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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高平市境内，人们发现了两个巨大的尸骨坑，并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尸骨、钱币、箭簇等文物，经过仔细的鉴定和考证，考古人员确定这些尸骨就是距今2200多年前秦赵长平之战中赵军降卒的遗骸。一场曾经被中国史学界怀疑了长达两千多年，甚至一度被怀疑是子虚乌有的神秘的大屠杀，随着这些遗骸的重见天日，终于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双方参战总兵力超过100万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每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多少年来，无论是史学家、军事家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于这场战役的胜利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秦军的统帅白起，更是因为长平之战的胜利赢得了后世一致的推崇和敬仰，被誉为“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的中华名将。而那个为后世留下了成语“纸上谈兵”的赵括则成为笑柄。中国的历史是不属于失败者的，千百年来，这些在古老而悲壮的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中长眠的英雄们，始终被尘封在历史的垃圾堆里，不仅得不到史学家们的同情与关注，反而受尽了后世的嘲讽和鄙夷，更被大多数中国人彻底的遗忘了。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长平之战被定义为战国时期的重要转折点，东方六国中最后一个能够阻挡秦国东进的强国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其他东方国家更无力抵御秦军的进攻。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嬴政出生，三十三年后，赵国灭亡，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了战国七雄中最后一个国家齐国，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自此宣告结束。
“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长期以来，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动荡混乱的黑暗时代，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强大的中央王朝，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却被看成是对乱世的终结，是历史的进步和对华夏各族人民的伟大贡献，但是，我们今天应该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找回被歪曲的历史真相。
春秋战国时期绝不是什么黑暗而动乱的时代，相反，它是华夏各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辉煌灿烂的时期，更是三晋文明的黄金时代。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的概念还没有产生，代表专制和恐怖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出现，在一个政治分裂和民族分裂的东亚大陆上，出现了一大批以地方分治为基础的独立主权国家。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国际大环境中，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统治者们纷纷礼贤下士，延揽人才，锐意改革，积极进取，致力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富强，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权保障最为充分的时期。东亚大陆出现了政治空前开放、经济空前繁荣、思想空前活跃、文化空前发展的局面，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其中许多思想文化遗产，如孔孟老庄等学者的重要思想，直到现代还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成为今天中华文明的象征。
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所有国家中，主要领土位于今天山西省境内的晋国，是当时经济最繁荣、国力最强大的独立主权国家，也是当时东亚的超级大国。翻开《史记·晋世家》这部史记三十世家中篇幅最长的诸侯传记，我们看到的是一部荡气回肠的历史，从公元前11世纪姬虞受封于唐开始，到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截止，这个伟大的国家连续存在了700多年，在时间跨度上超过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有的中央王朝。其间，从公元前632年晋文公践土之盟开始，到公元前482年黄池之会让盟主于吴王夫差结束，晋国的霸业跨越了11代国君，持续了整整150年的时间。晋国瓦解后产生的韩、赵、魏三个子国，竟然全部跻身于当时一等大国的行列，与秦国、齐国、楚国、燕国并称为“战国七雄”，把辉煌的三晋文明又延续了近三个世纪。
今天，很多山西人仍然留恋着所谓“强汉盛唐”的历史，对“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些辉煌的岁月充满敬意，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些盛世的真实性，仅就时间跨度而言，西汉的文帝和景帝执政时期加在一起，时间上也只有短短的三十多年，“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加在一块也最多只有五十年的光阴，如果说，这些只持续了两百多年，稳定繁荣了三五十年的王朝，也值得山西人民心驰神往的话，那么，一个稳定存在了七个世纪，繁荣强大了几百年，拥有比中国还要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晋国，是不是更应该值得我们热爱和留恋呢？
从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今，“中国人”这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成为山西人民的身份认同，只有刚好100年的时间，如果再去掉阎锡山时代山西独立于中国政府管治的38年，更是只剩下短短的60年，然而就在这这短短60年的岁月里，从农业集体化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今天都在持续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中国给山西人民带来了多少痛苦，多少灾难，多少悲剧，是每个稍有历史常识的山西人都心知肚明的。今天，在这个奇葩的国家，到处是乌烟瘴气，到处是满目疮痍，贪官遍地，谎言盛行，共和、民主、宪政这些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与这个国家统统无缘，而人世间一切无耻下流，耸人听闻，不可思议的悲剧和喜剧，却每天都在这个国家上演，以至于连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都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今天，他们纷纷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送往美国，欧洲或加拿大，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华夏各民族可考证的35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以统一的面貌稳定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时间，还不足1000年。根据梁启超、余天休两人在1920年代的统计，自汉高祖刘邦即位到清光绪帝驾崩为止，中国两千多年里共有皇帝208人，其中因自杀或他杀而死的有63人，三分之一的皇帝死于非命。而从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到公元1920年的2141年间，中国大规模（国家规模）的战乱总计达896年，平均每三年，中国人就有一年要生活在战乱中。血的事实和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绝不是什么可爱可敬的概念。
中国是什么？中国就意味着暴政与动乱。
暴政与动乱，是中国走向统一之后国家社会的常态。在大一统的幽灵降临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一个王朝的寿命能够超过300年，像春秋时期晋国那样高度稳定运转长达7个多世纪，兴盛期长达150年的国家政治结构，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构建，无法代表华夏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它既不像十八世纪的美国那样通过谈判和契约的方式构建联邦，也不像日本那样基于单一民族与文化认同，而只有通过血腥的暴政，通过屠杀与征服，才可能把一个地理形态、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千差万别的东亚大陆统一在一个国家的旗帜下，当暴政的力度不足以维持国家的运转时，分裂和动乱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不妨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秦王朝为例，来看看一个统一的中国最初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秦朝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传说，西周王室因为秦人的祖先秦非子善于养马，因此将其封于秦地，在西周后期，秦国的国家元首还仅仅是个“西垂大夫”，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因为护送有功，才在西周封建数百年后被正式列为诸侯。秦国地处偏僻苦寒的大西北，从不参加各诸侯国的盟会，因而被诸侯们疏远，被看作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戎狄之国”，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人们的很多生活习俗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就连男女老少挤在一个床上睡觉也不觉得不好意思。直至战国初年，没有哪个诸侯国看得起它。在商鞅变法前夕，秦孝公在发布的求贤令中沉痛地写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就是秦国在这个历史时期国际地位的真实写照。
秦国的崛起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
商鞅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市场，也得不到赏识，公元前356年，他来到当时正面临严重政治经济困难的秦国，向求贤若渴、渴望秦国富强的秦孝公献上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变法建议，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重视。很快，他便在秦孝公的坚定支持下，开始在秦国实施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变法措施。
商鞅变法只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落后、弱小的秦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虎狼之国”，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非常惊人的，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商鞅变法因此被看做是一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大大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伟大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商鞅，也长期被中国人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和杰出的政治家，他为秦国变法事业献出生命的事实，也使他成为许多人敬仰的楷模，更激励着无数的后来人。在中国出版的许多历史读物里，充斥着对商鞅和商鞅变法的赞美，如“商鞅为改革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闪耀着光辉”云云。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我们必须明白，商鞅变法绝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而是历史和文明的大倒退，它给后世带来的危害和恶劣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商鞅变法的内容很多，但所有的内容，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富国强兵”，使秦国迅速成为军事强国。商鞅之所以要强制秦人分居，鼓励生育，目的是要要迅速增加人口数量，为他心爱的秦军提供更多的战士；他之所以要奖励农桑，鼓励耕织，发展农田水利建设，目的是希望给秦国的大军提供更多的军粮；在商鞅眼中，秦国人最理想的职业分布，除了官员，就是农民和士兵，商鞅的政策就是要把老百姓都变成这两种人，除了种地的，就是打仗的，其他各种职业尽量少点，思想更要单纯点，除了商君颁布的法令，其他最好啥也不知道。商鞅对一切与耕战无关的行为都嗤之以鼻，对分流了大量劳动力，使人民不能专心务农的工商业活动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对商人进行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凡是擅自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一并逮捕，送官府为奴。在《商君书》这部集中体现商鞅思想的恐怖言论合集里，商鞅语重心长地告诫秦国各级领导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严厉打击商人，最好由政府出面，全面取缔商业。在商鞅的领导下，秦国全面禁止了粮食交易，取缔了民间旅馆，大幅提高酒肉价格，以便让老百姓消费不起，经营者只好关门拉倒。在商鞅变法时期，秦国干脆取消了货币，倒退到以物易物的时代。总之，商鞅的经济政策，就是要让老百姓不可能通过贸易发家致富，而只能一辈子老老实实地缴纳军粮，做个没有非分之想的农民。
商鞅是一只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动物，他敏锐地指出，老百姓衰弱了，国家才会强大，老百姓强大了，国家就会衰弱，所以高明的统治者一定不能让老百姓强大。(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而要保证老百姓衰弱，就一定要制定他们不喜欢的法律和政策(政作民之所恶，民弱）。在这样的政治理念下，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弱民”，把老百姓全部变成傻逼和穷光蛋。在商鞅的眼里，如果秦国的老百姓都是些蠢人和穷人，国家就好管理多了。因为蠢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容易欺骗，就连感知痛苦的能力也是很弱的，这些都非常有利于国家法令的施行。
为了把秦国老百姓都变成穷人和蠢人，商鞅制定了几项重要的基本国策。
第一，非耕地资源的国有化。商鞅认为，秦国的矿山、河流、湖泊、沼泽，都必须国有化，禁止农民进入谋生。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也有利于管理民众，依靠山林和湖泊沼泽生存的猎人、渔民和药人，都是应该被严厉打击的对象，应该把他们都变成农民，为秦军生产更多的粮食。
第二，高税收。商鞅认为，征收重税是必须采用的政策，一方面可以使国家收入增加，从而组建更多的兵团，一方面可以使民众收入减少，使人民便于管理。商鞅变法后，秦国政府向老百姓征收的各种赋税，加上徭役，大约相当于民众年收入的80%。
第三，禁止秦国人自由迁徙。商鞅认为，民众自由迁徙会干扰法令的实施，使变法失败，如果迁到外国，更会增加敌国的人口，而使秦国损失潜在的兵源。即便只是在国内迁徙，也有碍于政府的管理，还可能因为增加见识不好控制，因此，在商鞅领导下，秦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口普查和身份登记，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户籍制度。得益于人才的自由流动才来到秦国的商鞅，就这样结束了秦国人用脚投票的权利。
第四，禁止秦国人与外国人交往。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人无论出国，还是招待外国人，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商鞅变法之后，这种自由化为乌有。商鞅认为，国民没有机会和外国人交往，那么国家就会非常安全（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再愚蠢的人，一旦和外国人打过交道，开了眼界，也会产生对比，就有可能散布反动信息，胡说八道，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第五，禁止秦国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商鞅认为，人民没有知识，对学习没什么兴趣，就会一心一意地种地(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秦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艺术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后，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老百姓不能读书，也不能听音乐，私藏《诗》《书》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严重的犯罪。不仅老百姓不能读书，就连国家官吏和贵族也不容许读法家学说以外的书，不容许了解除了吃喝玩乐以外的知识，违反者都是大大的奸臣。对于已经存在的其他学说，要逐渐杜绝流传于世，不容许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者们再出来讲学，传道，不能让孔子孟子这样的反动文人蛊惑人心，胡说八道。对国家有意见者，杀无赦。至于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过是商鞅思想在其他国家推行的扩大版。
在老百姓都变得又穷又蠢以后，还应该做些什么呢？商鞅认为，仅仅让人民变穷变蠢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处于卑贱的地位，只有把秦国人都变成贱人，政府施舍的小恩小惠才会显得更有诱惑力，将士们才会为了立下军功获得奖赏而奋不顾身地杀敌，而如果老百姓一旦有了内心的尊严和荣誉，就会看不起国家公务员，一旦有钱了，就会不把国家的赏赐当回事。(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为此，商鞅恢复了商朝实行的，从西周时期就被废止的连坐制度，大开历史倒车，这种野蛮残酷的法律，西周的司法体系本来已经废止，明确提出，“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而商鞅则把它从坟墓里刨了出来，重新规定：一人有罪，全家连坐。老百姓每五家互保，称为伍，每十家相连，称为什，伍与什都要实行连坐，只要这五家与这十家有一个人犯了罪，其他家庭都得连带接受处罚。在伍什之内，人们必须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如果有包庇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处死；而举报有功的，则予以重奖。商鞅变法后，秦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化为乌有，而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世间美好的东西也都在连坐制度和严刑峻法面前黯然失色了，各种卑鄙无耻、卖友求荣之徒则大行其道，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秦国在短短的数年之间就变成了没有人性的禽兽之国。
商鞅认为，这些都是秦国领导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作为君王一旦掌握的这样的原则，那么老百姓就会不等君王赏赐就觉得他可亲可敬；不等君王封官拜爵就听从命令；不等君王使用严刑峻法就会争先恐后地为君主去送死。(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
总而言之，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把秦国人统统变成贫穷、卑贱、愚蠢、冷漠、残忍、无视一切感情，只知道服从国家法令的农民或军人。商鞅最希望看到的场景是，秦国老百姓一听说要打仗，就都高兴得像饿狼看到了肉，父亲送儿子上战场，哥哥送弟弟上战场，妻子送丈夫上战场，在送别的时候还要叮嘱说：要是不砍下敌人的脑袋，就不要回来了。(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日：不得，无反。)
在这个如同地狱般的国家，秦国人想摆脱猥琐和卑贱的命运，除了充当告密的特务，就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建立军功。商鞅不失时机地规定，秦国军队按五人为单位进行编制，如有一人临阵脱逃，加刑于其余四人；四人中如果有斩敌首级者，则免罪。每五名士兵中设有屯长，每百人中设有百将，作战中没有斩获敌人首级的，该部队的屯长和百将都要被处死。而一个士兵斩首满三十三颗，屯长和百将赏赐爵位一级；攻打敌国城池，斩首满八千颗，野战斩首满两千颗，指挥员都可以获得赏赐。战后士兵将斩获的敌兵首级示众三天后交由将军核实，核实无误三天后可按军功获得相应的爵位。在这种恐怖制度的刺激下，秦国军队从将军到士兵，全都变成了嗜血的恶狼，唯一的目标就是砍下敌人的脑袋，秦军每攻破一座城池，连老人和女人都一并杀死，为了得到更多的头颅，秦军士兵不介意割下自己牺牲战友的头颅充做军功，甚至于为了争夺死人头而自相残杀。
商鞅变法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与我们今天熟悉的野蛮恐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政策如出一辙，甚至更加血腥残忍。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恐怖专制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不是苏联，而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只有这样野蛮而恐怖的法西斯政策，才能把一个地理形态、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千差万别的东亚大陆统一在一个中国的旗帜下。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国力空前强大，但是，秦孝公和商鞅们梦寐以求的“大国崛起”非但没有使秦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丝毫改善，反而使秦国人的形象变得更加不堪。如果说，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人只是因为地处偏僻落后的雍凉而被世界各国看成未开化的野蛮人，东方各国对他只是鄙夷，并没有其他更多的想法的话；那么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社会的道德堕落、人心大坏，秦国政府与军队的嗜血残暴，使得秦国人除了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之外，更背上了道德败坏、诚信缺失、暴戾凶残的骂名。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记载的，信陵君对魏王所说的“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把秦国和秦国人的国际形象刻化得无以复加。秦国成为了国际社会最被反感和厌恶的国家，秦国人不仅在自己的祖国没有人权和地位，在国际社会上也成了最被厌恶的人，完全得不到外国国民的尊重。
这就是至今还在历史课本里被一遍遍颂扬的政治家和改革者，这就是无数中国人至今还崇敬不已的大英雄。
在秦国沿着商鞅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阔步迈进，积极扩军备战的时候，东方的三晋文明也在沿着不同的道路独立发展着，并且相当繁荣兴盛。春秋战国时期的三晋文明，不仅是一个发达的农业文明，也是一个工商业高度繁荣的文明，早在三家分晋之前，晋国的工商业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史记》《国语·晋语》等史料的记载，我们看到的是“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的繁荣景象。在三家分晋之后，这种繁荣的商业景象依然延续着，当时的魏国首都大梁，赵国首都邯郸，都是重要的国际商业贸易中心。出现了一大批诸如猗顿和吕不韦这样资本雄厚，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对工商业的态度，对商人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野蛮还是开化，先进还是落后的重要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在三晋的历史上，统治者们可以为了变革而毅然抛弃祖宗留下的笨重不便的兵车和臃肿肥大的汉服，但无论他们怎么变，都绝不会想到去打压工商业，更不会想到去取缔商业和流放杀害商人。商品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使得当时的三晋人民呈现出与其他国家民众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描写的 “赵女郑姬，设形容，攫名琴，揄长袂，蹑利履，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贵也”，勾勒的就是典型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拜金主义行为，对民众风俗和思维方式形成的真实写照。香艳满列国的色情产业“邯郸倡”，出现在三晋地区，绝不是偶然的。今天，山西各地屡屡出土的巨量春秋战国时代货币，种类数十种，数量上万枚，都是三晋地区商品经济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两千多年前的上古时期，在东亚大陆的腹地，在一个与海洋隔绝的文明环境下，山西人民的祖先能够创造出这样辉煌灿烂的工商业文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今天的欧美国家，很少有人不为自己祖先创造的辉煌的古希腊的工商业文明感到骄傲，没有人会因为古希腊文明的灭亡，而对自己祖先的辉煌成就采取鄙视的态度，而去赞扬那些毁灭这些伟大文明的野蛮落后的军队。但是，很多今天的山西人，却不会去为这些真正值得自豪的东西而自豪，他们不关心也不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而把商鞅和嬴政这样的法西斯恶魔，作为自己民族伟大人物的代表，把诸如商鞅变法、秦始皇修建长城那样的举动，作为自己民族的伟大壮举，这是很让人无语的。
这是三晋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一个工商业高度繁荣的国家，一个绝不可能把全国人民都赶去种地和打仗的国家，不可能像秦国那样用充足的粮食和愚昧的国民支撑起一支规模庞大、嗜血狂乱的军队。当千百辆秦军的战车，载着满脑子都只想着头颅和军功的秦国士兵，从函谷关里汹涌而来的时候，古代的文明人是不可能抵挡得住这种可怕的进攻的。于是，商业败给了农业，先进败给了落后，文明败给了野蛮，没有人能够想到，在边远的西北边陲的庄稼地里，能够崛起这样凶残的战争巨兽。更为悲剧的是，在火器大规模应用于战争之前，在上古的冷兵器时代，越文明的国家就越孱弱，越凶恶的军队就越可能取胜，因为野蛮的军队可以无视人间一切人伦礼仪。华夏各民族坚守了千百年的道德底线，随着秦军战车的长驱直入，被彻底践踏了。
仁义礼智信，是春秋时期人们普遍恪守的道德准则，即便在“兵者，诡道也”的军事行动中，也是统治者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春秋末期，吴国军队包围了越国首都会稽，越王勾践乞降求和，伍子胥力主拒降，但吴王夫差认为拒降不是仁义之举，“虽得十越，吾不为也”，坚持接受越国投降；公元前615年，秦国军队与晋国军队战于河曲，秦军败退，晋军统帅赵盾的弟弟建议乘秦军渡河之际将其歼灭，以绝后患，但赵盾认为，乘人之危是人所不齿的事，“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断然加以拒绝，秦军逃走后果然再来侵犯，赵盾也并不后悔；恪守道德底线最典型的宋襄公，在与楚国作战时，在宋军的大旗上写上“仁义”二字，在楚军渡河时，部下建议他发动进攻，可是他认为这不符合道德要求，非要等楚军安顿完毕才进攻，结果反而被楚军打得大败。
夫差、赵盾和宋襄公的行为，在今天的人眼中也许是很可笑的，兵不厌诈，战争难道不应该是不择手段的行为吗？但是，在春秋时期，他们的行为却是完全可以被社会理解的，不仅如此，这样的举动被认为是应该坚持的伦理准则和道德底线，是严守周礼的“君子之风”，不仅不应该被嘲笑，而且还是应该被称赞的，相反，如果不这样做，才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和耻笑。这些社会共识，体现了春秋时代东方各国的道德水准，以及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决不应该被简单地嘲笑和讥讽。
所谓的“春秋无义战”，更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后来统一中国的就绝不可能是秦国，而应该是齐国、晋国甚至楚国，尽管齐国和晋国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它们并没有“统一天下”的动机和行动，尽管这些大国的统治者心里可能有其他的想法，但是在数百年的实际行动中，打出的无一例外都是“尊王攘夷”和维护周礼的旗帜。如果没有这些负责任的大国带头遵守游戏规则，春秋时期稳定的国际形势绝不可能持续数百年之久。
比如，在春秋时期，如果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周礼，其他国家就不能对它发动战争。春秋时期，鲁国发动内乱，齐桓公准备趁内乱加以讨伐，但齐国大夫仲孙湫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伐也。”齐桓公就迅速放弃了军事手段，转而采取安抚的方式。又比如周礼规定，如果一个国家正在举办丧礼，那么别的国家也不能对它发动战争，诸如“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晋师侵齐，闻丧而还”这样的记载，史不绝书。如果有国家敢于公然践踏这样的准则，其他国家就有了正当的理由来讨伐它。
这种带有君子之风和贵族气息的、比较文明的游戏规则，是从秦国法西斯崛起之后被彻底破坏的，在商鞅、韩非、李斯、嬴政这些只迷信强权和暴力的政治动物眼中，道德准则是可笑和毫无意义的东西，只要能够富国强兵，掠夺更多的土地，人口，财富和美女，人世间任何准则都是可以被破坏和践踏的。
商鞅可以出卖信义，在对魏国的战争中，商鞅竟利用自己與魏國將軍公子卬的友誼，写信欺骗公子卬，说不忍心和朋友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希望双方媾和，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而避免使用武力手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
按照当时通行的国际法和游戏规则，魏军的公子卬是绝不可能拒绝这种友好的提议的，他立即动身前往商鞅军中，准备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秦军在魏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起进攻，魏军失去指挥，全线崩溃，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出卖友谊和信用得來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得到了当时最高的爵位（彻侯），并得到商、于之地的十五个采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
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历史证明，这些在经济和文化上领先于秦国的东方国家，在当时不可能战胜法西斯秦国，因为没有底线和人性的军队可以无视人世间一切道德和行为准则。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的数据，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发动的战争总数只有38次，每个国家平均发动6.3次，而秦国一国发动的战役就高达93次，超过六国发动战争总和的两倍多，仅有明确斩首数字的22次大规模战役，就杀害各国军民181万人，其中仅伊阙、华阳、陉城和长平四大战役，白起就率领秦军疯狂屠杀三晋军民近百万人，被称为“人屠”。在凄苦惨烈的长平之战中，秦军采用欺骗的手段对粮尽援绝的赵军劝降，而后坑杀了40多万手无寸铁的俘虏，战争结束后，秦军清扫战场收集头颅，因头颅太多而堆积成台，名叫“白起台”。秦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既不是出于“吊民伐罪”“尊王攘夷”那样的政治理想，也不是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宗教热情，而完全是因为贪婪、残暴的秦国统治者掠夺和征服的需要，为统治者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美女，因此，秦军发动战争不需要任何理由。从此，宋襄公和夫差那样的君子之风，再也见不到了，为了自保，不得不采用各种阴谲诡道来谋求生存，各国统治阶级的人心自此大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曾经秘密枪杀了两万多被俘的波兰军官，事件爆发后，全球哗然，苏联受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谴责，直至今日，俄罗斯依然是波兰人民最反感最厌恶的国家。 而很多今天的山西人，却不可思议地把屠杀自己祖先的侵略者作为英雄来看待，把阴森恐怖的秦皇陵墓里那些神情呆滞的兵马俑视作自己民族文化的瑰宝。不错，我们今天没有必要过于纠结于这段两千年前的历史，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彻底遗忘这段历史，更不等于我们可以不去思考造成这样一种悲剧的原因。如果说仅仅因为这些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讨论它们就显得很无聊，那么中国人今天纪念已经过去了70多年的南京大屠杀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说再过上一两百年，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被侵略者屠杀的几十万中国人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今天，依然还有很多中国学者，不断的发出各种奇谈怪论，宣称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的伟大进步。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研究历史的，难道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企业家被屠杀和流放了，一座座像邯郸那样繁华的商业城市衰落了，不是文明的倒退，反倒是一种伟大的进步？难道自由贸易的灭绝，资本流动的停滞，不是文明的倒退，反倒是一种伟大的进步？难道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屠杀，家庭的破碎，不是文明的大倒退，反倒是伟大的进步吗？
秦始皇缔造的这个统一的、强大的，只有2000万人口的中国，却供养着一支10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此外，还有70多万劳工在北方修长城，50多万劳工在南岭修驰道，30多万人修阿房宫，30多万人修骊山墓.......根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当时中国服兵役、劳役的人，超过了适龄男子的一半以上，除掉老弱病残，能够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已经枯竭，抵御匈奴，为下一轮耕战提供军粮的伟大事业，已经要靠柔弱的妇女去完成了。
在这个第一次走向统一的中国社会里，吴语、楚语、齐语各种优美高雅的语言都在语言发展的早期被生生扼杀了，文学艺术也没有了，没有诗歌也没有音乐，人们能读到的只有秦国颁布的残酷的法令，就算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个第一次走向统一的中国社会里，没有人口流动，没有自由贸易，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不存在了，刚刚萌芽的金本位制和证券、利率、合同、债权债务等现代商业活动的因子都被扼杀了，国际市场消失了，物流业所需要的码头、客栈、娱乐场所都不需要了，就算秦始皇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个第一次走向统一的中国社会里，当时的山西人民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实施的重商政策和开放政策被彻底消灭，山西人民在春秋战国时期获得的宝贵人权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山西人民在春秋战国时期所焕发出来的蓬勃的创造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高尚的民族气节，荡然无存。山西人民建设工商业文明的探索被强行中止，山西人民创造的东亚大陆上最先进的文明遭到了空前的摧残。当欧洲的古罗马人已经开始尝试探索民主与共和这些对现代政治文明具有深远影响的概念时，山西人民创造的，充满无限生机、潜力与希望的伟大文明，却被野蛮的中国统治者彻底地毁灭了。
秦朝是山西人民创造的伟大文明走向衰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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