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对中国的批判不靠谱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介绍，亚当斯密指出"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但是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
但亚当斯密又认为"一国所获的财富，应该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才没有了再进步的可能"，"中国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那中国应该实行什么制度呢，亚当斯密开出的药方是"自由贸易"，亚当斯密指出"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个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
亚当斯密的总体逻辑就是，中国虽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裕，但中国若改变国家治理的方式，也就是采用亚当斯密所极力主张的自由贸易的话，那中国可以变的更富。这是亚当斯密对中国的总体看法。
但亚当斯密有一个疑问，一直没有解开，那就是"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他认为这与国家的贫富没有关系，他举例，"英格兰比苏格兰富裕得多，但此两地小麦价格的差异却少得多，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亚当斯密并不了解的是自由贸易只适合海洋国家，而中国是个内陆国家，即使自由贸易了，对中国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当时法国的重农学派则持与亚当斯密完全不同的看法，法国的重农学派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因为中国最重视农业，重农学派的思想主要都是来自对中国的研究与总结，重农学派是法国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派别，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都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
中国的重农抑商传统能在法国得到发扬，是因为当时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通过传教士大量进入欧洲。到了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遍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热"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非常崇拜中国文化，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等视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霍尔巴赫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伏尔泰则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伏尔泰甚至感慨，在欧洲各国还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他深以不能生活在中国那样的国度为憾。魁奈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后，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于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在宣扬重农学派思想观念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
法国出现"重农学派"也有当时的历史背景，重农学派出现于重商主义后期，其背景就是欧洲各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仅没带来国家财富的增加，相反导致了农业经济的衰败，而农业的衰败又导致了国家财政困难，农民生活更是日益贫困，因此社会上对重商主义怨声载道，普遍批判重商主义的做法。
毕竟在当时工业革命还没有爆发，除了煤炭之外，其他各种矿产资源都没有被人发现，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都来自农业，而一旦农业凋敝就意味着社会的溃败。 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指出，财富是物质，他来源于生产而非流通，生产而不是交换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在一切经济部门中，只有农业才生产新的财富，才是真正的生产部门，其余所有产业部门都只是改变物质形态，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参与分享农业创造的价值。必须重视农业国家才能富裕。
其实重农学派的思想从上面我们提到的"亚当斯密疑问"中也能得到验证，英国非常重视自由贸易，但是由于农业不发达导致粮食价格奇高，最终人民还是得不到好处，因此在当时倡导重农思想是非常正确的。这里面其实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在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中还没有通货膨胀的概念，重商主义者将本国货物销售到国外换回金块，这样就会导致国内货币增加而实物减少，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这也是亚当斯密感慨当时英国物价奇高的原因所在。
而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跟现在"商品出口能促进国内生产"的情形不同，农业社会的产出是固定的，出口一部分之后，国内可以享用的产品就必然减少，在货币增加的情况下必然出现高物价。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英国，在葡萄牙表现的更厉害，葡萄牙殖民者不断从殖民地掠夺金银，而国内货物生产却停滞不前，也曾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重农学派所主张的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唯一的财富产出部门，跟现在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回归制造业"，"重视实体经济"是一回事，而当时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农业就是唯一的实体经济，因为重农思想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
亚当斯密其实也感觉到了"重商主义"的危害，但是他的解决方法与重农学派不同，亚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之所以伤害了国家财富的增加，是因为重商主义者为国家换回的是金银，金银不能吃，不能喝，不是实物财富，亚当斯密主张国家自由贸易应该换回诸如葡萄酒之类的实物财富，这是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改良。因此亚当斯密对国内那些阻止外国货物输入的人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抨击。
很多人误以为亚当斯密是反对重商主义的，不是重商主义者，其实通过对亚当.斯密著作的文本分析,结合当时英国发展的历史史实,可以确认亚当.斯密也是重商主义的信徒, 两者属于同一个思想脉络。而自由贸易也并非由亚当.斯密首倡,而是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历史上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和理论在最早的时候几乎都是出自重商学派的著作。
亚当斯密的主张是改良重商主义，亚当斯密与法国重农学派的分歧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法国主张重视实体经济亚当斯密认为应该改良虚拟经济，两者都对，但重农学派更合适，而亚当斯密的"改良重商主义"确实能改善当时英国畸形贸易所导致的问题，但其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如果没有后来的工业革命，这一切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商业繁荣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无论是在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上那些靠贸易而繁荣的陆地王国，还是地中海上靠贸易繁荣的海上岛家都曾经显要一时，但最终随着商路的改变而衰落，而工业革命，特别是蒸汽革命的爆发是亚当斯密去世之后四五十年才发生的事情。
而工业革命，特别是后来的物理革命，化学革命才真正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我们没必要本末倒置。 而工业革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工业革命既没有爆发在最早开始殖民贸易的葡萄牙，也没有爆发在最早实行资产阶级统治的荷兰，而是爆发在了英国就是这种偶然性所致。
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的传统社会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农业是唯一的实体经济部门，而且社会上也不存在多余的劳动力，一个人从农业部门转发的话就直接意味着农业产出的下降，而当时的又不存在国际性的粮食贸易，如果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商业上就必然导致粮食的短缺或粮价的高企，这就是当时英国面临的问题。
而重视实体经济的思想，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也日益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可，这更印证了当时重农学派的思想先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项目研究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