的委实可爱的路径选择方式，都足以验证了迷宫一说绝非无稽之谈。庞然大物般的城市，的确宛若一座星罗棋布的迷宫，倘若你是一位风尘仆仆的城市闯入者，手中又缺少一张足以标示路径的地图，那么，迷失与茫然便是你的必然处境。
一般宽敞的城市大街，栖息在地图上的标志是显而易见的，粗长富有色彩感的曲线足以让它一目了然；而一旦进入了城市小巷，则会变得扑朔迷离了———它由一条条细若游丝的杂乱的线性来予以表示。
在这里，我们如须对街与巷做出一个概念划分，它们显然有所不同：大街，一般乃指京城朝向明确的通衢大道，它与此城的现代化规模相伴而行，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然在无言之中象征着一座大都市的繁荣与发达，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缺少久远历史感的大街。
而“巷”则不然，它亦可通称为街，但又与大街不可同日而语。它仿若是一个原生态的存在物，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本然地便已默默地携带了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同时，它亦是城市的历史见证人，在那些看似颓败的砖墙瓦片里，悄然地隐匿着从不轻易向人道及的历史故事。
在一座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富有地域性个性风采的城市模态，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后起的、所谓现代化的建筑形制大多千篇一律，抑或大同小异（无论你多么现代或后现代，只有极个别的天才之作才能让人另眼相待），而原生态的那些古老的小街小巷则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北京的胡同与上海的里弄就迥然有别），从而在无形中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性的个性味道，久远而弥新。
在这种因了历史的沉淀而散发出来的味道中，凝聚着同一个地域中的人，所执着的生活习俗与形态（所谓生活方式），它是在悠长凛烈的历史中缓慢地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即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由是，一种带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文化习俗得以形塑而成，亦由此，铸造出了一种特征明显的地域性文化。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文化寻根的城市漫游者，一旦来到了具有悠久历史的陌生城市，必定会去寻访一下这座城市的名胜古迹———比如北京，它们就默默地隐身在一些不起眼的已然破败的小巷里，如若不是被人及时发现或提起，我们很难知道沉默中的它们。
这些街巷，因了被重新发现，摇身一变而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景观，热情的人们纷纷寻踪而来，且乐此不疲地游连忘返。在京城什刹海附近的烟袋斜街即为典型一例。我的印象中，这条古老的简陋小巷，如若不是因为有一天被人重新发现，从默默无闻的遗忘中，再度纳入一种文化传奇，它可能依然只是一个我们偶尔可能会途经此地，但不会做过多停留的“无名”小巷。
但它确在一次偶然发生的历史机遇中，成为了一拨爱泡吧的文化人从三里屯酒吧及时抽身撤离、流连于此的所在。
那是因了千禧年过后不久而发生的那次“非典”，一时间各种谣传甚嚣尘上，比如非典的传染性被人“眉飞色舞”地曰之为“十步一杀”——此说来自彼时上演不久的电影《英雄》，作为李连杰所饰的绝命杀手“无名”，其杀人绝技便是“十步一杀”（即距离十步之遥，便可一剑封喉），结果被人们及时地嫁接到了非典恐怖的传染性上（所谓人之人之间，只须相隔十步即可传染）。
平时门庭若市的三里屯酒吧瞬息之间人去楼空。在那里，人与人间的距离不到“十步”，近在咫尺，而且酒吧密不透风的环境亦适宜恐怖瘟疫的传播。这时，泡吧成习的一拨文化圈人物，亟须寻找一个新的能与朋友谈天说地的去处，在室外且能通风，由此而避开“十步一杀”的潜在威胁———况且，三里屯酒吧亦不再是当年之盛景了，那里晃着太多的莫名其妙的陌生人面孔。
于是他们先是找到了始终没有火起来的什刹海酒吧，那些酒吧坐落在“湖”边，旁边是飘浮着垃圾与散发着臭腥味的湖水，岸畔则是错落有致的一幢幢隐没在绿荫中的老四合院。后来，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就在什刹海的近旁，不远处，毗邻鼓楼的一个名曰烟袋斜街的小巷。这里的环境相对隐密，适合来此一坐。
表面上看去，烟袋斜街只是一条狭长的古老失修的破败小巷，沿街林立的屋子，看上去亦摇摇欲坠一般，却又在不经意间，意意思思地透出了一种说不上来的颓败的“腐朽”气息，这种貌似颓败的气息，恰恰与虚伪、时尚、矫情的当代流行文化构成了一种潜在的抵抗，于是这一群先知先觉的文化人——一般均是影视圈与音乐圈的人物，用他们灵敏的嗅觉率先发现了这里。
这里很快就火了起来。那些邻街的小屋，均被主人或租户改造成了天然的酒吧（保留其外在的建筑原貌，只须打通一些隔墙，形成一个相对开阔的空间）。那时的人们更愿意坐在逼仄的室外（羊肠般小巷委实太狭窄了！），幽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人的面孔——来此一坐的人中有太多的熟脸，这些人更愿意不被人所认出，乐得消遥。
有一天，我坐在哪里，在那个昏暗的灯光下冷不丁地瞅见了老熟人葛优，他途经此处时向我所在的位置探出了一个脑袋，我轻呼一声：哟嗬，葛经理（这是他在《活着》剧组时获得的称号）！他一愣，目光在我的脸上定焦了几秒钟，亦认出了我：咳，反动学术权威王斌（这是我在《活着》剧组时不幸被人强加的称号）。我们坐在了一些，开怀畅聊起了当年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一晃我们也有近六七年没见了，聊得很是开心。那条掩蔽的小巷，的确适合谈天说地，沿街排列的一家家简陋的小酒吧，就这么孤芳自赏般地犹自荡漾出一种独一无二的韵味。
这种韵味，接续着一个个古老的渐被遗忘的历史。据说这条狭长的烟袋斜街，在清代时，经营着旱烟袋、水烟袋等各色烟具；同时，还有古玩、书画、裱画、文具与风味小吃，它的斜街之谓则来缘于更遥远的元代（后被冠名的“烟袋”一说显然又起源于清代时此街的经营项目），由此来看，这条看似衰落破败的老街，的确是条曾经的历史名巷了。难怪它散发着一种迷人的腐败的味道。
历史不仅会自带着一种记忆，亦带着永不消失的痕迹。
京城还有一处品味小资、小清新们闲暇之时爱去一逛的小巷，这就是著名的南锣鼓巷了。我对它突然间热闹兴旺起来的时尚缘由一无所知，只知那一带与中央戏剧学院相邻，它忽然暴得大名与毗邻中戏有关吗？九十年代时我时常蹬车奔向中戏宿舍找李保田聊天，那时似乎还没有这里的繁华一景，亦从未听说过这条毗邻中戏的小巷。
此景显然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之后了。
南锣鼓巷与烟袋斜街一般无二的“身份”特征是：别看它是一条不那么起眼的、低调地藏身在宽敞热闹的大街隐蔽处的小巷，其实也是一条颇有来历的历史名巷，而且亦地起源于元朝，只不过这条街上曾几何时是一些历史名人的居所，这一点让它在历史的起源性上有别于烟袋斜街———那是条古老的商业街。
当苍茫的历史烟云，一如穿越小说似地进入了当今时代时，那些曾经的名居、名人、老宅的历史故事，便成了一个极富诱惑力和传奇性的文化符号了，于是在这里，这个南锣鼓巷，亦在不知不觉间成了继三里屯、什刹海之后的一个人尽可玩、可游、可吃着喝着的城市一景了。假如说烟袋斜街的来者更多的是北京的“吧虫”；那么有别于它的南锣鼓巷的来者，则更多的是全国各地涌来的小资，小清新一族。
在南锣鼓巷，沿街排开的各色商铺琳琅满目，有卖画的，卖饰品的、记念物的，亦有酒吧与咖啡厅，当然更少不了各种颇具特色的风味餐馆，到此一游的“资”青们无非是来这里图上一乐，何况这里的酒吧相对显得静谧，一个人走累了，来此呆上那么一会儿，倘若恰巧还赶上了一个冬季阳光普照的好天，太阳懒洋洋映照在身上，不失人生的一大享受；倘若这时的你还在看着一本让你心驰神往的书，那种恬然的惬意则更是自不待言了，你暂时远离了都市的嘈杂和喧嚣，安然地处在了一片具有古老意韵的槐树的荫庇之下，它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向你默默地诉说着一段悠远绵长如烟如梦般消亡的历史故事。
时下，在我所栖身的这座城市——这座被人所时常戏称为帝都或天朝的城市，它的“面孔”竟是那么的模糊、暧昧和朦胧，在消失的一段岁月中，这座城市被迫坠入了一个疯狂地城市改造与拆迁中，而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些人为消逝的老宅、旧居乃至窄巷、街道，意味着一段历史记忆的被断然抹去，无奈地走向了消亡，而一座城市的历史，正是由这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存在之物组成的。当一座城市丧失了属于它的历史记忆，它们还能真正的拥有未来吗？因为它们在被遗忘中失去了它得以“与众不同”的个性身份和价值，而这一身份与价值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意识，而更是由这一个个“物”（如四合院、老宅，胡同）铸造而成的弥足珍贵的历史实体。
我又一次迷失在了这座庞然大物般的城市中，我很想寻找到它几近被遗忘的历史，但我是茫然的，因为我一时还看不到它的未来，一切都被遮蔽了，就像那些消失了的老宅和那些古老的挟带着历史记忆的街巷。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