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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是谁？
“杀马特”多是城乡结合部青年、离乡来到城市打拼的新生代农民工
“杀马特”是一个独特的青年群体。他们多为农村出来的“90后”，一般只有高中学历，没有什么谋生技能，离乡别井进入三四线中小城市或大城市的城郊做着收入很低的工作，譬如理发师、保安、快递员或服务员等。
“杀马特”常常流连在中国大小城市社会底层的小理发店（又名“洗剪吹”）、烟雾缭绕的网吧或者路边摊，与围绕他们的高楼大厦、城市白领格格不入。
“杀马特”形象：“刺猬头”、夸张着装、惊悚妆容
“杀马特”音译于英文smart，意为时尚的、聪明的。“杀马特”模仿国外“视觉系”文化，在国外，“视觉系”是年轻人亚文化的一种，至少是年轻人“潮”的代表之一。近年来，“视觉系”伴随着日韩流行文化进入我国，并受到了部分青少年的追捧和模仿。
“杀马特”自称是“一个集潮流、视觉、非主流为一系的群体”，他们不论男女，大都留着五颜六色的“刺猬头”，化着惊悚的妆容，穿的多是廉价的地摊货，用山寨手机，听凤凰传奇、爱情买卖、伤不起等等歌曲。他们爱自拍，喜欢摆些奇怪的动作，自拍后放到QQ空间，他们偶尔也选择到照相馆拍摄，背景通常是一块湛蓝色天空的幕布，或街头大头贴机器拍摄的大头贴。
“杀马特”文化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尝试
本身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融入城市之中
相信不少人会问，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为何追随“杀马特”文化，认同“杀马特”文化呢？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份、地位、风格、品味等与商品消费密切联系。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还有着社会地位和认同的象征意义。人们还通过“商品”来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通过消费来维持、整合群体的认同感，譬如中产阶级为了提升社会地位会积极投身于“时尚消费”，土豪们则通过“炫耀性消费”划清同其他阶层的界限、确保自身的身份等级。因此，通过分析“杀马特”们的消费偏好，有助我们理解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杀马特”背后的原因。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缺乏有关“杀马特”的系统调查研究，无法得知他们实际的消费偏好。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从侧面对“杀马特”文化的形成作一些探寻。
大量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和生活意愿都与城市普通民众接近，他们有着强烈的愿望融入城市，扎根下来。此外，他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理解和消费欲望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品位”和“生活方式”并无实质差别。（1）2006年零点公司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和消费文化的概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稳定务工者”样本中，多数受访者把拥有“高档住宅”（53%）和家用轿车（50%）等奢侈品作为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标志，同时手机（20%）、电脑（18%）、高档或流行服饰（12%）等高端消费品也被认为是生活质量的首要标志。也就是说，从文化偏好上，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人并未实质区别。
但新生代农民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于是选择“杀马特”方式“扮演”一个城市人
由上述得知，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城市普通民众的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融入城市的门槛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需要“住宅”和“家用轿车”。对于多数农民工而言，高档住宅、家用轿车等高端商品的消费欲望几乎仅是空中楼阁——根据2012年清华大学对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2011年上半年平均月工资为2416.46元。
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像城市中产那样，通过工作过上城市生活，并融入城市之中。他们得曲线救国。在国外，“视觉系”有着特定时代与精神内涵，代表着青年的叛逆观念，作为中产阶级为主流的社会里年轻人的玩物而存在的。这些新潮文化传入国内后，被新生代农民工按照自己所认为的方式来模仿，作为融入城市的一种尝试。
当然，新生代农民之所以选择“视觉系”，与“视觉系”本身的一些特征有关。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文化不高，对城市文化的理解表象化，比如够炫的头发，大屏的手机等等，而国外“视觉系”文化，譬如重金属、华丽摇滚、朋克等等，有着视觉冲击力大、吸引眼球的张扬风格，恰好与他们对城市文化理解有着契合点。
这种融入城市的尝试换来的却是吐槽与讽刺
新生代农民工刚能温饱，只能以廉价的方式模仿国外“视觉系”文化
不少人会问，同样是“视觉系”文化，相比国外，国内的“杀马特”为何遭受如此非议呢？这与国内的“杀马特”模仿的方式有关。
国内的“杀马特”一般以极其廉价的方式来演绎——“用着山寨手机”、“300万像素以下的”“低质网络摄像头”。他们的照片画质本身的粗糙，又配之夸张的发型与发色、廉价而怪异的衣着，难免不让人为其糟糕的品味而侧目。
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拥有过上城市生活的经济资源，乃选择以“杀马特”方式曲线融入城市，然而这种廉价的“扮演”依然受制于其经济困境。据2006年零点公司调查显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和“寄给家人的钱”占据了农民工收入的绝大部分，其中63%的人认为食物消费占收入的36%，41%的人认为“寄给家人的钱”占43%。
这种廉价模仿以失败告终，新生代农民工本来想融入城市，换来的却是讽刺
拙劣的模仿，加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认知局限，无法吸取其国外视觉系社会文化的内涵，于是，“杀马特”成了“四不像”，好比一个穿着劣质西装配着运动鞋的农民，成了城市人眼中的一个笑话，
不可否认“杀马特”群体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空洞，而在网络上，人们对“杀马特”的态度几乎是一面倒的斥责，“农村来的，没文化，不知所谓却又妆模作样”，在微博上，“李铁根”、“留几手”等微博红人都在消费“杀马特”并拥有大量拥趸，一个微博红人写道，“在街上活捉一只杀马特”，还补充说他的发型像“某种病毒的分子结构”，在搜索引擎里搜素“杀马特”，返回的绝大部分结果都是众网友不遗余力的吐槽与讽刺。
而嘲讽是中产对底层文化鄙夷的缩影 品味高低有时是阶级问题，中国中产阶级对品味高低的定性有绝对的话语权
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品味的问题其实是阶级的问题，首先你身处的阶级决定着你的品味，此外，何谓有品味的美学问题乃是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文化的合法性越来越与金钱和消费挂钩。也就是说，何谓高雅何谓低俗，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阶级高低，资本高的人群对品味“高低”的定性有着决定性影响力。
根据研究显示，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以及高收入阶层已经成为中国消费的主力，他们影响着都市人的生活观念、行为方式，体现着未来的种种趋势，换言之，哪种文化是高雅的，哪种文化是低俗的，中国中产阶层以及高收入阶层都有绝对的话语权。
对于“杀马特"的嘲讽只是中国中产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鄙夷的一个缩影
在目前中产消费文化占据主导的价值观念体系下，“杀马特”文化要获得主流的认可自然艰难。
实际上，对于“杀马特”嘲讽只是中产阶层在网络审丑狂欢中对于新生代农民生活方式极度鄙夷一个缩影。中产阶级经常嘲讽他们在文化消费上的选择倾向，譬如旋律简单重复的“口水歌”、做工低劣的山寨机、地摊A货；同时他们将新生代农民工标签话，杀马特、脑残、城乡结合部、农民工，还有与杀马特不无渊源的“非主流”、“农村重金属”这些词汇都汇聚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被标签化和符号化之后，无疑令原有阶层分化更为坚固，正如布尔迪厄说：“将文化产品转换成符号权力，掩盖不平等的经济、政治权力分配等级，使社会成员信任其自然和合法性。”布氏的分析正好说明，为何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消费上的鄙夷长期存在却不被觉察。
杀马特" 不仅是由文化贫困造成，更是经济贫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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