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特征

汉水又称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全长1532公里，流域面积174300平方来，跨甘、陕、川、豫、鄂5省79个县市。丹江口以上为上游，丹江口至钟祥为中游，钟祥以下为下游。汉水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介于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之间，靠近秦岭——淮河这条最重要的自然分界线。这种特殊的区位优势决定了汉水流域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明显地具有南北过渡、东西交汇的人文地理特征。

一、汉水流域是联系中国南北与东西的纽带

汉水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介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秦岭耸立于此，巴山绵亘于南，汉水横贯其中，形成两山夹一川的壮美地形。汉水河谷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的走廊；流域内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和襄樊盆地，又是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往的通道，在它们的周围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几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北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东北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平原，东南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西南是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历史上南北对立时期，双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汉水、淮河流域进行，争夺的焦点是汉中、襄樊、寿春、徐州。这四个城市分别位于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联系的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上，是所谓“天关”、“地机”、“九州咽喉”。就山川形势的险要来说，汉中、襄樊又在寿春、徐州之上。南宋人张浚说：汉中“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①晋朝人庾翼说：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②仅水流域这种战略地位也受到外国学者的重视。世界著名学者、已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说：“汉水上游是古代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面的四川地区。因此，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③李约瑟博士熟悉中国，毕生都在研究中国，他的论断充分肯定了汉水流域的特殊交通地位。

在辽阔的中国西部，由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过渡时，形成了许多山间豁口与河谷川道，是历史时期西部高原通向中部盆地和东部平原的走廊，其中最著名的通道有四条：华北长城沿线隘口、渭河谷地、汉水谷地和长江三峡。这四条通道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其沿线均发现了古人类遗存，分别是“北京人”、“蓝田人”、“郧县人”和“巫山人”等，同时也都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古代文化遗迹，但是研究的水平大不相同。华北有燕赵文化和长城学研究，渭河流域有周秦汉唐文化研究，长江三峡分属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研究，唯独汉水流域文化的研究始终被冷落。其实，汉水流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人类和现代类人猿有共同的祖先，然后分两支演进，一支经过森林古猿逐渐演化为现代类人猿：另一支经过腊玛古猿、南方古猿进化到猿人。在汉水河谷，1989年5月于湖北郧县发现一具基本完整的头骨化石，经鉴定为南方古猿。郧县南方古猿头骨化石在我国和亚洲是首次发现，它是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在汉水河谷还发现了早于“北京人”的猿人化石。1975年在湖北郧县梅铺龙骨洞和郧西县神雾岭白龙洞发现的人类化石，经鉴定其时代晚于元谋猿人而早于蓝田猿人。汉水河谷还发现了许多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南郑龙岗寺旧石器文化、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文化等，其文化面貌与特征，都具有南北方文化过渡与交汇的性质。

汉水流域也是古老的“华夏族”崛起的地方。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民族之本干，在春秋时代的人口里，常称为诸华或诸夏，华与夏在那时人的观念里，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据有些学者的意见，华与夏很可能本是指其居住的地名。在《周礼》和《国语》两书里，华山是在河南境内的，很可能便是今之嵩山。古之复水即今之汉水。华夏民族，很可能指的是今河南省嵩山山脉西南直到汉水北岸一带的民族而言。④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也认为，“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⑤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的“中国人”，称作“夏”或“华夏”，是因汉水而得名的。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汉水流域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不仅继续充当东西走廊与南北纽带的作用，而且屡次作为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对中华民族大统一和区域文化大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汉水流域有6座历史文化名城，远远超过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渭河流域只有天水、咸阳、西安三座历史文化名城)，而且，沿源头到入江口均匀分布，依次是汉中、南阳、襄樊、钟祥、随州、武汉，在全国的大江大河中仅次于黄河、长江。这充分说明了汉水流域不仅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在区域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二、汉水流域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汇和转换的轴心

文化的诞生、发展和河流有密切的关系。俄国学者梅茨尼可夫曾指出：“河流是文化诞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任何一个国度里，它就像是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气象、土壤、地形和地质条件的有机综合表现。”⑥人类文明不仅依据河流而产生，同时也顺着河流而扩散，加之河流在古代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河流就自然成为联系不同地域和社会的纽带。中华文明是最为典型的大河文明。中国文化在地域分布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北方黄河流域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文化两大板块。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指出：“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即长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⑦大体上南方文化浪漫、秀媚、清新，具阴柔之美；北方文化刚健、凝重、典实，多阳刚之气。正所谓“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

汉水流域位于我国南北方之间，是我国自然地理南北差异的过渡带，既是我国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又是南北文化交融、转换的轴心。正由于这种特殊地位，在上古时期，汉水已声名远震。《山海经》说：“嶓冢之山，汉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尚书·禹贡》也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至迟到战国时期，儒家的亚圣孟子已经注意到汉水、淮河居天下之中，联系黄河、长江的重要地位。《孟子·滕文公下》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江淮河汉”四大水并提，充分肯定了汉水在南北文化交汇、转换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上古时期，南北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楚辞》和《诗经》，都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影响。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和发动于南国楚地的《楚辞》风格迥异，前者尚实质朴，后者浪漫华丽，极其生动地展示了两大地域文化风貌特质上的差异。但非常有意义的是，《诗经》和《楚辞》所描写的地域文化恰好在汉水流域重合。《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诗经·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江汉汤汤。”《楚辞·九章·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即汉水之北)。”《楚辞·九章·思美人》：“指嶓冢之西隈兮，与曛黄以为期”(嶓冢即汉水发源地嶓冢山)。这些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南北文化在汉水流域交汇融合的情形。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工具，汉水中上游的方言最能说明南北文化交汇的痕迹。由于汉水上游在文化上“风气兼南北”，造成“语言杂秦蜀”，“其声音山南近蜀则如蜀，山北近秦则如秦。”⑧总的来说，汉中地区话接近成都等处的四川话，属于西南方言的范围。而洋县、城固两县话，却是四川话与关中话融合后的变种。西乡、勉县、略阳三县话，保留关中话特点较少，向四川方言靠拢程度较高。安康地区受湖北话的影响较大。在紫阳县汉城地区安家河有一个“方言岛”，“岛”内人全部都说“江南话”。柞水、镇巴两县，分别有几百人以上的壮族、苗族聚居点，素有壮乡、苗乡之称。这里既有楚汉文化的融合，又有巴蜀文化的浸润，“楚音”、“川语”、“秦腔”并存，“江南话”、“苗语”、“壮语”犹在，与关中、陕北方言内部大体统一形成了显明的对照。在现代汉语中，河流的名称“江”与“河”在地理上有明显的差异，大致以长江为界，南方称“江”，北方称“河”。但是，汉水上游的人们把汉水称为“汉江河”。这种鲜活的大众文化，再也形象不过的说明了汉水流域是南北文化交融、转换的轴心。

三、汉水流域是两汉三国文化的发祥地

汉江是一部壮丽的史诗，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先哲在此奋斗跋涉的足迹。这里有屈原的魂牵梦绕，这里有李白的“蜀道之难”，这里有陆游的“铁马秋风”，这里有米芾的“光家山水”，这里有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这里更是两汉、三国文化的发祥地。

刘邦崛起汉中，刘秀兴起南阳，诸葛卧龙腾起于襄阳、南阳之间，鞠躬尽瘁于汉中。张骞走出汉中，张衡跨出南阳，王粲求学于襄阳、南阳，随征于汉中，“丝绸之路”、“地动仪”和“建安文学”是他们留下的历史丰碑。滔滔东逝的汉江水将这三地的文化血脉溶通在一起，形成了两汉三国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丞相萧何说：“汉中，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刘邦正是以汉中为基地，筑坛拜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击败项羽，建立西汉。逐渐形成汉水——汉中——汉朝——汉族——汉文化——汉学。这一系列“汉”之根就在汉中。西汉末年，刘秀兄弟以南阳为基地起兵反对王莽，逐鹿中原，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政权。诸葛亮在隆中草庐中规划的天下三分蓝图，就是直接总结、继承和发展了刘邦、刘秀在汉中、南阳兴起，一统天下的宏伟事业。

汉水流域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中国历史分裂时期活动最为频繁的政治舞台。从春秋战国、三国时期到南北朝、宋金对峙时期，各路英雄、仁人志土在此风云际会，施展其政治、军事和外交才能，金戈铁马，你争我夺，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夺观，尤其是三国时期对汉水流域的争夺最为精彩。南阳城下，张绣偷袭曹营，曹操溃不成军，折了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曹操也受伤，差一点被俘。襄樊城外，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但很快败走麦城，命归黄泉；汉中的定军山下，老将黄忠刀劈夏侯渊于阵前，骁将赵云大破曹兵于汉水之滨，刘备获胜，自称汉中王。汉水流域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许多三国著名人物，或生于斯，或活动于斯，或长眠于斯，尤其是培育了诸葛亮这位三国文化之魂。诸葛亮隐居待时于襄阳、南阳之间，鞠躬尽瘁于汉中；刘备一生事业转机发展于襄阳、南阳，辉煌鼎盛于汉中，君臣二人如鱼得水。曹操兵败于南阳、汉中，转机壮大于襄阳；孙权坐收渔人之利于襄阳，寄希望于汉中、南阳。他们在汉水流域这个大舞台上，联手导演了天下三分这场气势恢弘、波澜壮阔的历史话剧。汉水流域在祖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是西汉、三国文化的发祥地，而且对中国历史大统一和中华民族大融合作出了独特贡献。

四、汉水流域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最先扎根的地区之一

如果说古代文明是由河流的上游向下游推进，那么近代资本主义的所谓“蓝色”文明则是由河流的下游向中上游推进。

汉水流域地处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之间，在气候上是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区，流域内既有高山、丘岗、河谷盆地和冲积平原，又有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而且从源头的宁强县到入江口的特大城市武汉，大中小城市俱全，历史名城与新兴城市并存。同时，汉水流域又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无论是古代农业文明自西北向东南的推移，还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由东南向西北的推进，汉水流域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后者更有地域特色。

清代乾嘉时期，汉水中上游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孙达人先生等著名学者认为此时这里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他指出：“对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在这个落后的山区却很少有人作深入研究。试想，在当时的中国许许多多经济比陕南要发达得多的地方，甚至连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也没有这样巨大的手工工场，而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却在落后的陕南发生了，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又究竟为什么?”⑩孙达人先生的疑问至今还没有圆满的答案。汉水流域的经济开发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欧洲荷兰皇家科学院中国咨询委员会成员、荷兰莱顿大学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爱德华·B·费梅尔博士，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大巴山区社会经济及山地开发问题的研究。他在《清代大巴山山地开发研究》一文中指出：“清代大巴山区的经济发展以林产品的商业开发为起点。移民们创立了一种包括林业、农业、牧业、工业和贸易的混合经济。木材、纸、铁、木耳、茶叶、药材的输出，给当地带来了财富。这些财富导致了当地人口增殖，并吸引了新的移民。乾隆末期，人口压力变大，森林资源耗竭，土壤肥力损失，使得该区经济的多样性和输出能力开始减弱。⑾”汉水上游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快夭折了。这时西方列强已用炮舰政策撞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使中国的沿海到内陆逐渐向西方资本主义开放。

1861年汉口被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英、俄、法、德、日五国先后设立“租界”，至1911年，外国在汉口共设银行10家，洋行100余家，近代工厂42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湖广总督张之洞陆续建汉阳铁厂、湖北纺纱局等官办或官商合办企业，到1911年达17家。同时民族资本陆续建扬子机器厂等企业，到1911年达41家。武汉工业实力仅次于上海。明清时期，汉水中上游的开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对汉口市场的形成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由武汉向汉水中上游推进。汉水流域甚至西北地区销往武汉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农副土特产品，是原料产地，而从汉口运回汉水流域和西北地区的主要是“洋货”等工业制成品，是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腹地。这种繁忙的水上转运贸易，不仅将汉水流域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大市场，而且也促进了汉水沿岸近代化城市的繁荣。

汉水流域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如南郑、洋县、城固、安康、商州龙驹寨、襄阳等，均分布在汉江岸边，形成勾通全流域的商路，并与相邻流域保持联系。在现代铁路京汉和陇海两线修通之前，汉江及其支流一直是西北地区与东南沿海、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往来的交通干道。武汉是中国内陆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和贸易中心。陕西关中等地所需要的粮食、日用品，经常到汉口采买，从汉水、丹江水运至龙驹寨，然后骡马运至西安。龙驹寨成为西安与汉口之间的商贸重镇，“河岸帆樯林立，脚子班往来如织，西北两路驮骡每日络绎不绝，街衢熙攘，极形肩摩，鸡鸣未寝，其常事也。”⑿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被人们誉为“小武汉”。汉中盆地中央的南郑县(今汉中市)的东市十八里铺，是汉江上游地区重要的水运码头和最大的货物集散地，每日“商贾云集，肩摩毂击”，“人声沸腾，甚为热闹。”⒀兴安府的安康县(今安康市)也是一个商业中心，“城内街市繁华，商贾辐辏，一大都会也”⒁。

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了开发汉水流域的设想。他认为武汉“略如纽约、伦敦之大”，“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为了进一步发挥汉水的交通作用，孙中山主张开发汉水。他说：“自襄阳以上，皆为山国；其下以至沙洋，则为广大开豁之谷地；由沙洋以降，则流注湖北沼地之间，以达于江。”因此必须“在襄阳上游设水闸。此一方面可以利用水力，—方面又使巨船可以通航于现在惟通小舟之处也。”但在腐败黑暗的旧中国，先生的宏愿无法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丹江口水库、安康水库、石泉水库等汉江干流及其支流上许多大中小水利工程的兴建，实现了汉水的梯级开发，使孙中山先生的蓝图变成了现实。

五、汉水流域在全国区城文化中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风俗文化圈

风俗文化的形成是文化共同体对自然和人文环境适应的结果，反映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点。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某种特质的风俗文化，被称为风俗文化圈或风俗文化区。汉水流域由于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和社会主体——居民构成的复杂性，在风俗文化上别具特色，自成系统，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风俗文化圈。本文化圈以秦岭、大巴山脉为主干，旁及川东北、陕南、鄂西北和豫西南；从空间位置看，处于黄河、长江之间；从居民构成看，人口迁徙频繁，是周边低地平原地区移民的汇聚地带，五方杂处；从文化源流和文化影响看，它处于三大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受巴蜀文化、秦陇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交叉辐射。

首先，汉水流域风俗文化圈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熔铸出了纯粹中国特色的宗教——道教。原始道教是在古代巫术、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的思辨哲学与儒家的伦理哲学而形成的，汉水上游恰好提供了熔铸这多种文化的大熔炉。道教各派中创立最早的一个教派——五斗米道，就是在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发展壮大，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张鲁五斗米道与张角太平道传教方法的最大不同是“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⒃。而“静”的概念来源于老庄哲学。《老于·知常道》：“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天下自定》又云：“无欲以自静，天下将自定。”张鲁控制下的汉中，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并作了《老子想尔注》，提升了原始道教的品位，加快了道教与老庄哲学的融合，为道教成为全民族的宗教奠定了基础。当时汉水上游的人们对道教“竞共事之”，几乎所有的人都信奉五斗米道，即使“流移寄在其地者”也“不敢不奉”。汉中成为五斗米道的王国，“民殷国富”，“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政策，“行路者量腹取足”⒄，大大增强了道教的魅力和影响，为道教在全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到了明代，汉水流域的道教文化再放异彩。武当山道教名满全国，明皇室封武当山为“大岳”、“玄岳”，使它的地位高于五岳，“遂超五岳而帝之”，成为“朝廷家庙”。普通民众对武当道教的信仰也非常狂热，“万方土女骈阗辐凑，不减泰山。”⒅民间有“穷不游武当，富不登太白”的谚语。明代汉水流域的武当道教，进一步走向世俗化与民间化。

其次，是形成了五方杂处，健康开放的生活习俗。汉水中上游风俗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丰富多彩的。土著的传统民俗与外来的移民民俗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混合交融，形成了较稳定的心理定势。这种民俗心理推动和制约了这里的民俗文化生活，使本地域的民俗文化生活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俗画面。主要表现为：“秦声楚歌”的语言风俗结构；“尚鬼信巫”的宗教信仰；“质朴劲勇”的行为风尚；“五方杂处”的岁时礼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汉水中上游人们的生活习俗远比传统文化核心区关中自由开放。例如竞渡龙舟的习俗，其奋飞争胜，隆重热烈之盛况，不亚于屈原的故乡；汉调二黄、花鼓、八岔、端公戏在陕南各县极为流行；田秧歌、哭嫁歌、孝歌异常丰富；一些地区“嫁儿”、“招婿”很受人们的赞扬和倚重；巴山妇女性格开朗，泼辣大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在这些地方不起什么作用；“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在一些地方是看不到的，情歌似海，“自由相爱”的婚俗历来盛行，妇女多是家庭“主管”，男女平等，互敬互爱。这些风俗文化特色，迥异于关中、中原地区，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来源：陕西文化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