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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历史的写作 □胡平 《大秦帝国》实在是一部惊人的著作，长达11卷500万字，简直是挑战吉尼斯纪录。作者的文体可称为从容和老到，令人满意。显然，这项功夫不是一朝一夕能习来的。此外，作品在情节推进的节奏上，似乎也无可挑剔：在如此时间跨度的史诗性叙事中，节奏过快过慢都是危险的，会危及全篇结构，而作者掌握得很老练，其叙述不疾不徐，既照顾到点和面，也照顾到经和纬，使作品内容层层推进，构成一部宏大和谐的交响乐章。应该说，孙皓晖已成为文学界的一颗新星，他很有悟性和天分，其毅力和激情也令人敬佩。 翻了几页，就猜想作者是陕西人，回过头去看简介，果然如此。 自从“评法批儒”运动以来，秦始皇和商鞅就已经大大地翻过一次案了，法家在国人心目中也早已高大起来。另一方面，以史为鉴，处于变革时代的改革家们，也会同样唏嘘商鞅的命运，从中汲取教训，力争少走弯路。不管怎么说，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出版会激起人们的无穷想像，就连我，读着半截也去查阅《史记》了。总之，孙皓晖是颇有思想和创见的，他要追究的，不仅是对秦皇和卫鞅的再评价，有关“帝国”梦想的重温，则暗合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青年人的心情。 我十分赞许孙皓晖力图“照亮”历史而不仅仅是“呈现”历史的精神。我们现在的“史诗”性创作不少了，但大都在“呈现”，希望呈现后由读者自己作出判断。这本是现代写作方式，值得倡导，可惜的是，“呈现”的作品太多了，“照亮”的作品太少了，有时作者自己都作不出判断，更使读者如坠雾里云中。孙皓晖不是这么想，孙皓晖认为，教会人们看清现实和看清历史，是写作者无可推卸的责任，他重新回到“文以载道”的道路上，甚至并不很看重“文学载体”，他大声呼吁“从精神与理性的层面理清那个时代”，其勇气和实践都是令人感叹的，在史诗性创作中，我们目前的确太缺少这样真正载了些东西的作家。相比一些尽量制造“困难的文体”以掩盖自己思想之贫乏的作家，他是更诚恳的。我并没有说孙皓晖的理论一定站得住脚，我只是说他敢于发起一家之言的魄力需要肯定，这里面也展示着春秋的精神。他的一家之言，是他作品的灵魂，是他作品引起某种轰动的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代，确是创造中华文明本源的重要时代，那个时期思想文化的活跃，百家争鸣的氛围，都是后来许多时代不可比拟的，这是使《大秦帝国》全书情节风起云涌、气势磅礴的题材来源。可以说，作者选取了这一题材后所进行的近乎全景式的写作，是令人兴奋的。在孙皓晖之前，肯定早有人企图通过小说再现那一辉煌的历史场景，但都会怯于鲁迅关于三国适合写小说而先秦不适合写小说之说，未能动笔。现在出了一个不仅敢动笔，而且锲而不舍将作品完成的作家，是值得庆贺的。为什么不值得庆贺呢？我们相信，目前不少读者开始对法家、墨家、秦孝公、秦昭王、吕不韦、荀子、秦始皇、李斯、胡亥、赵高、项羽等历史人物感到兴味，皆出自对这部书的阅读，其情形正如《三国演义》播出后引起的三国热一般。当然，也会有人指责作者在某些方面没有正确地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这并不绝对要紧，要紧的是，我们现代人真的要从自己祖宗那里认识自己的现实存在，认识到一切现实都不过是历史和文化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书能使沉浸于物质生活的现代人对遥远的过去发生兴趣，已经功莫大焉。只要众人有了兴致，众人中有些人自然会去查询真实的史料，辨别真伪，发表议论，敦清是非，共识中肯的历史结论。那时，此书的使命便也就完成了。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的立场也并非是纯客观的，它扬刘抑曹的倾向是明显的，但没有《三国志》也不会有太多读者。 不过，我对于这部书的有些写法是持不赞成态度的，我认为作者在重述历史中主观化色彩过于浓重了，以致于在情节处理上不惜改变某些基本史实，如把商鞅之死改为慷慨就义，难以为现代读者接受。大可不必这么写，即使可以，也只有一种前提，那就是充分的小说化，使人物性格的逻辑力量和感染力量强大到足以溢出史实，像《三国演义》做到的那样，可那就太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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