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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周之前，帮我预订《四欧宝笈》的顾先生发短信给我：“有收藏证书三种：095、097、098。你要哪一号？”因为他进货三套。我不加思索回复：“095。”为什么会选择“095”？我当时脑中想到“九五至尊”和“九五之尊”一辞。《四欧宝笈》不仅是吴湖帆生前最珍爱的宋拓碑帖之一，在上海图书馆《翰墨瑰宝》系列中也实属“九五至尊”。 金丝楠木帖箱上有一层清漆，木纹清晰。箱高21.4厘米，横37厘米，厚23厘米。箱后四小圆孔，直径2厘米，此设计为方便取帖时用手指将帖推出。此帖箱尺寸并非与原箱一致，应该是稍微做了缩小。因为《四欧宝笈》原来帖箱内每格有一小抽屉，而且还有织锦缎帖套外帙。现帖箱内格档高度为4厘米。木板应是香樟木，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内格档原木不上漆，或是担心油漆会对碑帖有损伤。《四欧宝笈》原帖箱插板是从上至下，而现在改为从右至左。板上仿刻吴湖帆原迹填嵌绿粉四大字“四欧宝笈”，原有自署“吴湖帆珍藏”五字，现省去未刻。帖箱制作和设计工艺应属匠意精心，在局部细节上未发现有粗糙之处，内外四周无一丝刺手之感。隐约仿古，静穆端庄，亦可谓好马配好鞍，名帖贮佳箱。但不知此批金丝楠木的产地何处？又是哪家公司制作？ 四种《四欧宝笈》帖面均按原帖面宋锦缎花纹图案仿制，每一种图案皆不相同。据说是采用喷彩印制工艺，仿旧效果明显，有些残损部分亦一如其旧。四周仿紫檀木镶嵌黑色细木条边框（宽约1厘米左右）。题签均为吴湖帆原迹。尺寸皆为33厘米X20厘米，是按原尺寸仿制。每帖均用透明玻璃纸包封。在未拆封看碑帖之前，仅从《四欧宝笈》帖箱制作、出版说明书印制、碑帖封面工艺等方面来看，众多人士为之的确是花费了许多的心血。也堪称是近年来国内外高仿真碑帖印本中的“九五至尊”。像这种精工良作的外包装“硬件”水平，它在碑帖方面的印刷质量绝不会差到哪里去。任何一件产品的成功或失败于否，并不仅局限于它的工艺，而取决于从业人员的思维方法和敬业精神。 当我拿到《四欧宝笈》之后未匆忙将四帖拆封。我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沐手焚香，逐一拜赏。我们对中国古文化、古艺术品要有一种敬畏之情。我也想对早已远去了的吴湖帆先生的背影，深深地鞠一个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虞恭公碑》 在《四欧宝笈》中，我想先来谈谈《虞恭公碑》。因为在2006年出版的《翰墨瑰宝》第一辑中有“清内府本”，似想从印刷方面作一简单比较。而关于两者的基本概况，仲威先生在《善本碑帖过眼录》之三《四欧宝笈》一文（见《书法丛刊》2012年第6期》）已有详述，另外，王壮弘、张彦生诸人的著作亦多有论述，故无需在予以过多的重复。但将“清内府本”与“四欧堂本”就残泐和字口清晰度等作校对，则前者椎拓年代要远早于后者。尽管后者存字多于前者。此是因为“四欧堂本”保存了许多残泐字，而“清内府本”则舍去之。定二拓本年代先后非常简单，则需看帖末“泉室麟阁图形鸟”七字残泐程度即可。虽两者均为南宋拓本，但在年代上或相差约百年左右。 我们今天看高仿真碑帖印本，需要对当今高科技印刷工艺有一些粗浅了解。现在高端（高保真）的胶印工艺大都采用了调频网点技术，即可用六色或七色分色技术，相对于以前的调幅网点技术仅是四色印刷，有了几个档次的提升。调频网点技术大大提高了图像细节和层次表现，它将高科技数码摄像设备所拍摄的图像转化为高网线印刷技术，使得印刷出来的图片具有高保真的效果，尤其是在逼真地再现原作的局部细节方面。但目前限于调频网点技术的印刷技术或印刷成本等诸多因素，它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高仿真效果。 在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过《四欧宝笈》原物的情况下，如何来判断它的高保真印刷达到了应该达到的技术要求？以我个人的拙眼来看，“四欧堂本”的《虞恭公碑》比“清内府本”要高出了几个档次。首先它在局部细节上已尽最大可能地再现了原貌，如在字口清晰度、拓纸底纹、残泐程度、印章颜色、剪裱痕迹、墨色深浅等方面，不敢说是真正的“下真迹一等”，但如说是“下真迹一等半”应该无问题，它的高仿真度至少是原物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我想如仿真度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或许也可以，但可能又要涉及到印刷技术等诸多问题。 本次《四欧宝笈》最大的“亮点”或“卖点”之一，就是四欧帖中吴湖帆和潘静淑的金粉题跋。记得在5月19日首发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关人员曾自豪地表示：此次《四欧宝笈》中的是下了大“血本”，而且攻克了印刷上的某些技术难题。《虞恭公碑》帖末有吴湖帆和潘静淑两段金粉题跋，共约九十字。吴跋每字约一厘米，潘跋每字约半厘米，而金粉印刷几如原迹，无一丝瑕疵，真令人叹为观止。 再简单谈谈题跋部分的印刷问题。《虞恭公碑》共有题签、吴湖帆《四欧堂读碑图》、李鸿裔、翁方纲、顾莼、梁同书、褚德彝、高时显、邓邦述、罗振玉、沈尹默、江凤彝、吴梅、吴湖帆等人跋记、观款八开。总体感觉可以，应该达到仿真度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稍感觉图版的锐度有点不够，神采稍逊，但其中最好的一开是翁方纲题跋。这也或许是考虑到印刷成本的因素，难以面面俱到？虽然此次“四欧堂本”与“清内府本”均是调幅网点四色印刷，但在层次感和细节体现等方面明显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另外，“四欧堂本”《虞恭公碑》第二开上，我发现在残泐字空白处钤有二方白文小印“玉牒崇恩”。或可证明此拓本曾为崇恩（1803—1878）收藏过。一般而言，在碑帖内页上（尤其是拓纸残泐空白处）钤印多只有藏家本人；而他人所钤之印多在帖本的首页、末页或题跋页等处。此碑帖在陆恭（字谨庭，1741—1818）收藏后，或归崇恩庋藏，潘祖荫（1830—1890）再从崇恩或其他人处购藏，最后归吴湖帆“四欧堂”。在帖末左下有一方朱文大印：“曾览泰华衡山空同祁连长白罗浮匡庐蓬莱员乔方壶之胜”，此是吴大澂之印。但吴大澂没有收藏过此帖，或是其鉴赏时所钤，或是吴湖帆所钤，似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存疑待考。
《皇甫诞碑》 欧阳询《皇甫诞碑》，一名《皇甫君碑》，又名《皇甫府君碑》。它虽远无《九成宫》、《化度寺》名声显赫，却历来颇具“聚讼”。争论的焦点是此碑究竟是率更何时所作？它在欧字体系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因已无立碑年月，古人遂有少年、盛年和晚年三说。施蛰存先生《唐碑百选》中将之定为“约在贞观初”，即贞观三四年间（629—630），时七十三四岁左右。朱文钧(翼厂)先生认为是欧阳询最晚年之作（641），即八十四五岁（贞观十五年左右）所作。晚明鉴赏家王世贞《弇州山人题跋》中云：“率更书《皇甫府君碑》比之诸帖，尤为险劲，是伊家兰台发源。”此说清人沿袭，几成圭臬。皆谓欧阳通（官拜兰台郎）《道因法师碑》字构源自《皇甫诞碑》。此乃仁智各见，聊为一说而已。 《四欧宝笈》之一《皇甫诞碑》是“补配本”，原为北宋晚期拓本。因该碑原左上角有许多文字漫漶难辨，故旧时装裱皆为裱匠剪弃。吴湖帆一九二六年重裱时，以清初精拓“三监本”（即碑第二行“势重三监”之“监”字完好本）中漫漶之字补裱，共计补入一百三十字左右。吴湖帆在帖后题跋说明了补入的原因：“庶免遗珠，宁无免昭明太子以《陶集》杂《闲情赋》，有白璧微瑕之讥焉。”故潘静淑在帖后题跋中云：“虽剪失模糊字一角，殆有大宝忌完之慨。”原帖为十五开（一开二页），吴湖帆重裱后为二十开。 吴湖帆在《皇甫诞碑》有三处金粉题字：（一）第一开“碑”字右侧题：“宋拓细线断本，碑字上一线殊明显。此本为线纹而尚未断时拓也。”（二）第十六开“参综机务”右下题：“参综机务之务字未损，为宋拓最上乘。”（三）第二十开“烟”字下题：“四欧堂宋拓皇甫明公碑模糊字被剪失，以原拓三监本补之。”凡是吴湖帆旧藏碑帖上有金粉题字者，必是他视为秘笈珍爱之名物。除《四欧宝笈》之外，另还有《许真人井铭》、《董美人墓志铭》等皆是如此。 吴湖帆说四欧堂本《皇甫诞碑》：“毡蜡之精，神光焕发。”确非过情。从此印本上看，字口清晰，墨色匀称，将原刻欧字笔韵如实再现。虽已经过古今多次揭裱，但宋拓良工之精湛，依然不减。古碑帖的字口清晰与碑帖的字体笔划清楚，不是一个概念，而字口清晰是指能够真实和逼真地再现原刻的原貌。否则《三希堂帖》岂不优于宋拓本《淳化阁帖》？字体清晰的翻刻本岂不胜于字体残泐的原刻本？ 在《皇甫诞碑》印本中，宋拓与清拓（三监本）墨色分明，一目了然。从局部显露的某些残泐处看，拓纸似为宋时流行的白麻纸。如此高仿印刷工艺，当不输于日本二玄社早年的那些精印之本。使人不禁想起晚清著名碑帖鉴藏家崇恩之言：“因悟古帖之妙，纸光墨彩中见之。然非见此真宋拓本，亦无由证其说也。”（见跋《淳化阁帖》卷四）王壮弘先生亦尝有云：“宋时椎拓，纸墨精良，拓工讲究，拓墨自成专艺称之毡蜡。故有唐摹、宋拓一代绝艺之誉。”今天绝大多数的碑帖鉴赏爱好者，都已无缘亲眼见到国宝级的宋拓精本。而那些高仿真的精印本，足以让人享受到“下真迹一等”的眼福。 《皇甫诞碑》帖前，有吴湖帆精心绘制的浅设色《四欧堂校碑图》（33.5厘米X25厘米）。笔墨神似王蒙，长披麻皴精彩夺目。松林岸边，茅庐窗前，吴湖帆独坐校碑。松涛、鸟语、溪声，令众山皆响。此图是《四欧宝笈》四幅小画中最佳之作。王铎（觉斯）尝云：“书画事须深山中，松涛云影中挥洒，乃为愉快，安得可乎？”前辈风流才情，宛然照人。我有时窃思：如吴湖帆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当足以与文徵明雁行天下，尊享翰墨主盟也。 《皇甫诞碑》帖后，有张岳崧（原藏家）、李鸿裔、罗振玉、吴湖帆夫妇、褚德彝、邓邦述、王同愈、叶恭绰、沈尹默、马公愈、冯超然等十余人题跋、观款。其中王同愈（字胜之，号栩缘老人1856—1941）有两开七段题跋，书风神似翁方纲。吴湖帆小字注曰：“此数跋皆王栩缘丈早年书也。”王是光绪甲午（1941）进士，与吴大澂是同乡和嗜古至交。精鉴赏，工书画，擅诗文。民国初年寓居上海嘉定南翔，对吴湖帆、顾廷龙、袁安圃、陈巨来四人，寄望最殷。王是文人武相，吴湖帆尝谓曾见雍正重臣年羹尧像，后视王面部上端酷肖之；而下部则似左宗棠，相貌威武，丝毫不类文弱之士（见陈左高《文苑人物丛谈》）。王同愈早年书宗欧阳询，而其之所以在题跋中乱真翁方纲书法，因翁氏是清代研究欧碑第一人。故其欲为四欧堂本《皇甫诞碑》“锦上添花”。七段题跋均不署款，仅在最后二跋末钤三小印。若非吴湖帆注明，则后人几疑是翁方纲“真迹”也。
《九成宫》 如果将欧阳询《九成宫》列为唐碑第一，似乎并不为过，因为它对后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古今有关《九成宫》的研究几乎可以成为一门“《九成宫》学”。对《九成宫》各个时代的拓本鉴定，也是古碑帖鉴赏的入门基础之一。因为此碑的历代拓刻谱系非常复杂，如能够掌握其中的要点，则对其他碑帖的鉴赏或鉴别，就可以触类旁通和深获启发。今人朱文钧、张彦生、王壮弘、仲威等专家已对《九成宫》各个时代拓本的考据点研究详尽，碑帖爱好者只需按图索骥或依例对比即可。 四欧堂本《九成宫》，吴湖帆在帖前长跋中已有明确鉴定：“今以纸墨验之，知为南宋未洗碑前本也。”南宋初期，《九成宫》曾经过一次洗碑，并且有可能还进行过略对碑面的打磨。所以它虽然字体比北宋拓本清晰光涓，但字口已有从肥腴饱满转变为瘦硬健硕。仲威先生认为：今国内存世宋拓《九成宫》中，明驸马李琪本为第一，近人朱文钧（翼厂）本为第二，四欧堂本为第三。前二者均为北宋拓本。而四欧堂本是否可排名第三？目前尚有些不同意见。我想如果让王壮弘先生来做一个排名，或许又会是另外一个结果吧？但定四欧堂本是南宋早期精拓本，则应该无多少异议。 四欧堂本《九成宫》用重墨椎拓，拓纸似为白麻纸或麻布纹纸，但因年代久远而无法完全确定。亦难以确定是否为南宋原裱。从印本上看，此帖首开至末开，通体墨色一致。而且绝大多数的剪裱缝线均用重墨填涂，工艺非常精湛。全帖诚如王壮弘先生在评价重墨宋拓时所说：“沉静黝黑，锋棱毕露。”而且神采依然。吴湖帆在帖内有三处题跋：（一）第十一开“激扬清波”上端处：“‘清波’之波字纸破。”（二）第十六开“词”字下金粉题跋：“‘栉风沐雨’之栉字未损，为宋拓之证。四欧堂宝藏之一。”（三）第二十开“我”字上端处：“‘我’右下角纸破碎。”栉字未损是《九成宫》是否为宋拓本的重要考据点之一，但“波”和“我”二字从未成为过考据点。吴湖帆不知何故要特别指出？四欧堂本《九成宫》中也有许多因纸破而字残情况，为什么他就不一一注明？存疑待考。 吴湖帆是一九二四年（甲子）从苏州移居上海嵩山路时，在友人处见到此本《九成宫》。此前他已藏有宋拓宋芝山本，因损字多于此本八九字，遂以家藏“商戈周彝”易归。在顾音海、佘彦焱著《吴湖帆的艺术世界》（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五章《收藏》中，有一段引自《四欧堂碑刻拓本》题跋文字云： 从上述文字中可知：吴湖帆除藏有《四欧宝笈》中的《九成宫》，即乾隆内府藏本外；还有其外祖沈树镛（韵初）旧藏本，即后归四川中江人李鸿裔（号苏邻，1831—1885）藏本；再加之潘静淑在四欧堂本帖前所题中的明人“宋芝山本”，则吴湖帆藏有三种宋拓《九成宫》？沈树镛《郑斋金石题跋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中无《九成宫》著录文字。《吴湖帆的艺术世界》中的文字，在《吴湖帆文稿》（中国美院出版社2004年）中亦未见。但《四欧宝笈》本《九成宫》帖两条题签中，有一条王同愈所写题签：“宋搨九成宫醴泉铭。中江李氏旧藏薛虞卿本。乙丑九月栩缘题。”乙丑是1925年。这不禁令人大惑不解：怎么李鸿裔藏本上的题签，会出现在乾隆内府藏本上？吴湖帆将此题签贴于此处又有何用意？ 四欧堂本《九成宫》首开和末开上钤有椭圆朱文印“乾隆御览之宝”，此乃真印无疑。但首开右下白文方印“懋勤殿鉴定章”的真伪，则无法确定。帖末左边白裱纸上依次钤有七方印章，其中最后三印：白文方印“韩逢禧印”、白文墨印“逢禧”、朱文长方印“韩逢禧书画印”。此是晚明苏州著名收藏家韩世能（1528—1598）之子韩逢禧（1578—1653）三方真印。其中墨色印“逢禧”，说明其钤印时在服丧守孝期间。但因帖后有薛明益（虞卿）万历癸丑（1613）仲夏一段题跋，近人遂将之定为“薛明益藏本”。但细读薛氏跋文，则其中未见有其收藏过此帖的信息；全帖中也无薛氏鉴藏印。如果无法确定四欧堂本《九成宫》末开上钤有七印之裱纸，是从他处移套而来（俗称“搬山头”），则四欧堂本《九成宫》应定为“韩逢禧藏本”，或是晚明“韩氏家族藏本”。书画、碑帖、古籍非常讲究“出身”。而在明清鉴藏史上，薛明益其人与“南阳韩氏”有着霄壤之别。张丑为韩世能所撰《南阳法书表》和《南阳名画表》，即为史实明证。但为什么罗振玉、王同愈、吴湖帆、褚德彝等鉴赏大家，居然对韩逢禧三印会“视而不见”？真令人匪夷所思也。
《化度寺》三记 （一）关于王孟扬 四欧堂本《化度寺》，唐石原拓，传世孤本，堪称《四欧宝笈》之冠。高仿本印得非常精彩，令人过目难忘。而且其中的考据点、题跋、观款、印章等均包含有许多可以研究的信息，所以值得仔细的鉴赏和考鉴。比如在鉴藏印章方面，帖中王同愈题签、吴湖帆题跋，仲威先生的《善本碑帖过眼录》、《中国碑帖鉴别图录》二书，以及《四欧宝笈·出版说明》，皆言此帖最早为明初“王孟阳”所藏。遂为“信史”，几无人疑。其实上述诸人皆误，应当予以纠正。 在《化度寺》高仿真印本中，见帖内第三开、第五开、第十开中有白文方印“孟扬之章”；其中第十开（末开）还有白文方印“王偁”。另外，第五开、第七开、第九开有白文方印“玉堂之□”（末字不辨），玉堂是翰林院别称和雅称。在几方印中，末开上“孟扬之章”最为清晰。我由此怀疑原来“王孟陽”当是“王孟揚”之误，再与同开“王偁”印结合看，两印印色一致，当为同时代所钤。即判断“王孟揚”与“王偁”应是同一人。而在帖后翁方纲长跋中亦云：“帖内有王偁孟扬印，孟扬明初人。” 我遂翻检寒斋藏书：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郑方坤《全闽诗话》、陈田《明诗纪事》、潘介祉《明诗人小传稿》，以及《明史》等。其中《列朝诗集小传》关于王孟扬的文字最为详尽，终于解开了王氏的大致生平。 王偁（1370—1415），字孟扬，又字密斋。祖籍山东东阿。其父亲王翰在元代时被荐为潮州路总管，赐姓唐兀氏。元末动乱时避居福建永福（今永泰县）山中，为黄冠（道士）十年。明初被徵用，但耻事二姓，自引决死。永乐初年，王偁被朱棣近臣举荐聘用入京，颇受器重。授国史院（翰林院）检讨、《永乐大典》副总裁等。期间曾随英国公张辅远征交祉（今越南）。在远征交祉时，与解缙（大绅）交好。因解缙被人诬告秘谒私见皇太子，永乐帝震怒，遂下诏入狱。永乐十三年（1415）解缙被埋积于雪中而死。凡与解缙有交往之人，皆被御定为“解党”，多下狱瘐死。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云：“孟扬才力器蕴，与大绅略相类，两人者最相得，交相推许，亦竟同祸。孟扬在狱中，为自述诔，而极力以呼天下之辞，至今读之者，犹为陨涕，悲夫。”王孟扬是著名诗人，有《虚舟集》五卷。书法师宗苏东坡。王孟扬《永乐大典》副总裁的学术地位，似与《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等人相近。 四欧堂本《化度寺》的别称颇多：唐刻（石）原拓本、王孟阳藏本、陈崇本藏本、成亲王藏本、诒晋斋藏本、潘氏攀古楼藏本等。我认为今后就定一个正式名称——“明初王孟扬藏本”。
（二）流传小记 仲威先生在《善本碑帖过眼录》之《四欧宝笈》中说：“此册（即《化度寺》）明初为王偁（孟阳）所藏，清代经陈崇本、成亲王（皇十一子永瑆）、荣郡王（皇三孙绵亿）、奕绘（荣郡王之子）、沈树镛、潘祖荫等人递藏，民国间转归吴湖帆四欧堂。”（《书法丛刊》2012年第6期）。 四欧堂本《化度寺》全帖中除吴湖帆、潘静淑夫妇的鉴藏印外，还分别有：王孟扬（王偁、孟扬之章、玉堂之□）、陈崇本（崇本审定、臣崇本印）、翁方纲（翁方纲）、王澍（王澍之印、澍、天官大夫）、永瑆（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臣瑆）、绵亿（荣郡王、南韵斋印、皇三孙荣郡王南韵斋图书记）、奕绘（奕绘、观古斋、奕绘子子孙孙？、观古斋鉴赏书画记）、英龢（英龢私印、煦斋）、杨绍和（杨绍和鉴定）、沈树镛（松江沈树镛郑斋收藏印、郑斋所得金石拓墨印）、潘祖荫（吴潘祖荫章、金石录十卷人家）、罗振玉（罗振玉印）。但尚有几方印一时难以确认归属：静斋藏书、祭酒之印、挹翠堂、翠林山房。上述诸人中翁方纲、王澍、罗振玉三人未收藏过此册《化度寺》，他们所钤是鉴赏印。但不排除其中英龢、杨绍和二人曾经收藏过此册《化度寺》。 此册《化度寺》从明永乐年间王孟扬至清乾隆年间陈崇本的约三百余年递藏不详，自陈氏起递藏情况基本清晰。陈崇本字伯恭，河南商丘人。乾隆四十年（1775）二甲十二名进士，官至宗人府府丞。著名金石书法鉴藏家。生卒年不详，但据沈津《翁方纲年谱》可知其嘉庆元年（1796）尚在世。与翁方纲是金石鉴赏同道至交，情谊甚深。此册《化度寺》后翁方纲跋记即是为其所写。成亲王永瑆（1752—1823）于癸亥（嘉庆八年，1803）秋“以百金易此”；但永瑆跋文中云：“商丘陈伯恭编修昔收藏甚富，几埒牧仲（即清初宋荦），今皆不能有，惟存定武八阔九修本（即定武《兰亭》）及此帖耳。癸亥秋，余以百金易此，欲朝夕临学之。”因为无法确定陈崇本卒年，所以也无法肯定永瑆是从其手中购藏。嘉庆十三年初，永瑆又购得吴荣光（荷屋）“原石本”，遂将此帖赐于侄子绵亿（1764—1815）。绵亿之后又归其长子奕绘（1799—1838）。 但奕绘之后不可能直接为沈树镛（1832—1873）收藏，一是在奕绘卒时，沈氏只有六岁；二是此册帖前有沈氏题签署年“乙丑十二月书于宣南寓斋”。乙丑是同治四年（1865），时奕绘离世已二十七年。则在期间可能曾经过英龢（1771—1840）和杨绍和（1830—1875）两人先后递藏。索绰络·英龢是乾、嘉、道三朝重臣，也是鉴赏家和书法家。杨绍和是同治四年进士，官至太史侍郎。杨家有藏书楼曰“海源阁”，藏书达二十万余卷，是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其父杨以增（1787—1856）是海源阁第一代主人。所以可推断：在奕绘之后，《化度寺》完全有可能曾为英龢、杨绍和收藏过；或至少被其中一人收藏过。在同治四年时归沈树镛；后又归潘祖荫（1830—1890）收藏。根据帖前吴熙载（让之）题签署年推测，此帖归潘祖荫的年月或是在同治六年（1867）八月。 四欧堂本《化度寺》在清代以后大致流传经过是：陈崇本—→永瑆—→绵亿—→奕绘—→英龢—→（或）杨绍和—→沈树镛—→潘祖荫—→吴湖帆、潘静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图书馆。 但在陈崇本之前应该还有人收藏过，那方“祭酒之印”，或许还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信息。在此唯有存疑待考。此册《化度寺》曾先后为吴湖帆外祖父（沈树镛）和潘静淑伯父（潘祖荫）递藏，最后庋藏于吴、潘四欧堂，而冥冥之中似乎早已前世缘定。真可谓是近代鉴藏史上少有的佳话和奇事也。
（三）敦煌本《化度寺》 说到四欧堂本《化度寺》，就不得不说到敦煌本《化度寺》。敦煌残本前一、二页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另十页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十二页共存236字。1923年罗振玉曾根据伯希和提供的照片影印出版，但此影本中有多字失真。罗氏后来将四欧堂本与敦煌本作比较后认为：两本同出一石，四欧堂本是唐石宋拓之足本，而敦煌本则是唐石残本；其他传世之本皆为宋翻刻宋拓本。但只要稍作比较即可发现，两本根本就不是同一石。其中最为明显的“化”字和“属”字的不同，几乎一目了然，不知雪堂何以会如此“走眼”？亦或是慑于敦煌本的石室封闭年代（北宋景祐初年）所致？吴湖帆也因敦煌本年代而“纠结”不已，遂认为四欧堂本与敦煌本悉同，当皆是真本无疑。竟将“化”字涂描成与敦煌本“化”字相同。 1984年，王壮弘在《书法》杂志上发表《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一文，认为敦煌本实是翻刻本，四欧堂本为唐石宋前孤拓本。他此前在《增补〈校碑随笔〉》中也有同样的观点。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亦明确定敦煌本：“拓本在断处多涂墨，石已断，字肥清晰，字呆板，但刻本多与南韵斋本（即四欧堂本）书体和（合），定其为宋重刻，或唐末五代重刻。”故定敦煌本为翻刻本已成定谳。199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施安昌发表了《〈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敦煌本、王孟扬本校碑纪事》一文；又先后于1993年和1995年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伦敦大英博物馆看到敦煌本原物后，再发表了《敦煌石室发现的四种碑刻古拓》和《〈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敦煌本补记》两文，再次认为敦煌本是唐初拓本：“此本为断石本，故可证明刻石断裂也在初唐。既然拓于立石后不久，又是断石本，那么就绝无翻刻本的道理了。”因为施先生看到过原物，所以他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施先生的论点多为推测，他也没有推翻四欧堂本为原石拓本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讲，施先生的论点似乎又重回到了罗振玉的时代，而且结论也有些“跳跃式”。但如果敦煌本确是唐初拓本，则四欧堂本就断非唐石宋拓本。因为这两个拓本根本就不是同一石刻本。 2007年，仲威在《收藏家》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化度寺〉塔铭传世藏本考》一文，详论了七种传世《化度寺》拓本的前世今生，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全面对《化度寺》拓本的予以总结性的文章。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四欧堂本与敦煌本校勘结果》一节尤为重要。在此章节中，仲先生将敦煌本与四欧堂本共有的二十一字：化、度、率、令、憑、禀、研、之、影、俗、氏、虢、祖、宪、荆、太、擢、宗等，作了一份校勘表。他认为“敦煌本存在诸多点画生硬呆滞之字，如：今、之、文、史、故、泰等字，或捺画僵硬，或笔力软弱，或长短不类，或撇捺不称。结论已经可以不言而喻了，众所周知，欧阳询的楷书在唐楷中以讲究结体著称，但细观敦煌本，字与行的重心多不稳。明显倾斜的情况屡见不鲜。此外，敦煌本最大的马脚露在‘擢秀华宗’之‘宗’上，‘宗’字‘示’部下钩及左点缺刻，而四欧堂本‘宗’字正处原石断裂纹上，‘示’部下钩及左点泐损。由此可见，敦煌本翻刻的底本正与四欧堂本相类。” 关于“虢”字避讳问题，施安昌认为敦煌本中“虢”字：“都被人用墨涂去。原因是初唐避讳，李世民祖父名虎。由此证明拓本是唐初从原石拓下来的，不会是后来翻刻本。”而仲威则认为：“其实‘虢’字避讳，虽起于初唐，但中晚唐仍有避‘虎’字讳的情况，如《开成石经》中就避‘虎’讳。唐代翻刻唐碑的例子并不鲜见，宋前出现《化度寺》翻刻本完全可能。”四欧堂本中“虢”和“號”字皆因有泐损，故无法确定“虎”字是否缺笔避讳。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中有云：“碑文避讳之例，汉人最宽，宋人最谨。唐人避讳虽严，远不若宋。”陈垣先生《史讳举例》第七十六《唐讳例》中亦云：“唐时避讳之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则甚盛。武德九年，有‘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之令。”也就是说，唐时虽有避讳之法，但法令较宽。只要是不联名字者，也可以不避讳。如“李虎”或“（李）世民”两字连为名字则须避讳，反之，则不须避。故《化度寺》中“虢”和“號”中“虎”字不避讳或不缺笔，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仅就敦煌本“虢”字涂墨，即定为唐初原石拓本，此说似难以成立。在避讳方面，也有后人不知前代避讳原委而妄增改例者。可参阅《史讳举例》第七章《避讳学之利用》，此不赘述。 施安昌认为敦煌本比四欧堂本多出“至”、“僧”、“藩”数字，故敦煌本优于四欧堂本。其实并非如此。四欧堂本第二开“至”字旁，吴湖帆有旁注：“至字上半蠹残，非石泐。”第三开“虢”旁边有旁注：“‘藩维蔡伯喈云虢’七字，纸墨伤敝，经前人随意描填，大失神魂。”此或说明施先生可能并未见到过四欧堂本原物。四欧堂本中有吴氏六段旁注，其中包括著名的“化”字旁注：“化度二字经前人描过，校唐拓残字有失。” 王壮弘、张彦生、仲威三人都未见到过敦煌本原物，而唯有施安昌一人见到过敦煌本原物。但为什么施先生会出现某些认识“偏差”？或可能是他忽略了从欧阳询书体结构的本身去予以研判吧？现在四欧堂本精印高仿真本已经出版，而敦煌本的高清晰电子版图片也随处可见，日本书学院也有影印本出版。两者孰优孰劣，孰是原刻，孰是翻刻，大多数碑帖爱好者应该已可作大致的判断了。以我之拙眼而论：四欧堂本与敦煌本似有官摹本与民摹本之别也。我有时不禁因此推测——敦煌本会不会是唐末或五代，民间坊肆翻刻和在市场上流通的习字之帖？ 《四欧宝笈》四画记 吴湖帆三十岁左右（1930年前）的绘画作品存世极少。《四欧宝笈》每帖册首均有吴湖帆所作的一幅山水小品，分别作于1925年至1927年间。画上的题跋也多与该碑帖有关，既是鉴赏和研究该碑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可从中窥视到吴湖帆早年绘画的风格。吴湖帆一生收藏古碑帖孤本和名品约六七十种，但特意在碑帖册首作纪事画则绝无仅有。吴湖帆是一个爱古入髓的鉴藏家和大玩家，他对哪些自己珍爱的铭心绝品，会不计工费地进行重新的装帧或包装，从而也大大的提升了藏品的文化附加值。当我们今天在鉴赏《四欧宝笈》时，阅读着碑帖上的那些题签、题跋、绘画、印鉴，其实也等于还原了一件碑帖的收藏史和鉴赏史。 【宋拓皇甫诞碑】《四欧堂校碑图》（33厘米X24.5厘米。淡设色纸本） 元王叔明作画最姿肆雄迈，其用笔与率更皇甫碑相同。今图校碑图于宋本皇甫诞碑册首，为仿叔明笔意。时乙丑秋九月。吴湖帆。 白文方印：静淑心赏；朱文方印：吴万。 乙丑即一九二五年。这是一幅仿元人王蒙山水的小品，长披麻皴技法娴熟异常。群松草堂，构图精湛。松树林中，吴湖帆独坐在茅庐窗前校碑。松涛、鸟语、溪声，令众山皆响。此图当是《四欧宝笈》四画中最佳之作。晚明大书家王铎尝云：“书画事须深山中，松涛云影中挥洒，乃为愉快，安得可乎？”前辈风流，宛然照人。 【宋拓九成宫】《九成宫》（31厘米X25厘米。设色纸本） 宋拓醴泉铭栉字未损本，乾隆御赏品也。丙寅收入吾家，为四欧堂镇宝之一。盖率更诸碑传世，九成宫铭复刻最多。如此册之剑斫披荆，精彩奕奕，堪称宋拓原石中仅见者。爰仿李迪笔意作图于前，以志欣快。吴湖帆。 白文方印：丑簃长寿。 丙寅即一九二六年。《九成宫》是吴湖帆一九二四年（甲子）从苏州移居上海嵩山路时在友人处所见到，是清宫内府旧藏，遂以家藏祖传“商戈周彝”易归。后来请罗振玉隶书题帖名。 《九成宫》图是“仿李迪笔意”，工笔设色界画。李迪是以工笔花鸟而著名的画家，虽有《风雨归牧图》一类的山水小景画，但未见其有此类界画作品传世。《九成宫》图描绘的是想象中的九成宫西部西海湖水榭楼阁之景。像这类精湛的工笔界画，在吴湖帆山水画中极为少见，或是仅此一帧。 【宋拓化度寺碑】《勘碑图》（32厘米X24厘米。设色纸本） 吾家化度寺碑王孟扬本，翁覃溪先生题为宋翻宋拓本。余曾以敦煌唐拓残字影本校之，剥蚀悉合，纤毫无失，可证翁氏之讹。丙寅夏，上虞罗叔言丈南旋顾余四欧堂，勘赏竟日，叹为海内第一宋拓唐石真本。因作勘碑图于册端，志石墨盛事也。吴湖帆并记。 白文方印：静淑心赏；朱文方印：吴万。朱文长方印：嵩山草堂。 丙寅即一九二六年。《化度寺》册后有罗振玉（字叔言、叔蕴）五月九日一跋；已巳（一九二九年）三月廿七日长跋。又罗振玉甲子（一九二四年）影印敦煌本序记二页。罗振玉是第一个鉴定四欧堂本《化度寺》为“原石足拓”之人，所以吴湖帆对之颇为“感激”。传吴还以四百大洋的笔润请罗氏作跋（已巳年跋）。实罗氏看欧碑的眼力与翁方纲不可比，但因敦煌本是其首次在国内影印出版，故俨然是当年鉴定《化度寺》“第一人”。 《勘碑图》中古松、草堂、湖石、蕉竹等有明显沈周绘画风格，逸笔草草，古雅风韵，诚为石墨佳话。草堂窗前几案旁，吴湖帆与罗振玉正在勘碑。其实吴、罗两人交往极少，因罗晚年主要生活在旅顺、天津、长春等。丙寅勘碑可能是两人交往的唯一一次相遇。罗号“贞松老人”，所以吴湖帆在《勘碑图》画了两棵古松，或有寓意指代也。 【宋拓虞恭公碑】《四欧堂读碑图》（31厘米X24厘米。墨笔纸本） 率更书传世丰碑，仅温公、明公、九成三种。明公、九成二碑至今文字粗全，惟温公碑损坏最早，旧拓至难得，且无完本。此宋拓本昔为陆谨庭松下清斋物，翁学士题云：“神明涣然，足以轶九成而配化度。”洵非虚语。罗叔蕴师傅谓：“内府藏本正与此同。”可知此为海内有数本之。余与宋拓化度寺邕师塔铭、宋拓九成宫铭、宋拓皇甫明公碑同贮，颜曰四欧堂。丁卯三月作图册首志盛。吴湖帆。 白文方印：静淑心赏；朱文方印：吴万。 丁卯即一九二七年。《四欧堂读碑图》纯用浓淡墨笔，有元人笔墨韵致。近处坡石用了倪瓒的折叠皴。平林漠漠，庭院寂寂。篱栏外竹影婆娑，远山一抹。春风岚气，远于尘情。古松大树之下的四欧堂中，吴湖帆独坐读碑。此图或是将四欧堂比拟为同乡前辈陆恭（谨庭）的松下清斋。碑帖鉴赏当须“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蜜，酝酿良久，变化纵横，自有成效”（康有为语）。
上海图书馆藏 《翰墨瑰宝》特辑《四欧宝笈》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我在两三年前就已知道吴湖帆旧藏《四欧宝笈》将出版的消息，最近作为《翰墨瑰宝》特辑终于上市。《四欧宝笈》书价一万元，限量编号珍藏版500套。原尺寸高仿真六色精印，堪称“下真迹一等”，也是近年高端碑帖图书中的极品。5月19日下午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图书公司特别邀请上海图书馆陈先行、仲威两先生，在福州路上海古籍书店六楼多功能厅作一场“《四欧宝笈》的故事”的专题讲座，并举行首发式。因我已预订了一套《四欧宝笈》，19日下午就前去旁听了此次讲座。 在讲座开始之前，主办方工作人员拿来一套未拆封的《四欧宝笈》让大家观赏。在未打开纸箱前，一位女工作人员与大家聊起了书价问题，她说网上有议论定价偏高。我对她说：“价格永远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标的，而且因人而异。此套书应该值这个价。”一旁的陈先行先生也半开玩笑说：“这套书留到孙子辈就会体现它的价值了。看看那些民国年间出版的碑帖印本，现在是什么价格？”陈先生是远离市场的学者，他能够说出此话确非信口开河。据说目前《四欧宝笈》的门市销售情况颇好，上市第一天就售出两套，另还有几套已有人预付了定金。我问了身旁的仲威先生：“你的那本《善本碑帖过眼录》什么时候出版？”他说：“四月底已经印好了。16开本。书价约在二百元左右。原本在今年春节之后就要上市的，但因为印刷时将几处页码弄错了，所以只能重新返工装订。”
当工作人员在讲台上打开金丝楠木帖箱中的《四欧宝笈》后，先抱歉说明只能拆封其中一种。他问大家想看哪种？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看《化度寺》！”当大家在看到后，都有眼睛一亮之感，的确是“下真迹一等”，众人争先恐后地拍照和翻看。册后许多名家题跋都是第一次见到，而且还有敦煌本《化度寺》残页印本。该套珍藏证书编号081（我预订一套的编号是095），有上海图书馆馆长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两人的签名和印章。帖面以锦缎彩印花纹四周嵌木条。由于匆匆粗看，许多细节无法详鉴。总体感觉已经做到原色原墨，在局部方面似与原物还稍有些差异。但此本《化度寺》原本在品相上就有瑕疵。碑帖要想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必要出版一些顶级的高端产品。而《四欧宝笈》已经成为了当今古碑帖印本中的一个“标杆”性的经典产品，对弘扬古碑帖文化可谓功德无量。 出版说明和珍藏证书 《虞恭公碑》锦缎帖面
我其实对《化度寺》的考据点和“前世今生”早已烂熟于心，但初次见到它的“下真迹一等”时仍稍有些激动。我研究吴湖帆，因此对他的旧藏也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感。在场的观赏者中，除了仲威和陈先行等少数几人之外，可能再无人会比我对《四欧宝笈》更为了解了吧？当我在翻看《化度寺》时，旁边有一位年轻女士也在俯身认真观赏，我不禁笑着问她：“看得懂吗？”她含羞答：“这个要慢慢看，应该能够看懂。”我莞尔道：“碑帖不是慢慢看就能看得懂的。它要与各种不同的拓本进行比较后，或许才能看得懂。”本次听讲座的人数约有四五十人。后来知道有几位活跃于“书法江湖网”的上海碑帖爱好者也在现场，如田君、赵君等，都是“骨灰级”的新旧碑帖玩家。他们对高精新印古碑帖或书法的印刷工艺和技术指标等均有相当深的研究。 陈先行首先开讲，他主要从高仿真《四欧宝笈》的意义、古碑帖的文献价值、金石学的学术意义三个方面进行讲谈。无讲稿侃侃而谈，其中还穿插一些古籍鉴定领域里的掌故秘辛。他说：碑帖、古籍不像书画那样，随便什么人对可以发表几句议论。而只有那些有专业知识的文化人，才能够懂得它们的价值。碑帖欣赏是一门小众化的行为，目前的状况还不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图书馆中收藏的碑帖，没有提供给大众观赏的客观条件。而本次《四欧宝笈》的高仿真出版，也是为了弥补某些缺撼之举。碑帖的高端复制本与普及性质的印刷本，不可同日而语。他推荐两本碑帖鉴赏的重要工具书：方若、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和仲威《中国碑帖鉴别图录》。但两书仅限于宋以前的碑拓，没有唐代以后的碑拓。目前的鉴藏界，没有足够重视元明清墓志的研究和利用。墓志其实比传记文字要可靠。陈先生的讲座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此次是因身体不适而抱恙前来，令人感动。他是顾廷龙和潘景郑的弟子，也是当今上海古籍目录学界的“大佬”级人物，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古籍版本鉴定委员。但他一直远离市场，虽然也偶尔为私人收藏的善本古籍写题跋，却尽最大可能避免有溢美之辞。他说在此领域里，自己充当的是“裁判员”，所以绝对不能参与其中。我久闻陈先生大名，今日是初见真容。
陈先行（左）和仲威
仲威主要讲谈《四欧宝笈》的一些概况和基础知识，重点是简单讲述《化度寺》的“前世今生”。这在他的《善本碑帖过眼录》中（见《书法丛刊》2012年第六期）已有详述。他说原来曾设想将《四欧宝笈》做成四万元一套，用扬州出土的古代金丝楠木做帖箱，但后来因考虑到其他原因而未能实现。他说将来看情况再准备考虑出版普及本。但有一个基本的常识：高端碑帖精印本与学习书法的普及印本不属于同一个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高端精印本是以鉴赏为第一要义；普及印本是以实用为第一要义，两者的功能和定位不可混淆。 《四欧宝笈》究竟是吴湖帆在上世纪五十末，还是六十年代初卖给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因为原始档案今藏上海文管会，所以一时尚难完全确定。而王壮弘在《崇善楼笔记》中的《四欧堂》一文中说他1960年曾在四欧堂中看到过《四欧宝笈》，并说“《化度寺》后归上海博物馆。今四欧皆归上海图书馆”。当年吴湖帆以二万元价格将《四欧宝笈》售于上海文管会，而在当时的三千元，可以在上海市中心地段买到一栋带天井和前后厢房的二层楼石库门住宅。而吴湖帆收藏的存世孤本《许真人井铭》，当年上海文管会的购价也仅为七百元。仲威将《四欧宝笈》鉴定为：《化度寺》（海内原拓孤本）传世第一本；《九成宫》（南宋早期拓本）传世第三本；《皇甫诞》（北宋晚期拓本）传世第二本；《虞恭公》（南宋拓本）传世第二本。它们都是传世碑帖中“金字塔尖”式的国宝级文物。但《四欧宝笈》的这个名次“排行榜”，似乎有待商榷。因为除《化度寺》外，其他三本碑帖的排名，颇有置疑之声。
仲威说他自己通过二十年时间才对《四欧宝笈》有了大的转变，如果要详细讲述其中的经过，恐怕几天几夜都讲不完。但关于《化度寺》中涂描过的第一个“化”字的“匕”部“穿鼻”问题，仲威仅是简单提及，没有展开讲述。我也曾查检过存世的欧字中，所有的“化”字的“匕”部都不“穿鼻”。那为什么《四欧宝笈》中的”化“字会“穿鼻”？欧字素以结构严谨著称，他不太可能会无缘无故地改变字体和字划。这也是《四欧宝笈》本《化度寺》一个较大的存疑之处。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四欧宝笈》本《化度寺》或许也是翻刻本。但在目前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将《四欧宝笈》本《化度寺》定为“原拓孤本”，应当可以接受。碑帖鉴藏家叶昌炽《语石》中尝云：“校书如几尘落叶，愈埽愈纷。释碑之难，又视校书为倍蓰。”碑帖鉴定真的很难，风险太高，所以它才会有“黑老虎”之称。 在古今的碑帖鉴藏家中，如果能够收藏《四欧宝笈》中的任何一种，已是千年一遇的奇迹。而吴湖帆一人居然收藏了四种，简直可以说是碑帖鉴藏史上“奇迹中的奇迹”。像吴湖帆这样的大鉴藏家，以后将永远都不会再有了。而他晚年的命运竟是如此的凄惨，当他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出卖自己心爱的藏品时，真不知会作何感慨。他会不会想到过这句诗——“聚散总无常，离情长悲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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