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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2014-01-04  璇琮坑

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2014-01-03   作者:朱文灿、朱帆   来源:中藏网专稿


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核心提示:

    象征国家权力的三星堆古蜀国黄金王冠、权杖、玉石礼器群体的重见天日,不仅可以对古蜀王国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复原,对其社会上、中、下层的生活环境,社会组织,社会地位与作用进行考察,而且可以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古蜀王国城池设施、军队装备、文字使用,农业耕作、集市贸易、宗教信仰、贵贱贫富、阶层权力及其首领的产生过程。以期深入探讨古蜀文明的国家形态的价值及其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国外有关王冠的文献记载

    提起王冠、金杖,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成熟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约4500年,象征与标志古埃及王权的王冠、权杖。是的,据文献记载,世界上王冠起源于上埃及王国,最初代表上埃及,后来发展演变成下埃及王国王冠。考古学家曾经在埃及希拉康波里发现了著名的“纳尔迈调色板”。调色板的正面,是国王纳尔迈头戴白冠,右手高举权标,左手抓起跪在地上的敌人的头发。在国王的脚下,还有正在狼狈逃窜的2个敌人。调色板的反面,纳尔迈头戴红冠,和他的随从一起巡视战场。调色板最引人注意之处是,正面的纳尔迈戴的王冠是代表上埃及的白冠,反面戴的王冠,则是代表下埃及的红冠。它被认为是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的实证。红白两冠戴于一头,这在日后的埃及历史上,一直都是全国统一的标志。古埃及一些浮雕和绘画,描述了在重大的仪式中,法老王戴着代表上埃及的白色王冠和代表下埃及的红色王冠组成的双层王冠。

    谚语说,“王冠上头,权力到手”。古埃及国王的王冠,曾经多次改制和补充,王冠上装饰了埃及人崇敬的动物形象,并且把闪亮的钻石、珍珠、绿松石镶嵌在王冠上。在古埃及图特卡蒙国王的墓中,就发现了代表着王权的王冠图案。在古埃及,没有王冠就不足以显示王权的显赫与威严;没有王冠,埋葬在地下的国王的灵魂就得不到超度和安宁。

    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国王、皇后、王妃、公主十分珍爱王冠,致使王冠得以流传至今。例如,在俄罗斯罗斯托夫博物馆,珍藏着在中亚一个被称为五兄弟的皇室墓穴里,发现的类似头巾的王冠,上面的黄金和珠宝闪闪发光。这些珠宝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据介绍,1547年,18岁的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为俄罗斯君主,正式改称沙皇,而莫斯科大公国也正式改称沙皇俄国。伊凡四世通过不停的屠杀,将许多大贵族彻底消灭。在1547-1552年的远征中,他率领军队吞并了由蒙古鞑靼人统治的喀山汗国,同时也将喀山汗国的王冠收入囊中。

    在英国伦敦塔,陈列着1661年为查尔斯二世的加冕礼而制造的圣爱德华王冠。这个王冠专门用于新君主的加冕礼,同时也是伊丽莎白二世加冕时使用的王冠。王冠用黄金制成,并镶嵌444颗珍贵宝石。

    王冠与王衔作为国王的徽章和名衔,表现了国王的身份和地位,而国王手握的武器的顶端部分的权标头,则标志从“军事首长权力变为国王”的伟大权力。

    自古以来,王冠和权杖,最能体现王室尊贵,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权力象征。据查,世界各国早期那些国王和王后佩戴过的王冠,已经难觅踪迹。1660年,英国王室开始大规模地重新制作王冠和权杖。从18世纪开始,英国王室有了专用的珠宝工匠,他们用非凡的技艺制作出最精美的王冠和权杖。时至今天,世界上一些国家依然举行的最古老的仪式。在加冕仪式上,国王头戴的王冠和手持的权杖,都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

二、四五千年前,古蜀国就有黄金王冠

    距今约四五千年前后,古埃及国王玩腻了黄金王冠,开始大规模地修建神庙,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在骄阳下的沙漠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达100多米的巨大金字塔时,史书记载的黄河流域,正是炎黄二帝战成一团的时期,留给我们最多的,只是一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关于中国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已知文献尚无明确记载。但是,《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黄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则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

    我们知道,在历史的过往中,人类一部份财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停驻在时间隧道里。它们或者被深埋在地下,或者被故意隐藏,或者被秘密收藏,成为富有神秘色彩的宝藏。我们也知道,在大规模搞基本建设的今天,天上掉馅饼不太可能。但是,从地下冒出黄金却偶有发生,那就是我们难得一见的旷世瑰宝重现人间。

    1986年,一个在四川广汉潮湿的地下掩埋了数千年、镌刻在金器上的古蜀王国的记忆被唤醒,如同一个个尊贵的圣人,刹那间盛装复活。所有的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金面罩以金箔捶拓而成,鼻部凸起,中有锋棱;金老虎、金牙璋、金边璋、金神坛、金竹叶制作工艺精良。它的特点是全部采用金箔,说明古蜀先民对黄金的延伸性不仅有很深的了解,而且已经掌握了比铸造青铜器更为先进的黄金锻造技术。金器是古蜀国文化的最高层次物质载体,古蜀国的设计者、制作者,刻意将自己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心血和情感,凝结在金器上,保存下中华文化的精华,遗留下古蜀民族发展不可复制的基因。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的黄金权杖。它是已知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有金杖,是否存在与之配套的黄金王冠呢?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圆环形金带,直径19.6~19.9厘米、宽2.68~2.8厘米、厚0.02厘米。金带表面纹饰主要以錾刻的技艺完成,在局部纹饰中采用了刻划工艺。纹饰由四组相同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鱼、一箭、一鸟和一圆圈。

    据《潞史》记载,在南齐永明二年(公元484年),益州刺史萧视曾发现“蚕丛氏之墓,得不少铜器、玉器,并有‘金蚕她数万’”。其实,近20 年来,四川民间收藏大量三星堆金器。仅笔者所见的三星堆黄金王冠就有3种造型:一、圆环形金带;二、正前方有大小依次排列的五齿王冠:三、人头面带微笑,头部戴有五齿高冠,两耳各垂着一幅三角形的耳坠的人头像王冠。头像尊严高贵、气度非凡,俨然王者之气,具有首领的统治意味。它们的共同之处是: 王冠周长跟一个成年人头颅差不多大小;均有2组、4个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和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的图案。据悉,盛放黄金王冠等器物的玉盒浸泡于水中,几千年来一直处于饱水状态,保持了玉盒环境的稳定性;而约厚2厘米的玉盒壁,又发挥了隔热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玉盒内的黄金王冠等器物保存良好,没有丝毫损坏。收藏者从黄金王冠上取下样品,经科研部门使用电子探针对其进行成份分析。结果表明:黄金王冠是金银合金, 含金量为92.4%~96.1%;另有银、钡和一些微量元素。王冠系采用砂金矿料,熔炼成金银合金,经过锻打或碾压成型。研究人员根据特征元素钡的存在,初步推断,砂金矿料可能来自四川盐源县理塘河与雅砻江交汇处的洼里砂金矿。

    这3件色泽金灿灿,具有不朽的质地、脱去世俗气息、传递神的旨意的黄金王冠,其线条和构图饱满、自然,充满神韵,让人爱不释手,心仪不已。在众多黄金文物中,它们有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法力,赢得了今天的人们由衷的青睐。这种天然的认同感,好似我们与古蜀先民存在某种灵犀相通的默契。带有奇幻色彩的黄金王冠,渗透出无数个千古谜题,使我们亲眼到古蜀王国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由此联想到,3300年前,两河流域的汉莫拉比法典才刚刚被刻在石柱上,而古蜀先民已经把他们的长篇文字镌刻在了金器、铜器和玉石器上。一大批神秘奇异而意象深远的图案,抖落满身风尘,组合成一副轮廓分明的脊梁,注视着暌离已久的人类,无语地等待着我们的辨析,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着四五千年前古蜀王国的辉煌。

三、三星堆玉石器佐证黄金王冠下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伟大的文明永远是一个时代人性光辉的结晶。2001年,中国、埃及两国,联合发行三星堆金面人头像、埃及古代金面罩头像为主题的特种邮票。2012年,中国、希腊两国,又联合发行金面罩头像主题的特种邮票。曾经边缘的今天成为主流,以此表明三星堆黄金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三星堆是独立起源、发展脉络清晰,高度发达的区域性文明。对照古埃及年表,繁盛时期的三星堆文明,与新王朝时期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几乎同时存在。已经使用黄金王冠、黄金权杖、黄金面具的古蜀王国,早就具备文明标志的几个要件。笔者根据已经公布的三星堆考古发掘资料,以及民间收藏家持有的三星堆玉器上记录的巍峨古城墙,奇特的水城门;军队使用戈、刀、枪、戟、弓箭,驱驰战车厮杀;文字的使用,农业耕作、繁华的集市贸易等大量实物图案,证明在世界上大多数文明还处在一片荒芜状态时,古蜀先民早已脱离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开始吹响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源远流长的早期国家文明的前奏曲,并且演奏得那么激越华丽,那么铿锵有力,那么傲视全球,以致于它们华丽转身数千年后的今天,还在怡然自得地聆听来自全世界的惊叹和赞美。

    1、巍峨的古城墙,奇特的水城门

    无论什么样的王国政体,都必然有其物化表现。考古发掘的实物,历来是被视为比文献史料更客观,更值得信赖的遗存,它们最能直接地反映过去人类的行为和文化结构。三星堆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刨开尘土,数千年前的三星堆城城墙重见天日。与其他古城城墙相似的是,三星堆古城城墙高高耸立,坚固而厚实,城墙之外掘有深深的壕沟。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当城墙全部显现出来后,可以看到城墙所围的城圈范围,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在遗址周围,发现了10多处密集的古遗址群落。它们既与三星堆相连,又被高大的城墙隔开。在东城墙和南城墙生活区内大大小小的房屋密布,既有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也有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甚至还有面积达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透过城墙遗址及史料,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三星堆古蜀国人口的远古信息。

    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墨子》对于人口的记载,一直被考古学家视为解读上古人口的钥匙。《墨子》中记载,“率万家而城方三里”。按照《墨子》记载的比例算下来,大概一户占地154.2平方米左右。三星堆遗址面积为2.6平方公里。按照《墨子》的人口密度计算,约有16383户,如果以一户5人计算,约有81915人。

而年代与三星堆古蜀国相当,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边缘沙漠地区的梅里姆达遗址,面积18万平方米;古埃及前王朝希拉康坡里遗址,其规模由一个中心城市与附属乡村组成,面积6万平方米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乌尔及乌鲁克古城,是传说中亚伯拉罕的故乡,古城面积接近1平方公里。

    三星堆古城遗址现存面积为2.6平方公里,比以上古城遗址规模都要宏大。考古工作者认为,建筑三星堆这样规模巨大的古代城池,不仅在四五千年前,就是在今天,也是一个气派浩大的工程,背后应该有一个强大的政权、雄厚的财力的支撑。可以推测,当时的三星堆古蜀王国,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不可小视的震撼力,同时,又有许多秘密埋藏其中。


    我们知道,城墙与战争如影随行。时至今日能够看到的这类高大坚固的古代砖砌城墙,一般分为东、南、西、北四道城门,四周护城河环绕,中间仅一吊桥可容通行。这样的城墙,在战争中的优势是易守难攻,敌军只有使用云梯、冲车才能攻破。

    经发掘,三星堆古城墙体建筑采取无基槽式平地起夯,由东向西依次分块斜向堆筑。墙体材料主要为泥土、沙土,局部地方采用卵石垒筑支撑墙体。城墙东侧有壕沟,宽约50米,深3米,估计其两端分别与鸭子河和马牧河相沟通,并与古城其它城壕共同组成综合性水系工程,具有防洪排涝、防御自守和交通运输等功用。

    以上摘录的公开考古资料,说明了三星堆古城,是由内城和外城构成城址的东、南、西三面的夯土城。墙是外郭墙,在这个范围内是城郭。遗址北面的马牧河,自西南呈“几”字形,往东南贯流三星堆全城,与西、南城墙外侧的壕沟相连,使三星堆古城组成了城郭与河流相结合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古蜀国都城。


    不可否认,民间收藏的大量三星堆玉器,就是一个个海量信息光盘,贮存着三星堆城墙丰富而神秘的密码,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古蜀国城门风貌。例如,其中材料为龙溪玉的筒型器大约40个。有一个高约70厘米,直径45厘米,壁厚约1厘米,上面用减地浮雕的手法,镌刻着用长方型砖砌成的三星堆城墙。城墙上面站立2个一手持兵器,一手叉腰的士兵。呈u字型的城门洞两边,站立2个手握兵器的武士。考古发掘表明,三星堆古城城墙的一大特点是,墙体由主城墙、内侧墙和外侧墙三部分组成,在主城墙的局部地方大量使用了土坯砖,这是我国城墙建筑史上,迄今为止发现的使用年代最早的土坯筑垒城墙的实物,与筒型玉器上镌刻着用长方型砖砌成的三星堆城墙可以相互印证。

    据考古发掘报告介绍,三星堆城墙横跨东、西、南三面,然而,考古人员找不到他们预想中的城门。有文章说,“如果说三星堆城墙的形制自成体系,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城墙不设城门,在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没有城门,难道三星堆人进进出出也要翻越城墙?”

    其实,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的图案,就能揭开谜底,那就是三星堆古城有一面是水城门。笔者看见的一幅玉版画减地浮雕图案描绘的是,宽阔的鸭子河一面是树林、动物,另一面是笔立于河面的、方砖砌成的高大雄伟的城墙。呈u字型的城门口,水波粼粼,一个古蜀人站在竹筏上,撑着竹篙,缓缓划动,进入城门。图案以纪实的方式,生动、形象地说明,三星堆古城不仅陆地有城门,而且还有奇特的水门,水陆城门共同构成独特的防御体系。

    三星堆古城,是以中轴线为核心加以规划、展开布局的。城墙高耸,宫殿宏大,威严镇四方。在中轴线上,分布着古蜀王国的宫殿区、宗教区、作坊区、生活区。生活区内纵横交错的排水通道,可见古蜀先民在城市规划布局、功能管理等方面的水平非同寻常。三星堆城墙遗址的发现与确认,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即四五千年前,成都平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城市——三星堆古蜀国都城。

    2、军队使用戈、刀、枪、戟、弓箭,驱驰战车厮杀

   (1)戈、刀、枪、戟、弓箭等兵器的大量使用

    一位军事专家说,战争是人类智慧与力量的角逐。战争在一个地域内发生,产生的是对文明进程的催化剂作用。在迄今为止的三星堆考古发掘中,绝大多数是具有兵器形制的礼器,如玉戈、玉匕、玉剑及锯齿形无刃的青铜戈等。所以,有人认为,三星堆似乎是一个温柔的国度,礼器堆积成山,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神权几乎占有了国家的全部财富。

    我们知道,进入文明的国家形态,有诸多标志,其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一是祭祀,二是战争。《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私有财产的发展,财富的集中,必然导致阶级的产生、分化。兵器、礼器的出现,反映了政权的力量。何况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没有军队和兵器,如何外御强敌,内固统治?

    追溯历史,从远古后羿射日的传说,到儒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射礼,再到“桑弧蓬矢以举之”的传统,不难看出弓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下的深刻印记。在《尚书》的记载中,古蜀人参加了著名的牧野之战,随800诸侯攻破殷都。这次辉煌的战役,考古学家认定其年代在三星堆文明晚期。古蜀人参加战争自然便有古蜀国军队,既然军队已经出现,为何不见兵器?

    我们认为,考古发掘没有发现兵器,并不等于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中没有兵器。笔者有幸看到数十尊高约40 厘米,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穿孔,威风凛凛的不同阶层的武士像。人像刻工精良,在细微处尤见功力,虽然历经几千年的水淹土埋,依旧栩栩如生。坚硬的甲衣,坚固的头盔,无疑是古蜀国武士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大多数武士头戴两侧上翘,仿佛兽角一般,后面有一道凹痕的头盔。上身穿戴着铜片或兽皮连缀而成的胸甲,上面雕刻着狰狞的兽面花纹。武士穿不同款式、质地的衣服,这是3000年前古蜀国内部森严等级制度的缩影。两腿下跪,双手被反缚的玉人,可能是奴隶、俘虏、犯人,反映了古蜀王国中的等级与刑罚情形,透露出古蜀王国有了较为完备的刑罚制度。

    更为可喜的是,我们不仅看到几十个右手执戈、刀、枪、戟等兵器,左手持盾步战格斗的玉立人,而且欣赏了高38厘米、拉弓对射的玉立人。大家知道,弓箭的发明,使人类得以避免同猛兽直接搏斗,扩大了狩猎范围,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记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在热兵器发明之前,冷兵器的舞台上,弓箭的精良与否、射程远近、射速快慢,往往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结局。正所谓“言武事者,首曰弓矢”。因而,弓箭是当之无愧的“战争之王”。无论面对多么厚重的盔甲、多么锋利的刀剑,只要拥有足够规模和技术含量的弓箭配给,也就拥有了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上古时代,弓箭属于先进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岁月更迭中,战争中使用的弓箭的弓弩以及箭体当中的箭羽、箭杆,大都荡然无存。但是,三星堆玉立人手拉欲射的弓箭,其中体形扁薄,略起中脊,两翼稍长,铤部有三锋,双翼镞的两刃趋流线型的箭头,虽然经过沧海桑田,仍然成为我们能够目睹的、浓缩版的弓箭实物。

   (2)战车已经成为军事指挥中心

    谈到中国古代战车的起源,通常都引用古代文献的叙述,“夏启伐有扈氏和商汤败夏桀于鸣条之役,使用了战车兵”。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也引用《甘誓》中有“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等句。《集解》一书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又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论者据此认为,夏启时已用兵车作战。《吕氏春秋.仲秋季?简选篇》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遂禽推移、大牺”。《淮南子.本经训》:“汤乃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台”。

    综上所述,说明夏朝及商朝初期,军队中是否有成建制的战车部队,实无确证。《夏商周军事史》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商人以利用畜力闻名于史,所以在军队迂回行动中,可能也利用了牛、马和车辆,提高了军队远距离运动能力。”

    在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筒型玉器上,镌刻一乘特征明显的战车图案,勾画出古蜀国车战兵器装备的大致面貌:战车有轮、幅、轴、辕;辕马没有披挂马甲、马胄、马衔、笼嘴等防护装具;一个士兵站立着驾马,身后的方型箱里,站立身材高大,头戴高冠,昂首挺胸,手指前方,指挥战斗的将领。说明古蜀国时期政治生活中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军事活动频仍,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军队已经拥有专为作战而制作的战车等军事运载工具,已经具备组建成建制的战车兵为军中主力的条件,形成适于车战的组合兵器。战车兵可能已成为克敌致胜的主力兵种,有层层士兵护卫的战车,是前线将领掌控战场,调度军队的指挥中心。

四、文字的使用,农业耕作、繁华的集市贸易


    2013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神秘.神圣.神器》画册中,展示了民间三星堆玉器藏品中的古蜀文字。目前发现的古蜀文字是成系统,有规律的,几十件不同造型的玉器上,发现的均为同一种文字。有的文字出现是与图形配合,即玉器一面是文字,一面是图案。更令人惊叹的是,200余块玉版上的文字就像是一本书,有的旁边还打了孔,可装订成册。显然,玉版上的古蜀文字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其间架结构紧而不拘,繁而不赘,宽而不松,方正圆润。有横平竖直的浑厚刚劲,蚕头燕尾的生动潇洒。这一个个灵动鲜活的勾连字符,晾晒在那里,像一道道几何题,在不停地拷问今人的智商。

    另一套三星堆玉石板太阳轮,是目前发现的最大体积的玉器。其直径5.76米,加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玉石飞鸟,直径达9米多。它们排列成一个巨大的玉石群体,置身旁边,顷刻间会感觉到个人的渺小和孤独。几十块冰冷、坚硬的玉石,在古蜀先民的精心雕琢下,呈现出204个灵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内容涉及宴饮歌舞、放羊狩猎、篝火煮食、祭祀跪拜、殇葬抬棺、扬幡招魂、拉弓射鸟、撑筏叉鱼、扶犁耕田、挖土播种、割谷打场、挑担舂米、牵羊宰杀、吹火擦桌、军营帐篷、骑马厮杀等场面。演绎了一幅完整的古代社会生活场景。图案呈现的线条自然流畅,疏密关系得当,阳刚阴柔融洽,夸张恰到好处,将抽象的人文思想与具体的雕琢相结合。古蜀先民已去,只留物品。玉石板太阳轮是最佳物质载体,凝结了设计者、制作者、使用者的心血和情感,使我们能解读到古蜀先民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形态。


    我们翻检大量已经公布的三星堆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古蜀先民不但掌握了使用三角形犁头得农业技术,而且具有防洪和灌溉能力,并且种植小米、水稻。大量的陶制酒具,如发酵罐、高足杯、鸟头把勺和烫酒、斟酒的陶酒壶,反映了酿酒技术的发展。成堆的猪牙、鹿牙、石矛、网坠,说明古蜀国有大规模的狩猎、捕鱼和饲养家禽、家畜的活动。宏大精美的青铜器群,规整细致的玉石礼器,揭示了手工业、青铜铸造业等技术高度发达。夯土、土坯砖、木构梁架的使用,反映当时的建筑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单独面积近200平方米的大型中心性、公共性建筑,构成了古蜀国时期复杂社会的特点。出土的大量生产、生活用品,众多的装饰品、礼器和祭祀器物,证明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同时,表明这是一种统治形态对于资源控制的国家行为。

更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地区的海贝的大量出现, 说明陆地贸易和海上交通也很繁荣。与古埃及、希腊、伊朗、叙利亚、土耳其等西亚文明区域出土的文物相比较,古蜀国与西亚地区的确是有过广泛、持续的文化交流。

五、古蜀王国的突然消失,可能缘于旱灾和洪水

    在中国灿若繁星的古代文化遗址中,几乎找不出比三星堆文物更加神秘、更加“超自然” 、与世界艺术呼应的实证资料,更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了。精美绝伦的三星堆金器,展现出古蜀先民高超的黄金加工技术。作为世界上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民族之一,古蜀先民偏爱黄金的程度,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绝无仅有。三星堆黄金王冠、权杖、玉石器的重见天日,使在这之前的所有藏品都黯然失色。之前仅仅在中亚和西亚古文明中现身的王冠、权杖,把古蜀文明同整个欧亚大陆文明连接起来,向今天的人们展示了广阔的探索发现空间。它们默不作声地提醒世人:古蜀王国并非一个封闭阻塞、无所作为,可以一笔勾销的氏族部落。事实上,它拥有一个四通八达的开放文化通道,是一个形态成熟的远古王国。黄金文物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和所蕴涵的无数谜团,展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居然没有三星堆文明一个字的记载,成为上古文明对历代墨客骚人最彻底的一次震撼和嘲笑。历史研究中偏重语言文字材料,忽视物证材料的偏倾现象,亟需改变。

    近日,光明日报报道,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芬克斯坦因(Israel Finkelstein)及其同事,借助先进的植物的“指纹”——孢粉采样和碳同位素测年技术研究认为,从大约距今3250年到3100年,在超过150年的时段内,世界范围发生的一系列严重的干旱,使全球粮食短缺、贸易路线饱受扰乱、各个国家内乱不止。人们开始抢夺不断减少的资源,城市被洗劫一空。赫梯帝国、法老王的埃及帝国、希腊的迈锡尼文化、塞浦路斯岛上的炼铜王国、叙利亚海岸的贸易大城乌加里特,以及处于埃及霸权下的迦南,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全部消失。

    与西亚诸国同一纬度的古蜀王国,当然无法逃脱这一全球范围内毁灭性的浩劫。旱灾和洪水,往往如影随行。流播于全球的洪水神话,渊源于曾经发生过的水灾的记忆,包含着历史的事实。四川民间收藏的一件精美绝伦的三星堆玉器龙舟,高1.82米,宽1米,厚36厘米,重约400多公斤。古蜀玉龙舟彰显大气庄重,船头精雕为龙头,船身为龙身。龙头高昂颇具气势,龙尾上卷,造型逼真,神韵生动,它的出现,与洪水有关。

《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尧之洪水,《尚书·尧典》里是这样描写洪灾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诰滔天。”成都平原是个封闭的盆地,夏季、秋天暴雨袭来,从山里直向平原倾泻。因为地面向东南倾斜,雨水总向东南方向奔流,长长的龙泉山脉,好像一道门槛,挡住了洪水的去路。洪涛吞没了房屋和田园,树林和道路,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惊恐的古蜀先民,攀树而居,悬釜而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流传至今的鲧禹治水,是中国最著名的洪水神话,其所隐含的史实,对揭示古蜀王国消亡原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古蜀王国遭受的干旱、洪灾,瘟疫,导致食物短缺和社会纷乱、动荡,只好调遣军队,展开以争夺资源为目标的争战和讨伐,以及反入侵和反占领。由于农业生产被干旱、洪灾破坏,一些地方的族群几乎是被外来的入侵者“连根拔起”。他们不得不开始迁移,寻找食物,与此同时,也带动其他族群不断迁徙,从陆路或是海路。这一过程频繁导致贸易系统被破坏和衰退。最终,耗尽了古蜀先民开拓文明的热情,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据有国家政权形态的、强大无比的古蜀王国,在遗留下一大批让世人惊叹的文化精品,谱写了人类文明辉煌的前奏曲后,全面崩溃,在洪灾留下的淤泥下埋藏了2000多年。一直的四五百年前的明朝,鸭子河改道,积水逐渐消退,三星堆遗址一带才有人开垦居住,三星堆金器、青铜器、玉石器才得以大规模地重见天日。

六、结束语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信息传递快捷、资源得以共享,研究方法与手段日趋先进,并能够参照其他文明产生发展的过程,作为参照物体的大环境下,可以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从多元、联系、发展的角度,去分析灿烂的三星堆黄金王冠、金杖、玉器等文物,以期向我们展示古蜀王国时代所特有的风貌。

    从政治角度讲,三星堆金器、玉器、青铜器文物,不仅对古蜀王国社会进行立体的复原,以此对古蜀国社会上中下层的生活、社会组织、社会地位与作用进行考察。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宗教信仰、社会阶层贵贱贫富、权力及其领袖的产生过程。分析社会分化、权力的出现、构成、性质和强化程度。进而研究当时的权力结构、王权和国家的形态。从经济角度讲,分析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环境背景、社会背景、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状况、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贵重资源的流动等。古蜀文明如此鲜明的国家形态特征,足以证明它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图一)正前方有高低依次排列的五齿王冠


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图二)人头面带微笑,头部戴有五齿高冠,两耳各垂着一幅三角形的耳坠的人像王冠


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图三)錾刻古蜀文字的金杖,局部有与王冠上相同的四组鸟、鱼和羽箭图案


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图四)王冠、金杖上相同图案的线描图


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图五)三星堆筒型玉器上,镌刻着用长方型砖砌成的城墙。城墙上面站立2个一手持兵器,一手叉腰的士兵


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图六)三星堆筒型玉器上,镌刻一乘特征明显的战车图案。一个士兵站立着驾马,身后的方型箱里,站立身材高大,头戴高冠,昂首挺胸,手指前方,指挥战斗的将领


黄金王冠、权杖下三星堆古蜀国的高度文明


(图七)三星堆筒型玉器上,武士手持兵器步战格杀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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