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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前些年刮高校合并风，貌似把小饼干拼成了大蛋糕，复旦大学也有了四个校区。 本部规模最大，在上海东北部，其他三个校区，几如小星围绕大星的国旗，分散在东南部、西南部和北部的好几个城区里。一个大学不在一块堆儿，而是分成好几堆儿，很是特色。 特色中的一个现象是师生们不得不穿城上课，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不是对角线，就是垂直线。一天里没有二三个小时跑不完来回，时间都被折腾到路上途中。一天里还有接送师生的十几二十次班车对开往复，这在合并做大前的大学里是没有的成本，要增加司机师傅，要增加大巴车辆，一天要跑掉多少汽油我没算过，学校一年光班车一项新增的费用，我估摸没个百八十万下不来吧。 不是经济人，不问经济事，我一个教书匠，只管上课不迟到，下课麻溜走人，就算完活。比如我的《考古发现与探索》课，学校规定是面向全校各个学科开设的通识教育课，但不能开在本部，而是要开到各个校区去（近两年又规定必须开在晚上9、10节了，不知何故？）。于是，我每次从本部去上海西南部的枫林校区上课，路程来回要二个多小时到三个小时，学校有固定的班车可以乘坐，不免费，去三块钱，回来三块钱。 且说有一天我在枫林校区上完课，颠儿颠儿赶到班车站点去上车。正要抬腿登车，却被司机师傅拦住，我不解未落，他已开上海话发问：“侬啥人啊？”“我是学校里厢的老师啊！”我也沪语做答。“不像啊侬！”他继续摆出怀疑腔势。我已然有点不开心，反问他：“哪能不像了？”“讲侬不像，就是不像！”他的腔调斩钉截铁。 大半辈子老师做下来，混到快退休了都，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说自己是老师人家不信的事体，于是有点心虚地环顾起自己来。一看才发现，俺手里拎的不是皮包，也不是背包，而是商场里面买菜的那种上海叫马夹袋的透明塑料口袋，里面放着讲义、教科书和一瓶矿泉水。身上穿一件土不土绿不绿的牛仔服，衣襟散落着没扎到裤腰带里，衣襟前面蹭着粉笔灰。下身是一条没有裤线的休闲裤子，皱皱巴巴许久没熨烫过了，以及一双凉鞋，赤了脚的。我从来不太梳理头发，乱了就用手扒拉两下，不翘起来就算挺刮，刚才急着赶车，可能又吹蓬乱了。 我没有平常那样下意识地用手去捋两下头发，因为手上还有上课留下的粉笔灰。便灵机一动伸出手示意给那司机师傅看：“哝，我刚上完课，粉笔灰还在呢! 咋就不是老师呢？！”我改说普通话。为何改口普通话？有个典故：普通话在上海一般叫做开国语，我的一个朋友家住一楼，楼上老往楼下扔垃圾，有天他光火了，开始用上海话冲着楼上骂娘，骂着骂着觉得上海话太软，改用普通话也就是国语开骂。国语开骂劲道足，一是可骂的话多，二是吐字声爽，三是骂得痛快。此番国语骂后，楼上再不敢乱扔杂物。那师傅见我说普通话了，也不再开沪语：“你说你是老师，那你把校园一卡通给我看看。”上海人就这样好，你说普通话了他本能地就会跟着你改口，据说是有尊重对方的意思在里面。 我一直在外地考古，前不久才回校拍照，学校刚开始改用的一卡通，还没到我手上：“我没有一卡通。”他见我拿不出硬件，理直气壮如牛气冲天：“你连一卡通都没有，证明你不是学校的人，就更不能乘班车，这是制度！”。我正想解释我为啥没有一卡通，突然想起口袋里有工作证，便找出来给他看。他接过去看了两眼，狐疑一下，又给旁边等上车的人看：“照片不像啊！”那等车的人不知是哪路神仙，看了竟也帮腔道：“是有点不太像啊，没你现在嘎胖啊！”我这身份证是十年前办的，我后来吃得饱穿得暖又加上和谐社会雨露滋润禾苗壮，哪瘦得起来？那师傅把工作证甩给我：“哝，不是我讲侬不像吧？大家都讲不像！他又来劲儿改回上海话道，而且话锋一转，质疑道：“侬不是啥地方拾得来伐啊？!” 还没等我抓狂开国骂，后面等车的人早不耐烦了，纷纷冲我道：“侬不是学校里厢的人，就不要硬劲上车子了，耽误大家辰光！”“贪这点点小便宜做啥？侬去做公交车好伐，又多不了几块洋钿。”我眼见帮腔的人边登车边冲那师傅点头，看得出他们是常乘车的人，和师傅关系熟了，没谁掏一卡通也都上了车。我被逼急了：“没有一卡通不让我上，难道他们几个人都有一卡通吗？！”我冲那师傅叫号。“侬管好自己就可以了，不要管人家！”师傅俨然警察腔起来，我成了可供他教训的痞子无赖。 我在学校教了这多年的书，一朝没有一卡通，相当于正品变成了赝品，成了手持工作证的地地道道的假货，也不知道这是幽的哪门子默？用市面上流行语式说，是活活“被赝品”了的我，本还想掏出马夹袋里的讲义和教科书替自己验明正身时，班车已经眼瞅着嘀嘀嘀嘀开了走，只撇下了如此败下阵来的我，孤零零地混杂在空气中，想开国骂都没了对象，也只能悻悻然灰溜溜地去挤乘公交车了。上了车，气未消，心难平，想到了如下杂词乱句：像大学行政化啦，像教师打工仔啦，像我们正在经历着从证时代到卡时代的中国社会转型啦诸如此类云云，以及国骂若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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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联合参谋学院 > 《国家科研、国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