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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种精神运动。分析一个区域性的文化现象，实际上进行的是寻求精神归宿的工作。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处于“文化”边缘的社区所提示的精神元素，必定和“贫困”这个我们最为熟悉的名词有关。因为熟悉，我们不必进一步解开这个名词的全部内涵。然而，当代文化精神已非经济所指定的特殊区域，也非个性、风格史等所能包容解答。即：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区域的群体，一个因物质困顿导致精神困顿而徘徊的群体，因为精神上的贫困，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失落”，这种“失落”与“感伤”正好催化出一种精神。这是一种何等悲壮的精神！在四面海风吹不到的遥远的内陆安康，在秦岭巴山的重重围屏里，狂飚般的奋起精进，旋风似的扶摇直上。前后十五年，竟有数百部文艺书籍出版，数十台有影响的大戏产生，数以百计的绘画作品在国际国内获奖并参展，音乐舞蹈长足发展，在省内外产生影响，书法艺术蓬勃旺盛，人才辈出。纵观安康的经济状况，面对如此丰富的精神产品，不能不在安康诞生一个新的文化辞条。即：文化的贫困精神。 一、作为文化上的安康之历史提示 文化成为精神之后是没有历史的。但历史又是现代人的精神佐料。在文化上，我们不能不同意这种观点“一切民族史都是一部现代史。”这样，我们便于确定事实上的安康与文化学上的安康二者之间的关系。 丁文先生是我们安康文坛上的奇人。他所著《安康文学史话》，实际上已提示了安康文化的全部秘密。他在该书中这样发问：“翻开安康志书，历史沿革叙述周详，文事却记载不多。文艺作品入志最远的是唐代，隋之前千余年几乎是一片空白。……安康文学何以千年寂寞?”丁文先生实际上又在本书的第五章作了解答。这就是九百年前第一篇描写安康的散文《忘归事记》。此文写道：“人丁稀少，城市萧条破败，水陆交通不便，气候阴湿，人易患病，虫兽出没，危机四伏”。真是一派贫困之极的景象。在后来的几百年中，贫困也没有多少改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大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成为安康这个特殊地域代代文人的千古感叹。 有了贫困的感觉，有了感伤和感叹，也就有了诗有了文章。安康的文化艺术就是在贫困的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有使命感的文学艺术家不会蔑视“贫困”。相反，“贫困”则可能演化为精神美酒。作为提示，首先我们不能不从历史上的几位安康文化人的行为中透视我们今天的精神源头。也就是贫困造就出的智慧，贫困产生的精神力量。 一千多年前，安康西关出了一位足以使所有安康人永远骄傲的巨人怀让。一位佛教改革家，一位“顿悟禅”的实践者。“磨砖作镜”的故事导出了先进的“佛学观”，继而才有了“禅学四境”及“打车与打牛”的禅解。是这位安康文化史上的先驱，在方法论上提出了解决主要矛盾的科学理论。他的诗作“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花无相，何坏复何成！”成为中国智慧的象征而流传于“山门”内外。他十六岁离开故土出家学佛，和所有的安康文人一样，面对外部精彩世界，总要采取反叛精神。怀让在他第一个师傅面前终于讲了“念来念去有什么用”这句话。正是第一次的反叛，使他走向了一种新境界。我们想说，反叛，也许就是安康精神的一种。 清末画家甘棠是安康文化史上的又一位奇才。甘棠(1842—1924)号醉霞，生于岚皋县支河易家坪，长于平利县洛河街。画风独特，精花鸟、山水、人物，笔墨遒劲飘逸，兼工带写，风格明静淡雅，被当时内阁学士李联芳(安康平利人)赞为“神笔”。甘棠的主要作品有《秋竹雀戏图》。《葡萄松鼠图》、《钟馗驱鬼图》、《山壑旅人图》等。并有诸多人物肖像画，都是传世之作，当时不仅名闻乡邑，还曾蜚声京都。甘棠的出生地和生长之地，都是山大人稀的蛮荒之地，生存条件异常困苦。毫无疑问，甘棠亮丽柔美的画作是在贫困中酿造出的精神美酒。 在这里，我们必须一提的是在安康汉阴诞生并度过了二十载青少年时光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当代著名学者、诗人和杰出的书法家沈尹默先生。王有根、王涛先生撰文说“汉阴时期是沈尹默书法艺术及文化结构奠基时期，汉阴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和所受教育，决定了沈尹默先生一生的事业追求和建树。他早年留学日本，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长达16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中法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沈尹默曾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高一涵等北大六教授轮流主编《新青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月夜》被称为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沈尹默的艺术成就以书法为最，海内外公认其书法艺术成就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 王友根、王涛先生在洋洋两万言的文章里，详尽记述了沈尹默在安康汉阴的成长学习过程。沈尹默先生成长的年代正是战乱频仍、时代风云突变的时代，而巴山深处的小城汉阴虽贫困却安定平和，正是这种相对的安定平和，正是贫困中的艰韧，造就了沈尹默的磅礴大气——贫困中的挣扎、超越、博发，而成就了一代艺术大师。 李焕龙先生的《崔八娃之迷》，告诉了我们当代一位安康作家的经历。他在文章开篇就说：“在当代文学史上，崔八娃是名扬中外的‘战士作家’。他的《狗又咬起来了》等自传体小说，被译成多国文字，并选入中小学课本，使用了三十多年。”作者接着发了这样一种感叹：“奇怪的是这位红极一时的知名作家，只搞了四年创作便自动休笔。”作者的“奇怪”之感叹如果和上面的例子联系起来看就不奇怪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最终没有走出安康。崔八娃现象的出现表面上是“速成识字班”的成果，而实质上是这方水土积淀了太久的智慧显现。生活上的“贫困感受”与精神上的强烈感叹，集中在一位到晚年(已与文学无缘之后)还“常常仰头望天或凝神睹物，有时甚至自言自语的人身上，这又是一种什么现象什么境界呢。” 笔者认为，贫困造就了“贫困精神”，贫困是一种想象力的起点，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催化剂，在走向非贫困化的过程中产生“精神”，记录这个过程，便产生了文化和艺术。然而，要超越和提升这种精神，则必须走出贫困的束缚，使贫困所造就的“贫困精神”与大时代接轨，否则就难成大气，这就是作为文化上的安康之历史所给我们的启示。 二、贫困的儿子 案头上安康人的本本著作，几乎都有不同的苦难记录。艺术家们在著作里无不昭示着这样一种共同理念：即，我们可能永远都是“贫困”的儿子，然而，我们并不自暴自弃，因为我们知道贫困与富足永远都是在比较中产生的。人类永远不会“富有”，“贫困”却是绝对的。有了贫困感人类才有了奋进精神，才产生了力量与创造，才有了永不遏止的渴望。这个道理我们安康的艺术家们有最深刻的觉悟。“贫困”转化为一种人格力量，去切入岁月忘却的记忆之中，从而产生照亮人生的艺术作品。 这是当代安康文化领域的显著特点。 《蓝星星》中一首高昂的“女儿红”，将秦巴山地的劳动生活写得美仑美奂。著名诗人叶延滨在序言里这样写道：从一大堆来稿中，突然有一个人用笔，勾住你的魂魄，来到一个充满乡野气息的地方，这就是诗人陈敏笔下陕南安康的漆树“女儿红”。《小村风景》的作者冯时辉如此深情地写道：这地方说是贫脊荒蛮，其实这里浓烈着美的形象。除却雄山俊水而外，更有男子汉宽厚的胸怀有力的肩臂，和那些丰腴柔美的山村女子们迷离诱人的歌唱。 翻开案头的几十本书，“贫困的儿子”们几乎无一例外深情热烈地歌颂着这片乡土。但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人人有着一部苦难史。为了走出山坳求学几近卖血的吴建华、因为父亲历史冤案而青春受创的张宣强、童年极其困顿的魏传朝等等。他们笔下关于母亲、父亲、乡亲的令人怦然心动的凄凄楚楚的故事，无一不控诉着“贫困”。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贫困的儿子们却没有一个人怨恨自己的故乡。《村野随笔》里那些童谣般迷人的乡里趣事，多情的山鸡，美丽的草鹿子，温柔的山姑，清盈盈的小溪，摇曳的野草，甚至红柿子青竹笋都是灵性诱人的。 我们再来看戏剧及音乐舞蹈的情况。 《马大怪传奇》是在1989年获陕西省首届艺术节金奖并赴京演出且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提名的优秀剧目。此剧热情讴歌了一位处处为民谋利益的好乡长马大贵(因足智多谋人称马大怪。)马大怪是改革开放初期，带领农民致富的优秀基层干部典型，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深情和美好的祈愿，并通过他，实现了美好的爱情理想和生存理想。笔者在这里要特别提示的是，剧作者刘志杰也是历尽坎坷，尝尽贫困滋味的人，他笔下的作品却同安康众多作家一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音乐舞蹈更是清一色的秦巴汉水颂歌，从荡气回肠的“汉江号子”到活泼优美的“汉江渔歌”，歌是唱不尽的秦巴汉水好风光，舞是舞不尽的好人好事好地方。艺术家们对这片尚欠发达，充满苦难的土地之热爱在声震省内外的一年一度的“汉江龙舟节”上表现得最为集中，也最为充分。 我们的绘画作品亦无例外。刘崇文的《巴山暮归》、宋安平的《灰色的石板镇》、李剑平的《陕南纪事》、樊光矢的《村口》，都是对安康山地的热烈礼赞。老街、吊脚小楼、临河开启的窗棂，江上扁舟和舟上梳理长发的汉水丽人，画家们笔下所描绘的这些生活场景，正如李剑平《过去的故事》画面中所提示的“楼在水中、船在水中、你在水中、我在水中”美得醉人心魄，美到登峰造极。 为什么安康这片四季海风吹不到的内陆地带，这块苦难的土地，这块放在全国大背景中经济发展尚欠发达的落后地域，在艺术家们的视野里成了“桃花源”呢?《在山—方》的作者说：生于巴山，注定无法回避巴山——它坚定不移充满禅意的沉默以及它那永生永世的河流及难以超渡的云云众生，刻满我的灵魂，给我最本质的感受和思想。我为之欢笑为之流泪为之孤独为之惶惑为之珍惜生命而不肯放纵自己。也许，正是这拳拳之爱绵绵深情，使艺术家们的眼睛过滤了生活中不尽的苦难而善看人生，特别是善看了脚下这片土地。 三、内心独语倾向、自闭意识及其恋乡情结 当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席卷华夏大地，当各行各业的人跃跃欲试扑向商海，安康的文化人似乎处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迄今没有一个文化人真正下海便是最好的证明。这并不说明安康文化人坚贞或清高，相反，这多少含有一些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的结果是转向内心独语。篇幅不少的作品，深情地欣赏自己的清高与孤独，欣赏自己踽踽独行于世的忧伤的美丽。当然，绝大部分人是转向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也就是每个人心中的“故土”。 是不是处于相对“贫困”的安康文化人，无力追赶时代大潮才转向自己的内心独语?独语是可贵的。问题是我们的独语太多了美丽、太多了温婉、太多了馨香，而缺了那种“把酒问苍天”的悲怆。这是否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艺术家某种程度的脆弱和不肯面对现实?这种内心独语倾向导致了艺术家的自闭意识。守自己内心洁净的一隅清吟苦唱，无疑有其可贵的一面，但面对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个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这种声音是否过于柔弱。我们并不要求人人都成为史诗作家，成为经典音乐家和舞蹈家，成为传世画家，然而，从整体看，我们却必须走出“小我”，向“大我”进发，就象我们前文提到的先辈怀让、甘棠、沈尹默那样，在与时代接轨的艺术实践中升华我们可贵的“贫困精神”。 姚维荣先生曾撰文论述安康作家普遍的恋乡情结。这些绝大部分出身山乡农村的作家们，千辛万苦来到城市，却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身心疲惫，几乎无一例外地怀恋着永恒的故乡。很多作品写到城市生活都是一种批判态度。《黑匣子风景》写到城市文化生活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那种欲爱不能饮恨不能的浑浑沌沌的现状，让人触目惊心。而作者写到故乡，几乎字里行间都透着灼人的亮度。安康的作家群里，不管是年轻的吴建华、胡树勇们，还是年过五旬的张宣强、李佩今们，在恋乡情结上是如此的一致，如此矢志不渝，仿佛铁了心要在这个角落唱一曲鲜鲜亮亮的山野小调，使她亮亮丽丽的永存于世。不能不说，这批人不仅是深情的而且是深厚的。恋乡情绪便是这种深厚的标记。 由于内心独语倾向、自闭意识及其恋乡情结，安康文学人几乎清一色的钟情于纯文学。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的大冲击，在安康所有出版的作品中无不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意志。应该说，这是安康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种现象，也是最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一种现象，同时，也是必须引起反思的一种现象。 四、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看“贫困”精神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已经走到了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高度。即：有了我们的作家群，有了我们的文学，有了我们的剧作家群和音乐舞蹈家群，有了我们的戏剧音乐舞蹈作品，有了我们的画家群，有了我们的美术书法艺术，笔者手上收集的文学作品和其它类的艺术作品，几乎是安康近年来有据可查的艺术资料的总和，不管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代表着一种历史的高度。然而乐观之余，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有多少东西可以传下去呢?客观地讲，目前我们并没有进入全国文化艺术的“圈内”！在陕西文艺界也是最低音之一。事实之一是“五四”运动前后的安康和九百年前的安康文化艺术的发展状况基本相同。事实之二是全国文学艺术最繁荣的十年，我们既没有产生过影响巨大的“伤痕”文学，也没有产生过自己真正的桂冠诗人，更没有产生过一位具有史诗意识的剧作家、音乐家、舞蹈家或者顶尖级的画家，也没有一部能够站在历史高度俯视生活的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虽然承认自己的弱点和不幸比较痛苦比较不舒服，但终久得面对现实。笔者很赞同张会鉴先生在1990年发表的极有反思价值的“李广田与安康‘圈外文化’”一文中的观点。李广田是名作家里边最深入地写过安康的人。他的著作中数十篇写到安康的人文地理、生存状态。张先生读了作家李广田的《圈外》之后，发了下面感叹：“读《圈外》，对于安康人来说，不是一种陶醉后的享受，大有伤害自尊的委屈和抑郁之感。但是，这毕竟是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这种处于“圈外”的状态，今天在我们的地域文化中还能看出。令人费解的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笔下那美仑美奂的秦巴山水风景人物，那盈盈的叹息忧伤那灼灼夺人的理想之光，为什么总也走不出山坳?也许，我们太容易从善与美的角度去搜寻迷人的美丽。因而，“贫困”始终难以变成真正的精神。既然我们是“圈外”，我们不必参与一切无为的非文学艺术的争论，我们应当尽可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心境，用真情真意去升华“贫困”，去将“贫困”真正地变作贫困精神，形成安康文学艺术的优势，并且闯进“圈内”。尽管文化领域也存在着圈内的人想出来，圈外的人想进去之世态，然，我们却必须完成一个进入“圈内”的升华。从圈内走出来的境界应该是和从来没有进入圈内的境界大为不同，犹如为赋新诗强说愁同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是质的意义上的飞跃。 所以，安康的艺术家们，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得先进入“圈内”，换句话说就是和大时代接轨，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种真正的辉煌，才可以不愧地说一句：安康的文学艺术终于赢得了两千年历史上的骄傲。这次不是卷帙浩繁的著作可以替代的。它需要一种质的证明。这就是进入全国文学艺术的“圈内”，真正形成安康地域文化精神的品牌。
来源：陕西文化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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