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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1期 1997年1月
辛 菊
0.民俗与方言。民俗是乡土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民
俗习惯。在山西省的晋南各地,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有趣的民俗习惯。这些习俗,千百年来根深蒂固地为当地的群众不约而同地遵守着。如婚丧嫁娶的一些讲究和禁忌,时令、节日的一些仪式和礼节,以及言语忌讳都是非常有趣的乡土文化。
民俗与方言是鱼水相关的。言为心声,人们总是用日常生活最习惯的口头语言,通过民俗文学这种最方便、最寻常的表达方法来自然地流露、表白自己的内心世界。方言是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形式,也是解开民俗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是探测人们心声的重要语言工具。方言有其内在的质朴的民俗性格的美,如果不懂某地方言,就难以体会享受到其民俗美,懂得越多,体会才越深刻。
方言反映并影响着各种乡土文化的形成过程。各种不同的民俗,是用各地不同的方言形式表现出来的。晋南民俗就是用晋南各地的方言即河东方言的语词来反映的。我们透过河东方言的语音、语义和字形表现形式,可以看到有趣的晋南民俗正是一种语言艺术的结晶。本文就由语音、语义、字形三方面“双关”构成的民俗现象加以分析,以说明河东方言对晋南民俗的影响。
1.语音双关与晋南的民俗文化。为了祈福求安,避凶祛瘟,晋南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忌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禁忌习俗与方音有很大关系。民俗吉利话是一种民俗事象,民俗语言。这种民俗语言多以谐音取“吉”,作为一种美好追求和诚挚祝愿的寄寓载体。语音与语义之间并无必然性联系,而是约定俗成的。《荀子?正名篇》言:“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者谓之不宜。”音义之间约定俗成,就形成了人们对有关语音的崇拜与禁忌,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民俗;反过来,民俗又赋予语音更深一层的含义。
下面举例分析一些语音双关构成的晋南民俗事象。
1.1 以“水”喻“福”。普通话中的“sh”声母字在晋南方言中大多读为“f”声母,所以“水”在晋南方言中读为[fu55],与“福”音近,由此引出了以“水”喻“福”的一些习俗。(1)晋南人从正月初一至初五,不能往室内、庭院泼水。“泼水”[p‘o31fu55]谐音为“破福”[p‘o51fu51],害怕把福泼出去,跑了福气。(2)正月初一清早,乡村里有些生活困难的人要担一担水往生活富裕的人家送,当主人开门后,送水的人便说“给你送水(谐‘送福’)来了”。主人—便大方地赏给送水人一些钱,这叫做“用钱买福气”,送水者得到了经济收入,得水者得到了精神慰藉,双方都很满意。(3)举行婚礼之日,新郎迎娶新娘时,要带上各样礼品,其中有一瓶酒。新娘家将此酒倒入酒壶中待客,而后在原酒瓶里装满白水,再让送礼人带回新郎家,将水倒入水瓮之中,谓之“以酒换福”,“福在福瓮里”,喻“久福”、“长福”之意。
1.2 以“早”喻“蚤”。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早晨起床时忌呼“起”,恐毒虫(跳蚤、臭虫等)从冬眠中应声而起,更不能说“早起”(谐“蚤起”)。这大概是由于古代“早”“蚤”假借而形成的习俗。翼城一带,在这天有人煮蔓菁汤遍洒室内壁上,名为“禁百虫”。稷山、万荣等地,在这天要打“炒蛋子”(又称“炒箕子”),因为打、吃炒箕子时有咯嘣咯嘣的响声,可能是有意让百虫惊怕被烧被打而不敢出来的讲究。
1.3 以“豆”喻“毒”。翼城方言中,u同d、t、n、l相拼时,一律变成ou,而同g、h、ch、r相拼时则变成uo,所以在翼城方言里“毒”与“豆”同音,读成[tou35
],“出”与“戳”同音,都读[t??‘uo51
],因此形成了当地独有的一些习俗。农历腊月初五,农家煮五种豆子的稀饭吃,俗称“吃五豆”,谓此可除“五毒”。婚娶时,女婿随新娘到门,需用五谷,草节,铜钱向新娘抛撒,名叫“打五鬼”,用煮“五豆”除五毒,用“打五鬼”打“五谷”,以求除害保丰收。
1.4 以“杖”喻“出”。翼城话中的“杖”与“出”同音,都读[t??‘uo51],所以翼城人讲究,已出嫁的姑娘不能从娘家往婆家拿杆面杖,因“杆杖”在当地读音为[k??～][t??‘uo51],与“赶出”同音,怕女被婆家赶出门外,影响亲戚之间的关系。
1.5 以“米”喻“美”。晋南大部分地区没有ei韵母,如“美”读“米”,“飞”文读为[fi31],肥胖的“肥”读成[ i35]。所以晋南婚俗中流传着以“米”喻“美”的习惯。(1)新婚之日早上新郎新娘要吃“甜米齐子”,即用小米、豇豆、白豆熬成稀粥,再下些细长面条,不放盐,也不放糖和其他调料,做成实为淡味的齐子,让新郎新娘吃。(2)给新娘家送礼品的盒子里要撒上一些小米,以比喻夫妻日后甜甜美美,婚姻美满幸福之意。
1.6 以“梨”喻“离”。晋南人吃水果时禁忌分梨吃,因“分梨”谐音“分离”,这与普通话的音基本相同,所以这个禁忌在其他地区也存在着。这也可以看出风俗因方音的相同而同化的特征。
以上都是自古流传的民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多是由于不同的方音相关造成的。利用语音双关来反映人们趋利避害、祈福避祸的心理。
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各地文化的交流,晋南各地也接受其他方言区的一些民俗习惯。如对数字“8”的崇拜就是如此。因为在粤语中“8”谐音“发”,都想发财。虽然晋南人也有与“8”有关的发财习俗,如:新婚十日后,新娘回娘家住八天或九天,俗话称“十对八,两头发”,十对九,两头有”(“两头”指婆家和娘家)。这里的“八、发”,“九、有”纯是为押韵,而非谐音双关。实际上“8”在晋南方言里并不读[fa55]。晋南人所以接受南方传来的习俗,完全是受其他方音双关的影响与其发家致富心理驱使的结果。
2.语义双关与晋南的民俗文化。各民族、各地区都有与其他民族、地区不同的特异生活、习俗和心理状况,这些就形成了词义的民族性特点。民俗语汇是指那些反映不同习俗或民俗事象的词语,是语词中同民俗文化密切相关的部分。民俗的地方特征,使民俗语汇具有地方性特点,体现在语言上,又有了方言语义特点。禁忌既是一种风俗习惯,也是一种语俗即语讳。在同一种民族语言中,同一事物的禁忌直接为地方风俗习惯和方言所制约,而生出许多不同的说法。以下事象正可说明语义与民俗的密切关系。
2.1 “破烂”与“破败”。正月初一,在北方家家都要吃饺子。煮饺子时不能说煮“破了”、“煮烂了”等词,要说成“开花啦”、“出菜(财)啦”。因为“破”“烂”都是不好的意思,人们会因此而联想到家境的“破败”,且新春第一天就说这种话是一年不吉利的预兆,得说“开花”,喻日子过得象“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
2.2 “黄白”与“金银”。丧葬仪式中晋南还保留一些旧礼俗。去世三日后大殓入棺,铺黄里褥子,盖白里被子,谓之“铺金盖银”,这里以“黄白”颜色喻金银财宝。
2.3 “桃形”与“寿星”。老人过寿时,亲戚要蒸桃形馍一大八小,谓“八仙庆寿”,此八个寿桃喻“八位仙人”赶来为寿星祝寿。2.4 “拍打”与“怕砸”。在煤矿下不能说“拍”“砸”等不吉祥之词,拉煤人装满车后,要用锹拍实,这要说“打实”,不能说“拍拍”,这主要反映了人们祈福避凶的心理。
2.5 “要饭”与“乞丐”。晋南人待客,主人给客人端馍,叫“拾馍”、“添饭”。不能问“谁要馍?谁要饭?”因为晋南人称乞丐、叫化子为“要馍的”、“要饭的”。吃饭时,不能敲碗,敲碗意味着没饭吃了要讨饭吃,做乞丐。
另外,晋南一带,婚寿喜庆的日子或节日里最忌讳有人打破东西,因此取放易碎物品,一般不让毛手毛脚的小孩子拿。万一失手碰破了东西,往往要由年长或辈份高的人解嘲谓“岁(碎)岁(碎)平安”。这是一种巧妙而得体的双重修辞手段在民俗中的具体反映。正如曲彦斌在《民俗语言学》中所说的:“这种谐音、转义的修辞方式在传统礼俗中运用的多么巧妙、得体。尽管只是‘自欺欺人’似的自我解嘲,却是一种民俗心理上的自我宽慰式的‘补救’,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与向往。大量事实表明,在社会交往中,礼俗是随处都有的,而修辞也是相伴而存在的,两者形影相随,往往融为一体,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3.字形双关与晋南的民俗。字有形、音、义三个方面。民俗修辞既然与语音、语义有密切关系,当然也与字的形体有关。表意体系的汉字的使用,也使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习惯中形成了关于文字迷信的习俗。人们往往看到这个字形,就联想到它的意义,因而也要形成一些禁忌。例如:新婚喜庆之日,要剪贴一些双“喜”字谓之“双喜临门”、“抬头见喜”,取个吉利。而祭奠吊丧时要写“福”“寿”字样,除夕在门上倒贴“福”字,意谓“福到了”,这都是由于对文字的崇拜而产生的习俗。
民俗禁忌有些是迷信的说法,有些是人们的心理表现。但这些民俗之所以能百代相传,五花八门,其中与表达记录这些民俗的不同语言形式、文字形体和语义内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没有不同的方言语词的形音义的表现形式,就不会产生这色彩各异的乡土文化。“方言的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和民俗的混合体”??
。“已经消失的民俗往往在语言
上还保留着它的痕迹,因此,民俗学很需要语言学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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