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13年的韩国影坛，有一部电影甚为惊艳，那就是李焕庆导演的《七号房的礼物》（以下简称《七号房》）。该片既卖好又卖座，成为韩国有史以来第8部超过1000万人次观看的电影。1000万这个数字在中国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于总人口只有5000万的韩国来说，实为不易。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相当于在中国有超过两亿人次看了一部国产片，而且这票房还是在不容易作假的韩国。同时也要看到，《七号房》的制作成本不算多，只有35亿韩元（约合2019万元人民币）。当然除了票房高外，《七号房》的故事也足以令人对其竖大拇指，幽默又感人。
（《七号房的礼物》的电影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电影一开始，女儿从养父手中，接过尘封的文件，打开生父当年的审判记录。女儿、养父、生父之间的关系有点复杂。女儿名叫艺升，生父名叫李龙九，是个轻度智障者，而养父则是当年曾经关押过生父的监狱的科长。养父问艺升：“明天去找他们吗？”艺升说：“是。”“代我问个好，告诉他们有空的时候来玩。”养父说。艺升要找的，是当年和李龙九一起坐牢，关在七号房的狱友。
时间回溯到1997年，当时的艺升只有6岁，故事是在误会中开始的。
一天，在超市停车场工作的李龙九，和艺升在商店的橱窗外看美少女战士书包。明天他发工资，就能给艺升买这个期盼已久的书包了。恰在此时，警察局长把书包买走，送给他的女儿。李龙九上前求情，智障的他无法清晰陈述，于是和警察局长发生冲突。次日，警察局长的女儿在超市邂逅李龙九，并带他去另外一家商店买同款书包。结果，小女孩在路上意外身亡。李龙九为小女孩实施抢救，却被路人误以为是猥亵奸杀。于是，李龙九被抓进监狱，法院判处其死刑。
“诱奸未成年人”这样的字眼，是极其容易让人愤怒的。即便在监狱内，听说李龙九因为这样的罪名而入狱，狱友们也将他一通暴打。媒体则选择性站到强权一边，指责“这是针对警察局长的报复性行为”，是“对警察的挑衅”。根本没有人，肯花耐心去听李龙九讲话。李龙九入狱，等待死刑的到来。
但是狱友很快发现，这个智障的男人不像坏人。他们渐渐倾向于相信李龙九是被冤枉的，并想方设法把艺升接到七号房来和李龙九团聚。他们更大胆地尝试，帮助李龙九洗脱罪名，乃至越狱，结果自然都没有成功。所以，这出本来应该是悲剧的电影，却拍成了黑色幽默片，让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狱友们和李龙九朝夕相处，于是有时间了解他，听懂他并不流畅的表述，学会和他沟通。在这个过程中，自编自导的李焕庆似乎也想带出一个信息：不是所有入狱的人都是坏人。他们铤而走险帮助李龙九，似乎比监狱外的人更正义，更讲义气。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是帮我们一点点认识这群罪犯的过程。
说起沟通这回事，因为人与人始终是不同的个体，所以其实永远也不可能通过语言去完整表达与了解的。生活中，我们使用的是同一套语言，但具体到语言的内涵，却可能不尽相同。更不要说像李龙九这样的智障人士，一般人如没有耐心，很难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这令我想起在某本书中看过一则故事。书的作者是位特殊学校的校长。校长说，有次一名非常调皮的学生，几次三番地犯同样的错误。老师劝告无果，学生每次都大喊大叫。最后闹到校长这里，校长勒令学生道歉。可是学生还是一样不断发出怪声。校长很生气，狠狠地处罚了该学生。很久以后，校长才知道，原来这位“特殊学生”的大喊大叫，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道歉，他没有办法用“正常人”的方式说话，并不代表他没有歉意。这位校长说，在他后来的人生中，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就会充满愧疚。可问题是，社会上大多数人非但不会对自己没有耐性自责，反而希望李龙九这样的人彻底消失。
那么电影开头的时候，长大的艺升为什么要去找生父当年的狱友呢？那是因为，她要为生父讨说法，要求法庭重新宣判其父无罪。《七号房》的主线，就是艺升讲述自己童年的这段往事。身为“被告律师”的艺升认为，不能仅仅依据当时警察编造的事件记录和伪造的自白书，就判定李龙九有罪。她一五一十，事无巨细地把当年的经历说了出来，包括怎样在七号房几进几出。
这当然是个“童话”般的故事，固若金汤的监狱，犯人即便有通天的本领，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把6岁的小朋友带进带出。而电影的童话性还在于，本来对李龙九恨之入骨的监狱科长，则因为一次火灾被他救起后，就彻底转变对他的态度，不仅同情他，还努力帮助他脱罪。而七号房的老大，也因为一次“救命之恩”，就和李龙九化干戈为玉帛，甘心为他赴汤蹈火。
而很多细节导演亦无介绍，如艺升为什么没有妈妈，这些狱友之后有没有加刑等等。这样设计，当然是为了故事叙述的便利，李焕庆要把观众所有的注意力都聚集到这对父女的身上，于是刻意对其他人物进行了简化处理。如果苛刻一点说，这是不妥当的，毕竟电影不能仅仅为了叙事方便，而把最应该表现的人性粗线条化。但是，这出抄足好莱坞模式的韩国电影，好似《美丽人生》版的《我是山姆》，充满了普世价值的主旋律。我们也不能再要求更多，反正笑过哭过，作为电影工业中的一分子，《七号房》也算中上水准的作品。而在拍摄上，因为大多数场景都取自监狱，所以感觉多少借用了美剧《越狱》的技巧。导演李焕庆，正是电视电影双栖导演。
去除好莱坞的部分，是一些充满东方情节的剧情。尤为感人的是在告别聚会中，艺升拖着她小小的身躯，恭恭敬敬地对李龙九行跪拜礼，咬字清晰地说：“谢谢你让我好好生出来。”这在好莱坞电影中，几乎是休想看到的。
“谢谢你让我好好生出来”这话，成为《七号房》的点睛之句。艺升是好孩子，她对智障的李龙九充满感恩之情，她深爱给予她生命的爸爸。于是我们不禁问，这个整天在“歌颂生命”的社会，有没有好好对待每个具体的生命呢？
李龙九的误杀案件令我想起，有时候只是人类碍于语言的局限，便无中生有地创造了“犯罪”。美国在精神分析盛行的年代，不少有心理障碍的人，都指控曾经受到过性侵犯。当时法院系统迷信精神分析，抓捕了很多人。直到后来，DNA技术开始大规模运用，才发现冤枉了好多人。
我想说的是，这世上大部分事情、大部分人，都处于绝对的好与坏之外的灰色地带。即便一个人做了坏事，我们也要尽量去理解其背后的逻辑。理解，不是谅解，是最基本的人道关怀。然后，每个人都会发现，原来在我们固有的认知上，是让多少人蒙受了不白之冤。这时候，你又是否有勇气去承认和承担自己的错误呢？所谓承担，就是道歉。世界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会道歉的。美国因为屠杀，而对黑人、印第安人道歉；德国因为种族清洗，而对犹太人道歉；台湾因为二二八事件，而对本省人道歉。道歉没什么大不了，回头看反而是利大于弊。因为，这是在用文明说服人。
我们每个人，也不能抽身于社会而生存。《七号房》的尾声，长长的走廊，阳光从两边高墙的窗户洒进来，铁栏杆的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李龙九一步步走向他和艺升所说的“好地方”……
《七号房》为什么会把故事的时间背景设定在1997年，而李龙九执行死刑的日期，则是当年的12月23日？我猜想，那是因为自1997年12月30日执行完最后一次死刑后，韩国虽然没有彻底废除死刑制度，但却再也没有实际执行过任何一宗死刑。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尚未废除死刑，但是实际上执行死刑的，却已不多了。而中国，仍是目前为止每年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关于是否废除死刑的讨论，则在韩国一直持续不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不执行死刑，就减少了错杀的机率。如果当初李龙九能够不被执行死刑，那么艺升就不用成为孤儿。我们这么想要社会进步，难道不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吗？
小艺升不哭，我们都在通往“好地方”的走廊上，缓缓迈步。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