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大屠杀是指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新加坡后针对当地华人有系统的种族清洗。新加坡沦陷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和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他们在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因为侦查的时候没有记录的关系，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伤亡人数。但是日本和南洋两方都有不同的总数，日本的官方数字是5000，可是新加坡华社给出的数字是10万。战后的审讯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约25000至50000左右。 新加坡日治时期是指日本统治新加坡的时期，由1942年2月15日英国殖民地政府投降起，至1945年9月12日在政府大厦举行日军投降仪式为止。日占时期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日军尤其是宪兵队对当地的华人做出了诸多暴行。为了报复新加坡华人之前支持中国抗日和新加坡的义勇军，日军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进行了大检证又称肃清。最后日方抓走了几万人，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人民开始有了政治觉醒，这次的沦陷让新加坡人开始相信要靠自己保卫这片土地，间接促成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走上独立的道路。 1941年底，日本占领马来半岛后，开始准备入侵新加坡。新加坡当时和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区域一样，也是英国殖民地，驻有英国军队，不过新加坡当地居民以华侨为主。面对日本的即将入侵，新加坡华人积极开展准备活动。一些华人组织的“华侨抗日义勇军”成立后，正式成员人数达到数千，包括党员、工人、学生在内的新加坡各地人民。12月30日，新加坡华侨的各派人士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对“华侨抗日义勇军”的抗日行动进行资助。 1942年2月1日，日本开始进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白思华随后宣布新加坡攻防战开始，并决定防守前线，驻新加坡的英军开始与日军交战。与此同时，2月8日，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队员，在“保卫星洲”的口号下，由马来亚共产党党员林江石率领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当时的英军宣布新加坡的“华侨抗日义勇军”将是隶属于马来半岛英军司令部的“星华义勇军”，待遇和不列颠印度军队以及英属澳洲军队一律平等。 势单力孤 在新加坡的很多地方，例如裕廊前线、巴西班让沿海防线、武吉知马沿海海岸等地，义勇军都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激战，曾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而义勇军队员也有很大伤亡。但英国由于以保卫遭受法西斯同盟德国侵略的本土为主，除1月下旬曾有少量从马半岛退守的援军抵达新加坡外，并没有向驻新加坡的英军提供其它任何实质上的军事援助，造成防守新加坡的力量势单力孤。再加上由于训练和装备等问题，新加坡英军节节败退。 在多次败于日军后，英军总司令部决定投降。由于此时“星华义勇军”仍在继续抗日，英军总司令部在投降后于2月13日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2月15日，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在武吉知马的福特汽车厂亲自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正式将新加坡的主权交给日本，高达12万人的英军全部被俘。部份被俘虏的英国士兵，被遣送至当时也是日本领土的台湾，在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设立的金瓜石战俘营，强制进行采矿等工作。 英军投降 英军白思华中将和山下奉文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白思华中将(Lt. Gen. Arthur Ernest Percival)在1942年2月15日，农历新年（春节），向大日本帝国陆军的陆军大将山下奉文投降。约130000个印度、澳洲和英国士兵成为战俘，当中许多遭遣送到缅甸、日本、朝鲜、满洲国修盖铁路。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日军将领“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将之改名为昭南岛（意指南方光明之岛，或昭和天皇在南洋获取的领土）。在行政上，新加坡则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为“昭南特别市”。因此，新加坡日治时期也被称为昭南时代，并由大达茂雄担任第一任昭南特别市市长，内藤宽一是第二任市长（也是最后一任）。 星华义勇军 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后，由于新加坡保卫战中“星华义勇军”坚持抗日，再加上此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例如新加坡的南洋机工曾在中国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往滇缅公路服役，与中国国内机工共同抗日等），日军对新加坡抗日的华人进行了许多报复和整肃，尤其是杀害了许多义勇军队员，约五万人遇难。新加坡人民的保卫战在日本的猛烈攻击下最终失败了，一共坚持了八天。不过，随后一些义勇军成员开始了游击战术，将抗日行动一直持续了下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抗日力量也对新加坡的抗日力量进行过大量援助。 日军勒索华侨 当时日军还勒索南洋华侨，要华侨交出五千万元俸纳金。山下奉文当时给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日本人成立了南洋华侨协会，要七十多岁的华侨长老林文庆博士担任会长，并要他以协会的名义去筹钱。新加坡要负责一千万元。 林文庆先生 林文庆已是72岁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后，急需利用一些社会上有名望的领袖人物来为其服务，而当时公认的华侨领袖如陈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销声匿迹。于是年逾古稀的林文庆在劫难逃，被迫出面组织了“华侨协会”，并筹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献给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作为愿对日本的军事统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种表示。 林文庆被迫无奈，受尽煎熬。但他也利用“协会”及其“会长”身份，营救了一些爱国华侨。如“南侨总会”财政李振殿被日本宪兵拘捕后，就是由林文庆签具保证书而获释的。据当时在“华侨协会”当秘书的陈育嵩回忆，当李振殿被保释出来时，日宪兵队长水摩指着林文庆对他说：“呶！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谢！”李当即跪下去，林文庆不知所措，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相对无言，老泪横流。又如古晋侨领黄庆昌等被日本水上宪兵拘捕，也是由“华侨协会”出面保释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当局豁免对他的谴责。 物资短缺 由於资源严重缺乏，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於是，日本军政府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木薯、番薯、香蕉等农作物。同时，政府也发行新的军用票（俗称「香蕉票」），使其与殖民地时代的叻币同值使用。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可换2380元军用票。 屠杀 在1941年12月到1942年2月，日军侵略军发动了马来新加坡战役。在抵抗作战中，最为勇敢就是马来人民抗日军。这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由华侨组成的抗日武装，有两个旅，大约4000人。他们在金马士(Gemas)重创了日军25军战车第一联队以及安藤支队。南洋的华侨们为祖国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出钱出人支援祖国的抗战，不管是亲共的陈嘉庚先生还是亲国的胡文虎先生，他们都是为了祖国不受日寇蹂躏。当时的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不是有华侨的支援，早就解决中国问题了。这就是新加坡大屠杀的思想根源。 随着2月15日英军乞降，新加坡沦陷。马来新加坡战役以日军的完全胜利而结束。日军占领新加坡几天后便出示一份布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岁至50岁华人男子到四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但是到了集中地点等待着华人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变节分子的对所谓“反日分子”的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赴海边，惨遭重机枪扫射。到后来为了节约子弹，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推到海里。 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种种花样令人发指。多年来，对于日本修改教科书、派兵海外维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频频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韩国一样，总是予以密切关注乃至谴责。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曾经遭受日本的野蛮侵略，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尤其是新加坡，由于经历过日军的大“检证”、大屠杀，所罹受的伤害更深，反应也更加强烈。 都有哪些人被杀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日本军部早就对星洲华人欲除之而后快。占领新加坡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要求全岛日军在三天把人员肃清。 1946年4月27日在新加坡漳宜海滩，日本军官福莱中将被枪决。福莱曾任马来亚战俘收容所的司令官，也曾参与“检证”的工作。 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种种花样令人发指。 多年来，对于日本修改教科书、派兵海外维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频频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韩国一样，总是予以密切关注乃至谴责。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曾经遭受日本的野蛮侵略，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尤其是新加坡，由于经历过日军的大“检证”、大屠杀，所罹受的伤害更深，反应也更加强烈。 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占英属殖民地新加坡。这里华侨人口密集，是南洋华侨抗日运动的中心，陈嘉庚领导的“南侨筹赈总会”仅抗日义捐一项便发动八百万东南亚华侨为祖国筹集了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巨额外汇。此时，落入虎口的新加坡华侨由于先前曾大力援助中国抗日，又刚刚组织义勇军进行过英勇的抵抗，因而遭到日寇的忌恨和疯狂报复。 日军接管新加坡三天后，司令官山下奉文便命令部下“为方便以后的统治，必须尽速肃清抗日华人”，并要求在三天之内完成。按计划，大约有5万名华侨在屠杀之列，这是根据日侨提供的《华侨抗日名册》决定的。“检证”的对象主要包括：华侨筹赈会中的活跃分子、捐款给筹赈会的富人、陈嘉庚的追随者、学校校长、教员和律师、海南人、抗战期间来新的华人、文身者、义勇军战士、亲英人士、拥有武器者。 从2月19日起，日军即下令所有几十万华人分区集中到几百处场所“检证”。华侨通常被要求自带几天干粮前往指定地点等候。他们拥挤在一处睡卧不得，连日饱受日晒风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检之时，便须连过几关台湾线人和日军官兵的审查和盘问。由于“检证”匆忙，日军并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计划来，所以实际执行时标准各异，各区军官完全随个人的好恶行事。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检证”点则专门拘捕戴眼镜者。不幸被“检证”出来的，即被卡车拉往郊外集中处死；侥幸过关的，则身上盖一“检”字放回。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其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杀人花样令人发指。据回忆那几天新加坡全城妇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风，可能是上天有感应吧！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侨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并有大量遗骸被发掘出来。 关于被日军“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在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上述数目，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掩盖罪行。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坚持说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认曾经大规模杀害过华人。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无论侵略者怎样掩盖真相，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而新加坡华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检证”杀害的华人当在四五万名之间。 无论数字的多寡，都不能减免日军大规模屠杀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建溪） 文章转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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