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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社会概况和史前自然观 （一）社会概况 中国的史前时期，即有正式历史记载之前中国境内古人类的发展史，包括直立人和智人阶段，以及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三皇五帝的传说阶段，直到最后建立夏朝。这一时期的跨度很大，从约从20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 早期猿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血缘家庭，若干个血缘家庭形成了较为松散的社会组织。由于猿人脱离动物不久，所以其婚姻还处于杂交状态。晚期猿人婚姻状态有所进步，先由原始杂交过渡到同辈群婚，再过渡到一个家族的男子与另一个家族的女子群婚。到母系氏族后期，人们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对偶婚开始取代群婚。原始审美和宗教观念开始出现并得到持续发展，还产生了最早的文字符号。由于女子在采集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形成了一个以老祖母为核心的原始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子在生产部门中突出地位的出现，原来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婚姻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父权制随着家庭的出现而产生，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父系氏族形成后，私有制开始萌芽，贫富分化逐渐加剧，阶级对立慢慢出现，由此最终导致了原始社会解体，国家开始产生。 （二）史前自然观 天地万物的起源和人类自身来自何方，是今天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大概也是史前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国就有“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两个著名的神话传说。盘古开辟了天地，用身躯造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而女娲又在荒凉寂寞世界上揉团黄土、挥动藤条造就了生机勃勃的人类，并建立了婚姻制度，使人类繁衍不息。这两个神话传说中创造了两个原始神。生活在祖国土地上的史前先民们，还把某些发明创造归功于一些神话了的英雄人物，譬如神农氏发明农耕，遍尝百草；伏羲氏发明渔猎，始造书契；遂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用火；嫘祖养蚕，仓颉造字等等，无不反应了先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由于史前对客观世界理解的局限性和生产力的低下，先民们企图借助巫术、原始宗教、幻想、神话等来理解自然，改造世界，并认为万物有神，万物有灵，进行图腾崇拜，祈祷祭祀等，是可以被今天的人们理解的。 二、旧石器时代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阶段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古人类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在我国辽阔的领地之内，古人类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地点共200多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个阶段的人类化石。我国境内已发现的直立人有河北的河泥湾猿人、云南的元谋猿人、陕西的蓝田猿人、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山东的沂源猿人等；早期智人有陕西的大荔人、山西的许家窑人和丁村人、广东的马坝人等；晚期智人有山西的峙峪人、北京郊外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人、内蒙古的河套人和扎赉诺尔人、陕西的黄龙人、台湾的左镇人和长滨人等。 中国旧石器时代是中国历史最早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人类，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以打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过着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极为艰难的原始生活。下面以河泥湾人、许家窑人、峙峪人和山顶洞人为例，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在狩猎和缝制等方面的进展。 泥河湾是河北省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桑干河上游的阳原盆地。距今约二百万年前，远古的人类就活动在这片土地上。197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泥河湾附近发现了大量旧石器和哺乳类动物化石，其中包括大量的石核、石片等石器以及制作石器时废弃的石快等。泥河湾遗址群经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位专家、学者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内，发现了含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小长梁、马圈沟、马鞍山等遗址80多处，出土了数万件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在我国目前已经发现的25处距今100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中，泥河湾遗址群就占了21处。泥河湾标准地层记录了第三纪晚期至第四纪地球演化和生物、人类进化的历史，这些远古的文化遗址分布面广、内容丰富，囊括了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古地磁学、古气候学和年代测定等多个学科，几乎记录了人类的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是一个天然博物馆，对探索世界早期人类的发展及其文化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泥河湾遗址群，已成为国际标定的第四纪地层代表地点，其研究价值可与世界公认的人类起源地——东非的奥杜维峡谷相媲美，这已被国内外地质和古生物工作者所公认，成为进行地层对比的标准剖面。泥河湾早期文化遗存的密度之高，年代之久远，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泥河湾遗址，几乎已经成为遍地是宝的“旧石器考古的圣地”。特别是2001年马圈沟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人类进餐的遗迹，人们惊奇的发现了古人类分食猎物的场景。现场以散落着大象的骨骼为主，间有石制品和天然石块，一件燧石质的刮削器巧置于一条大象的肋骨上，肋骨上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这勾画出了当时泥河湾人群体肢解动物、刮肉取食、敲骨吸髓的活生生的进餐场面。泥河湾遗址群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起源地。泥河湾遗址群向人们昭示：人类不仅可能从东非的奥杜维峡谷走来，也可能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这向人类起源的“非洲唯一论” 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在许家窑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很多大约12万年前的石流星（在打制石器的一端拴上绳索），这样的石流星不仅可以击打猎物，而且，在击中奔跑的猎物后，绳索还会把奔跑的猎物的腿缠绕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狩猎和战争的需要，祖先们又发明了射程更远的武器——弓箭。山西的峙峪人在大约3万年前就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发明，他们用粗树枝或竹子做弓，用细木棍做箭杆，用燧石或火山玻璃（黑曜石）磨制成石镞（箭头），这在当时已足以使他们成为他们所在土地上的真正的王者。峙峪人除完成了一场狩猎革命之外，还掌握了用火和钻孔技术。 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人在18000年前已开始用骨针引线，缝制兽皮衣服。人们在山顶洞人的洞穴里发现了一枚尖端锐利，针身圆滑，尾部穿孔的骨针，针长82毫米，直径3.1～3.3毫米，这是今天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缝纫工具之一。此外，在上述洞穴还同时发现了红色氧化铁(Fe2O3)粉末和若干涂红色颜料的装饰品及山顶洞人制作的项链，这表明当时的山顶洞人已开始使用红色矿物颜料。 三、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 中国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一般认为这个时代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以外的有些地区结束的时间要更晚些。新石器时代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人类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也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中国各地遍布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其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和起迄年代各不相同，在生产经济上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当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科学技术的源头。特别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一脉相承的新石器文化，与后来青铜时代的夏商周文化紧密相连，并同周围地区有着密切的交互影响，便是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具体例证。新石器时代包括母系氏族时期和父系氏族时期两个阶段。据史学家介绍，母系氏族社会制度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持续了大约10万年左右的时间，而父系氏族社会却很短，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然后就出现了私有制，进入了文明社会。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先秦古籍《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中常见的西王母，可能是西戎部落传说的母系氏族的首领人物。《淮南子》中所谓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女娲氏，也当是母系氏族全盛时期带领人们开辟荒原的一位首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从植物的种植发展而来的农业，从动物驯养、繁殖发展而来的畜牧业。有了这两项生产事业，就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比较可靠的食物来源，为原始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可靠的物质基础。我国古代传说中比较著名的两个人物——伏羲氏和神农氏，就是发展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代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分工，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从此，开始有了交换，又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发明创造。母系氏族在全盛期之后逐渐衰落，过度到父系氏族时期。父系氏族时期可以说是个英雄的时代，大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人口聚居区，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则形成了华夏部落群，炎帝、黄帝、蚩尤还有此后的尧、舜、禹是这一时期的主角。尧、舜、禹时期也是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禹拥有了夏后氏的称号，即诸夏之王，随着夏朝的建立，中国史前时期也宣告结束了，从而进入了文明时代。 我国地域辽阔，新石器时代遗址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7000多处，其中经过发掘的约400多处。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以原始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国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多样，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各有创新。 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可谓满天星斗，多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各自独立发生发展；在一定地域内先后产生的几支新石器文化往往形成自身的发展序列。这些文化在发展和扩张中，彼此发生接触，产生了交流互动。特别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草原上的新石器文化，三个区域交相辉映，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相互交融，有渐趋一致的倾向，可能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综观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重大发明和成就很多，原始的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下面结合中国境内的几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成就。 （一）原始农业得到长足发展 在黄河流域，适应黄土地带的自然环境，新石器时代早期就主要种植了耐旱作物粟（俗称小米）和黍。比如在7500年前的磁山文化（1972年于河北邯郸市武安县磁山镇首先发现而得名）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碳化了的粟粒，这证明我国的黄河流域是栽培粟类植物最早的地方。北方其他地区也都普遍发现了粟的遗存。它们作为在中国最早培植的谷物，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起，长期成为华北居民的主要食粮。此外，磁山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碳化的核桃，这纠正了核桃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传入中国的说法，同时也将我国的核桃栽培史上推了5000多年。 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因气候温暖湿润，沼泽众多，则以稻作农业为主。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如浙江省浦江县的上山遗址、湖南省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和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仙人洞遗址都发现了栽培稻的痕迹。栽培稻是一种由野生稻向人工栽培稻演化的稻种。在上山遗址中还发现了一粒1万年前的碳化稻米，这一发现对研究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有重要意义。从较早的彭头山文化（1988年于湖南常德市澧县彭头山遗址首先发掘而得名）、贾湖文化（1961年于河南舞阳县贾湖村首先发现而得名）、河姆渡文化（1973年在浙江余姚市河姆渡村东北首先发现而得名）等开始，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都以稻作农业为主。其中在贾湖文化遗址和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保存极好已经碳化的稻谷和大米，以及葫芦等其他农作物。值得一提还有贾湖古酒，中国科技大学博导、贾湖遗址主要发掘者张居中教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教授、博士帕特里克·麦克戈温合作，通过对出土陶器上的附着物进行研究证明：9000年前贾湖人就已经掌握了酒的酿造方法，所用原料包括大米、蜂蜜、葡萄和山楂等。目前，这一酒中鼻祖的古配方已在美国复制成功。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黍、稻等粮食作物，在世界作物栽培史上居于突出的地位。其他如农业工具、耕作方式等，也不断有所改进。例如，在河姆渡遗址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余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的农具，这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中国古语有“五谷丰登”的说法，实际上这些农作物在新石器文化时期就已基本完备。稻、黍、粟（稷）、麦、菽（大豆）、麻等农作物在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就已慢慢开始成为人类重要的衣食来源。我国境内的原始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 （二）广泛饲养家畜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无论南北，都以饲养猪、狗等家畜为主，并且具有与定居农业密切结合的性质。现在世界上已经公认猪和狗的驯化家养始于我国的贾湖文化。我国的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1961年于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首先发现而得名）等遗址中还出土了猪形陶器和刻画猪纹的陶器。鸡和黄牛，早在磁山文化中可能已是家养的动物。两者的骨骸在仰韶文化（1921年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首先发现而得名）中继续有所发现，但数量仍不多，也不普遍。家羊遗骸在马家窑文化(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而得名)中经常出土，有的还用它随葬，这时除普遍地饲养了绵羊外，还有少量的山羊。水牛的驯养当以南方为较早。河姆渡文化发现有较多的水牛骨，可能已开始饲养，其后逐渐发展。至今新石器时代的马骨只有零星发现，家养可能较晚，一般认为，至迟在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章丘市龙山镇而得名）阶段也已开始了家养。从总体上说，猪、狗、牛（黄牛、水牛）、羊（绵羊、山羊）、马、鸡，我国古代文献中的所谓“六畜”已基本齐备。 （三）制陶工艺不断进步 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浙江上山、湖南玉蟾岩、江西大源仙人洞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数量很少，胎质粗厚疏松，陶泥既夹炭也夹砂，烧成温度较低，都属于中国目前所知的最原始的陶器，在世界上也应是最早的陶器之一。 陶器成形是从手制、慢轮制过渡到轮制，陶窑有横穴式和竖穴式两种基本结构。裴李岗文化（1977年首先发现于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村而命名）已经出现横穴窑，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日益发展。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陶器烧成温度一般为850～950℃，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达900～1000℃，有的甚至可达1050℃。中国史前陶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彩陶和蛋壳黑陶。 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1958年于甘肃天水市秦安县的一个河湾首先发现而得名）遗存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迄今发现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二期出土的人头型器口彩陶瓶，通高31.8厘米，瓶口是一个罕见的人头形状的雕塑，其形状象征一母腹。整件陶器融造型、雕塑、彩绘艺术于一体，被认为是我国史前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大地湾文化出土的彩陶处于彩陶的萌芽阶段。后来仰韶文化的彩陶成就也很显著，但彩陶成就尤为突出的是马家窑文化。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衰落以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又延续发展了数百年，将彩陶文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家窑遗址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制陶作坊，生产的器物有碗、钵、盆、瓶、尖底瓶、壶、罐、瓮、带嘴锅等，彩绘分布在器物的外壁，有的器物甚至内壁也绘有彩绘。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型丰富多姿，图案极富于变化和绚丽多彩，是史前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也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之一。它不仅是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源头，同时它也源远流长地孕育了中国文化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它那神奇辉煌的艺术魅力至今还在震撼着我们的心灵。马家窑文化具有非凡的文化价值、欣赏价值及收藏价值。马家窑陶器类型中有一件陶器值得一提，这就是舞蹈纹彩陶盆。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物图画之一。它的纹饰，同旋涡纹一样与水有关。盆的内壁上，由成组的竖线分成三个区域，每区中，分别画着五个手拉手的人物剪影，她们整齐地侧着头，踏着整齐的步伐，辫子甩向一侧，尾巴似的飘带甩向另一侧，静止的画面上展现了节奏和律动。俄罗斯芭蕾中四小天鹅的经典舞蹈，在五千年前的黄河边就有了相似的表现。如果盆里盛上水，人物的倒影映出来，更是美妙无比。这件陶器的纹饰，画师是经过精心构思的。它反映出，奔流的黄河水不仅满足了马家窑人的物质生活，也是马家窑人精神生活所离不开的。 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以其胎薄质细、火候甚高、造型优美而显示出最为高超的工艺技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曾特意要求看一看黑陶。蛋壳黑陶器皿是山东龙山文化特有的标志性陶器，也是我国古代制陶艺术的巅峰之作。这类器物超薄的器壁如同蛋壳一般，仅有0.5～2毫米，因此有“蛋壳黑陶”之美誉。蛋壳黑陶陶面修饰主要是素面和磨光，还加以镂孔和装饰纤细的划纹。龙山文化制作蛋壳黑陶使用的陶泥全部是经过了反复淘洗的细泥，陶胎内不见任何杂质，其质地细密坚硬，几乎没有渗水率，说明龙山文化时期的制陶工匠对陶土的选择和烧窑技术的掌握均已达到了十分高超的境地。就是今天的研究人员模仿烧制如此轻薄的陶器也是相当困难。蛋壳黑陶中有一件高柄杯值得一提，该蛋壳黑陶高柄杯高22.6厘米，口径9厘米，为泥质黑陶。器表乌黑发亮，细管形高柄，圈足底座，杯腹中部装饰六道凹弦纹，细柄中部鼓出部位中空并装饰细密的镂孔，貌似笼状，其内放置一粒陶丸，将杯子拿在手中晃动时，陶丸碰撞笼壁会发出轻脆的响声，杯子站立时，陶丸落定能够起到稳定重心的作用，设计十分巧妙。这件高柄杯的体态造型轻盈，挺拔秀丽，制作技艺美妙绝伦，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史前艺术珍品。 此外，华南地区的硬陶火候高达1100℃，表明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窑结构和工艺技术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中昙石山文化（1954年于福建闽侯县昙石村首先发现而得名）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上釉技术，这些原始瓷器都施有青绿色釉，其中有一盏四五千年前昙石山人使用的陶灯，精美异常，堪称“中华第一灯”。 （四）石器的进步和改进 在新石器时代的石制生产工具和武器中，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细石器仍有残余，但磨制石器尤为发达，且器形多样，有铲、刀、镰、磨盘、磨饼、磨棒、凿、匕首等。例如裴李岗文化（1977年首先发现于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村而命名）的带足石磨盘、石磨棒、狭长圆弧刃的薄石铲和带锯齿刃的石镰等，特征非常鲜明，极为精致。薛家岗文化（因1979年最早发现于安徽潜山县的薛家岗而得名）的大型多孔石刀，从1孔到13孔均有，且全为单数孔。在孔眼周围绘有红色花果形图案的刀、铲，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实属罕见之物。特别是十三孔石刀，号称“中华第一刀”，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又如圆山文化（1897年首先发现于台北市圆山而得名）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也很具代表性，这也是我国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推知，有段石锛起源于我国东南闽粤赣等地区，然后向北、东南传播，传至台湾后，再经台湾传播到菲律宾及东南诸岛。由考古实物可以断定，圆山文化属于大陆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文化系统。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新疆地区发现了很多新石器时代的岩画。新疆岩画不仅数量多，而且样式也极为丰富，新疆岩画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以及三山环抱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丘陵山地。新疆岩画在反映生殖崇拜方面，有着突出的重大贡献，不仅数量多、质量高、年代久，而且画面热烈、健美。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都发现了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洞窟彩绘岩画。这些洞窟岩画，以赭红色为主，杂以少量的白色或黑色。画面上的女性生殖器显得庄严、神圣，给人一种神秘感，突现对女性生殖崇拜的崇高感。这些洞窟彩绘岩画是非常珍稀的母系社会的形象实录。随着母系社会时期人们从群体婚制逐步向对偶婚制发展，母系社会也开始向父系社会过渡了，女性生殖崇拜也开始向男性生殖崇拜转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近年来在天山中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发现的大型岩画。这些男性生殖崇拜岩画，规模之恢宏，造型之优美，人体之硕大，技艺之娴熟，堪称举世无双之精品。整个岩画在220多平方米左右的巨大画面上，雕刻出数百个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五）制玉工艺的兴起 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石家河文化（因1957年最早发现于湖北天门市石河镇而得名）、良渚文化（因1936年在浙江余杭市良渚镇首先发现而得名）、红山文化（因20世纪初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首先发现而得名）等为代表，制玉工艺相当兴盛，甚至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夏商周以后制玉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代表了江汉平原史前玉雕的最高水平。小型玉器中有玉人头、玉鹰、玉虎头和玉蝉等，都属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精华部分。这些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它们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但在造型上富于变化。这些玉制的人头形像可能代表着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石家河文化的动物形玉器多为写实造型：展翅飞翔的玉鹰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玉虎头方头卷耳，生气勃勃；玉蝉写实的形象，开创了商周时期玉蝉造型的先河。 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琮、玉璧、玉钺、玉璜、玉镯等，制作精美，规格定型，雕刻有繁缛的兽面纹饰。它们多出土于大、中型的墓葬里，具有贵重礼器、佩饰品的性质。良渚玉器的用材，多为就地取材的透闪石和阳起石系列的软玉。器型，以器用划分，有礼器，有佩饰品，有工具，还有柱形器、冠形器、三叉器、锥形器、牌饰及玉人和动物玉雕等其他器物。不仅器型丰富，且独具特色，宗教色彩显著。具有权力象征的玉琮、玉钺、玉璧、玉璜等礼器以及玉环、玉镯等佩饰品的大量出现，则被学界公认为是我国文明曙光出现的重要象征。良渚文化主要治玉方法大致有四拉锯、钻燧、磨减和磨光等。 红山文化的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特别是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出土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此外，说到红山文化，就不能不提位于辽宁省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1981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占地面积50平方公里。考古工作者对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陆续发现和辨认出一批属于红山文化的玉器。而每一次发掘都引起巨大轰动，特别是2002年至2003年，在该遗址出土了包括玉人、玉凤、玉龙在内的20多件玉器。其中，出土的玉人、玉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新发现的器类，此前在红山文化考古中从未发现过。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已出土的玉器不仅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黎明时期人的哲学观念，比如说以玉为佩、以玉为祭、以玉为葬等等。这些用玉的观念，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意识、信仰的发展变化。 （六）建筑技术日趋提高和小型城堡的出现 建筑中大量的是人们居住的房屋，大体有横穴窑洞建筑、半地穴建筑、地面建筑和干栏式建筑等几种形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属于土木混合结构，墙基由随地而起到挖槽筑基，墙体多为木骨泥墙，后来出现相当进步的土坯墙，居住面由硬土面、草拌泥进而再涂抹光洁的白灰面，房柱基础为夯砸陶片垫底、置放础石或木板等，间架形式有单间、套间以至连间之分，还开始在夯土台基上营造地面房屋。其中许多建筑技术和传统，在商周时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九千年前的贾湖人的住房就以半地穴式单间房为主，也有少量依次扩建的半地穴式多间房。而七八千年前的大地湾遗址出现了原始聚落，原始聚落呈扇形多层分布，四周有濠沟环绕，聚落的中心是一片公共墓地。大地湾遗址不同时期的房屋也经历了一个从穴居建筑到半地穴式建筑再到地面建筑的过程。后期的有些房屋建筑遗址不仅规模宏伟，而且形制复杂，被称为中国史前建筑发展史的“一块活化石”。编号为 F901的建筑，是大地湾的标志性建筑，是我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之一。更为神奇的是，在面积达130多平方米的主室，地面由一种类似于现代水泥的混凝土铺就。经考证，其化学成分、物理性能等，均相当于现今100号水泥砂浆地面的强度。中国和日本专家一致认为，这种建筑材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混凝土。在混凝土地面之下，还使用了一种可防潮保暖，坚固地基的类似现代“人工合成轻骨料”的建筑材料的雏形。这个总面积420平方米的对称的复合式建筑，开创了后世宫殿式建筑的先河。这里还有我国最早的独立存在的地画，清晰完好地绘制于居住房屋内的地面上，保存如此完好的大面积原始绘画，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存和史前考古中均极其罕见，堪称中国绘画的鼻祖。 红山文化的女神庙、积石冢、大型土台建筑祭坛遗址是牛河梁文化遗址的代表性建筑。此三个遗址点依山势按南北轴线分布，坛庙冢三位一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祭祀的中心场所。从牛河梁坛庙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这两者的吻合说明，草原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至于在河姆渡发现的干栏式房屋，是为适应南方多雨潮湿环境而出现的一种榫卯木结构建筑，别具一格，显示了中国史前建筑的多样性。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河姆渡发现的干栏式建筑为这种形式最早的建筑之一。 在我国早期的一些新石器文化聚落遗址的外围，便挖掘有沟壕，这是一种比较简易的护围设施。后来出现了以夯土版筑或石块垒砌的围墙，形状较为规整，工程规模也比过去大为提高。如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山东章丘市城子崖城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城址和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和内蒙古包头市凉城老虎山城址等。城堡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加强防御，它是与原始社会末期战争的频繁和剧烈程度相联系的。其中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6米，石头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还残留4米多高的城墙。良渚古城与其同时期已发现的古城相比，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号称“中华第一城”，一个良渚古国的雏形也几乎要呼之欲出了。 （七）骨器、木作工艺、丝织物等的出现和改进 我国许多新石器文化制骨工艺发达，骨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致而规整。比如，河姆渡人的骨器制作就很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还有笄（jī）、管、坠、珠等装饰品和蝶形器、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骨器制作的精湛技艺。说到史前的骨器制作，贾湖文化的骨笛是不得不提的，骨笛的制作反映出了贾湖人高超的计算水平。分属于贾湖早、中、晚三期的二十多支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骨笛，经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并出现了平均律和纯律的萌芽。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先秦只有五声音阶的结论，把我国七声音阶的历史提到八千年前，它的发现将改写中国音乐史，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为完整而丰富、音乐性能最好的音乐实物。它可能是后世管乐器的始祖，对后世中国音乐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木作工艺在我国从南到北的史前文化遗址中也多有发现。河姆渡人的木作工艺就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等，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此外，跨湖桥文化（1900年于浙江杭州市萧山区湘湖村发现，是由古湘湖的上湘湖和下湘湖之间有一座跨湖桥而命名）遗址还发现了独木舟及相关木作加工遗迹。独木舟保存基本完整，船头上翘，比船身窄，宽约二十九厘米，离船头二十五厘米处，宽度突增至五十二厘米，弧收面及底部的上翘面十分光洁。船史专家认为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独木舟，在造船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与文物价值。新乐文化（首先发现于辽宁沈阳市新乐遗址并因该遗址下层的遗存而得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木雕鸟”是沈阳地区出土年代最久的珍贵文物之一，也是世界上保存最久远的木雕工艺品，雕工精细，称得上是稀世之物。 在我国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陶制纺轮，这说明史前的纺织手工业已经出现，并且已经掌握了使用纺轮来进行纺织的技术。最为典型的是屈家岭文化（1954年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首先发现而得名）的彩陶纺轮，做工精致，出土量大，可见当时的纺织手工业已很发达。河姆渡人也开始了编席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量较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纺轮、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此外，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还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 除骨器、木制工艺、丝织品外，我国境内的个别新石器文化遗址中还出现了原始文字性质的契刻符号和青铜器。比如八九千年前的贾湖文化龟甲、骨、石、陶器上契刻符号中的个别符号与商代甲骨文有相似之处，所以，贾湖刻符很可能与汉字起源有一定的关系。如此则证明，刻划是汉字的主要来源之一。贾湖遗址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比安阳殷墟甲骨文早四千年，比素称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纸草文字还早一千多年，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雏形。在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遗址中也发现了文化刻画符号。此外，在新石器文化晚期的齐家文化（因1924年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首先发现而得名）、山东龙山文化（包括岳石文化）等遗址中还发现了少量的青铜器，这说明在新石器文化晚期部分地区已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 总之，考古学资料表明，中国史前文明经历了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野蛮蒙昧阶段到氏族社会的繁荣和瓦解阶段，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原始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科学已在原始的技术中开始孕育，中国古代的传统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进行了重要的原始积累。尽管当时的先民们尚处于蒙昧与野蛮状态，但他们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以自己的劳动、聪明和智慧，不断地推动着原始技术的积累和发展。原始技术的不断积累和处于孕育期的科学种子不断孕育和撒播，预示着后来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传统科学技术即将萌芽，破土而出。 四、巫术、宗教、神话与科学技术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通过把古人类的信仰与有史时代人类早期的信仰进行比较，再与现今世界各地未开化民族及人群中仍可找到的信仰进行比较，可以对这些信仰形成更明确的观念。根据这些比较，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巫术一方面直接导致了宗教的产生，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了科学技术的产生。但是，人类学家弗雷泽却以为，三者是按巫术、宗教和科学技术这样的先后次序出现的。还有一位人类学家里弗斯认为，巫术和原始宗教是从野蛮人对世界怀有的朦胧的敬畏和神秘感觉中，同时产生出来的。 除此之外，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把可以用经验、科学的观察或传说加以处理的简单现象和他们所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神秘并不可估计的复杂变化的现象，明确地区别开来。前者引向科学技术，后者导致巫术、神话和祭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宗教的起源应该到人对死亡的态度、人对复活的希望和信仰中去寻找。但是，也有另一些人指出，巫术要假定自然界中是有规则的，人通过适当的行为就可以利用这些规则去控制自然界；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巫术是一种冒牌的自然法则体系，是伪科学。比如模仿性巫术的基础就是相信同类事物可以感应相生，原始人用许多表演方式，以求谷物丰收、家畜兴旺。这样，就产生了祭祀，然后又产生了用来解释祭祀的教条和神话传说。部分中国学者认为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绝大多数的神话传说，是原始先民对一些不可理解的自然现象的解释，绝非无稽之谈。史前神话传说中，包含了若干极其重要的古气候和古地理环境的重要信息，对史前神话的研究，决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对神话的诠释上，仅以其充满了幻想色彩的神异故事，便从其故事本身出发，探讨各种各样超自然力量的神灵，将神话传说的研究引入神秘学方向，远离事实真相。严肃的现代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应该由表及里，去伪存真，透过其怪诞荒唐的故事外衣，深入发掘其内在的科学信息，将神话传说的研究带进一条崭新的科学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传染巫术则认为，事物一旦互相接触，便具有永久的交感联系：占有某人衣服的一片布并占有他的肉体的一部分，例如头发或手指，他就处在你的掌握之下；如果你烧掉他的头发，他也会枯萎而死。这样的巫术，有时由于巧合，好象也是灵验的，但是，失败的回数会更多一些；这时，巫师在失望的信徒面前，就有不可自保的危险。失望的信徒们很可能不再相信人可以控制自然，并且转而去讨好荒野中的捉摸不定的精灵“神或魔鬼”，希望这些精灵满足他们的要求，也许这样就过渡到某种形式的原始宗教。 与此同时，科学孕育于技术之中，处于萌芽状态。也就是说，简单工艺和技术的发展，火的发现和取得，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却通过一条并不浪漫的途径，但却是更加可靠的道路，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人类的生存中，人们还需要一些更深刻的信仰来满足他们的探索不已的灵魂，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科学技术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于其健康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无益于科学技术成长的丛林——巫术、巫盅、宗教、迷信和神话的丛林中蹒跚起步的。虽然这片丛林一再地对科学技术的幼苗加以摧残，不让它成长，不让它壮大，但科学技术还是以其自身的强大生命力，一路坎坷地走过古人类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走过中世纪政教合一、暗无天日的窒息时代，走过现代人类尔虞我诈、烽火战争的争霸时代，一路曲折地走到了我们今天，走到了现在的你我的面前，并必将以其更强健的步伐走向人类迷茫的不可知的未来，也必将为整个人类燃亮一座灯塔，为照亮整个人类的未来做出它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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