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2日，长春，寒风夹杂着雪花，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下午，工长老朱的微型面包车摇摆着开进东南湖大路一小区9号楼楼下。车内空调嗡嗡作响，说话要提高音量，但并不暖和。
“这个业主换掉了工长和工人，找到公司。我今天来主要是了解业主的要求，完成交接程序，正式进场可能要明天。”老朱口音很重。
这是他一天里奔波的第三处装修现场。两个小时后，他将赶往繁荣路的一处独栋别墅，给油工送涂料，安排次日工程进度。
12月13日，老朱一大早就前往净月某小区工地，安排油工施工。“现在油工工资平均一天至少300块钱，比我刚来长春的时候涨了10倍。”老朱颇有感触。
12月14日，周六，老朱开着面包车跑了4个工地，检查施工状况、协调业主意见、统计所需材料。离开最后一个工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老朱没有休息日，每天奔波于各工地，就算这样，手头11处工地，有的一周也没去上一回。“现在是装修淡季，手上的工地不算最多。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十七八个工地同时干。”现在，老朱有30多名工人，水、电、木、瓦、油，各工种3套人马，在十几个工地间统筹调度。
年终岁尾这几天的忙碌，是老朱十余年来在长春奔波的缩影。如今，专为别人装修房子的老朱终于在长春买房了，租房的日子很快将成为过去式。
这些年，老朱和他的工人们跟这个城市的生活变化一刻也不曾疏离。
当工长十年来第一张合影
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南四环路某小区一套270平方米豪宅里，业主对装修又有了新的要求，不少完工的部分恐怕要从头再来。“每个工人都不希望亲手毁掉自己干完的工程！”对于返工要求，尽管业主表示会追加预算，老朱还是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这句话这么多年来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但最终，老朱妥协了。
这所豪宅应该是老朱和工人们这一年最后一个装修工程，“干完这个活，大家就都该到了回家的时候。”老朱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没有任何铺垫。
采访也在这一天告一段落。离别前，记者提议给他们拍张照。他们愉快地答应了。老朱说，这是他十年来和工人们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工人们停下手里的活，聚在一起，自然成行，就在这个工地，把各自的笑容留在镜头里，留在这个城市。
■1999~2000
曾经的村主任来到长春干油工
“那时候工资很低，一天就二三十块钱”；开始住工地，后来租了间小平房，一个月100元
老朱叫朱传喜，今年47岁，江苏盐城东台人。来长春十几年，乡音未改。个子不高，结实，阔方脸，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红枣色的脸上透出几分斯文。
成为工长之前的老朱，大专毕业，农林专业，24岁就是东台新潮镇社北村村主任、会计、农科技术员，身兼数职，在村里有头有脸，又是镇里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在仕途发展下去，大有希望。但1997年，30岁的老朱辞官了。
“干了好几年，看清楚了当官这条路到底是咋回事。”老朱说。当年镇经管站站长空缺，都以为老朱升官板上钉钉，但不知从哪调来一个新人上任。
镇领导轮番到他家里做工作，老朱没回头。充满意气的辞官故事背后，有更现实的原因，那年，大女儿已到上学年纪，小儿子刚出生，与卧薪尝胆走仕途却杯水车薪相比，多赚些钱更能解决现实问题。
老朱的老家离南通不远。改革开放后，南通建筑企业越做越大，闻名全国，带动周边农村富余劳动力做起土建工人、装修工人。“一辈子窝在乡下没出息，男人要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老朱当年的想法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
老朱在山东一家家具厂做了两年学徒，1999年，一位在长春做工长的老乡带他来到长春。这是老朱人生经历中最艰难的一年，他从油工干起。
初到长春，气候差异让他很难适应，夏天空气干燥，常流鼻血；寒冬低温让他经常感冒发烧，“那时候工资很低，一天就二三十块钱，到医院看病打针，几天的工就白干了。”
那一年，老朱基本就住工地，“能省下不少钱，还能多出几个小时干活。”早上6点钟干活，晚上7点钟收工，“早一天交工，就能早一点开下一个工。”
那一年，老朱没挣到钱，工长也回了老家，还欠了他4000多元工钱。
第二年，老朱单干。业主觉得他手艺不错，人也行，纷纷给他介绍工程。老朱认识了更多搞装修的人，有活儿就相互照应。还有人把所有装修的活都包给他，老朱就联系认识的工人一起干，他也能得到一点回报。这一年，老朱租了一间小平房，一个月100块钱。
■2001~2004
从油工到工长
房地产业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装修的活干不完，工资涨了好几次；在绿园区租了一间插间，每月500元
2001年，老朱的工钱涨了，一天35块钱。那一年，长春出现了2000元一平方米的房子，房价涨了，装修业水涨船高。
2003年，国务院出台十八号文件，为房地产业正名，将房地产业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提出“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的基本发展路径。“那一年工钱涨了好几次，40块钱、45块钱、50块钱，有的可以给到一天70块钱。买房的人越来越多，装修的活一年到头干不完。”老朱的日子好起来了。
2004年，老朱应聘现在的这家装修公司，正式成为工长，他不用再干油工的活，而是接受公司分配的装修任务，给工人们揽活，协调业主和工人的关系，调配工人。那一年，老朱住进楼房，在绿园区租了一间插间，每月500元。24小时自来水，有暖气，有厨房，有室内厕所。妻子张春玲也来到长春。两个孩子，女儿上了初中，儿子刚上小学，留在老家由父母照看。
■2004~2013
黄金十年
做工长的这十年，老朱没为揽活发愁过，但挣钱确实没有前些年容易了
2003年后，房地产业迅猛发展，房价连年飙升，尽管新老“国八条”、“国十六条”、土地供给管控等措施接连出手，但房价还是涨，装修行业也变得烫手，几年间长春市大小装修公司开了上百家，每家都红火得很。
那几年，老朱真正挣到了钱。挣了多少？老朱不说，只是得意中又带点不好意思的笑。
老朱从不拖欠工钱，日子久了，工人对他很认可，有的一年到头才跟他拿回一年的收入。老朱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工人越来越多，从最开始的十几个人一直到现在的规模。
人手多了，活儿多了，要操的心自然少不了。哪组工人哪天进场？哪个工地完工结账？每个工地都有一本账，每个工人做了多少工，该得多少工钱一分都不能少，手上的资金又要足够周转，老朱发现，工长这个行业绝对是一门统筹学。好在，当过好几年村主任，对付这些问题得心应手。
“工长不能拖欠工钱。你拖了人家一次可以理解，再有第二次，人家就不会跟你干了。”这是老朱当工长的底线。“有的工长资金周转不过来，还不停地接工程，最后欠了工人一大笔钱走了，工程做了一半扔下不管。有的工长不好好干，业主不满意，活就越来越少，工人慢慢都走了。还有的工长豪赌，20多万工程款一宿输没了。”这些例子都是前车之鉴。管理好工人，把活干好，对业主多一些耐心，是老朱的经营之道。
做工长的这十年，老朱没为揽活发愁过，即使最近两年国家对楼市管控力度加大，老朱手里也从没断过工程。但挣钱确实没有前些年容易了，“现在人们维权意识都强了，装修用什么材料，市场什么价格，人工费什么行情，什么地方可能发生预算外费用，都清清楚楚的，不像装修行业刚兴起的那几年，市场还没成熟，很多环节和价格规定都是装修公司自己琢磨的，施工中发生费用的弹性也比较大。”在老朱看来，现在的装修行业就是薄利多销。
“薄利多销”是老朱的说法。刘先生的新房是老朱装的，他的评价是，“活儿还可以，但有的地方有遗憾，估计也是他们工程太多了。老朱人还行，就是要钱狠了点，该拿也得拿，就互相理解吧。”
■与家人
买房了 儿子落户
90多平方米30多万房款，老朱一次交齐
2013年12月15日，星期日。老朱一早赶往工地，儿子朱倩童病了一周，老朱嘱咐妻子张春玲带儿子去社区诊所“好好看看，打个吊瓶”。
朱倩童今年16岁，老朱离家刚好16年。当年，儿子的出生是促使老朱改变人生轨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回头看，当年的决定基本正确，唯一的遗憾是，儿女的成长岁月里，少了他的陪伴。
朱倩童读小学5年级时，老朱把儿子带到长春上学，把在盐城读高中的女儿留在老家。如今，女儿22岁，大学刚毕业，在无锡找到了工作。那年，老朱在长春经开区的一个小区里租了一套两室的房子，儿子在附近小学上学。现在，儿子已经读到中专，为了能让儿子参加高考，2013年，老朱在长春买房了，把儿子户口落在长春。
2007年长春购房条件放开后，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买房。2013年，老朱买了期房，在南四环，每平方米4000多元，是曾经的一位业主帮忙争取的团购价。90多平方米30多万房款，老朱一次交齐。2014年新房就将交工，租房的日子即将过去，老朱从外来打工者，成为城市的“新族群”。
“现在生活成本太高，一个月房租1000多，孩子一个月连饭费带花销1500多块钱，日常开销不到1000块钱，每个月我们还要给自己存点养老保险。”老朱2012年才开始缴纳养老保险，“装修公司不给工长缴纳，毕竟这行不可能干一辈子，总要给自己老了以后留下一点保障。”
背井离乡的这些年，工资水平涨了好几倍，现在无论什么工种，一天最低工资都要300块钱，同时生活成本也翻了几番，老朱那辆面包车，每月加油要1500块钱左右，有时装了装修材料还被交警罚款。
来长春这些年，老朱没得过大病，唯一一次是2001年肾结石，做个手术花了2000块，当时这是两个月的工资！2007年，长春市建立社区医疗保险制度，老朱每月都在社区交200块钱，小来小去的病到社区医疗服务站，自己只需要花60%的钱。大病去医院，全额缴费。即便如此，老朱觉得“这已经不错了”。
■与工友
小聚时刻谈起“落叶归根”
老朱跟孙世忠想的一样，早晚要回去，如果儿子决定留在长春，房子正好留给他
12月15日晚上，老朱邀请记者和几个工人小聚，告诉妻子张春玲多做几样菜。
张春玲是湖南人，老朱在湖南上学的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她，“我一眼就看上她了，她也觉得我挺好，我们一见钟情。”说这个成语时，两人的目光碰在一起，都腼腆地笑了。“我来长春的头几年，家里的四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几亩地都是她一个人打理，真是苦了她。”老朱言辞间溢出感激和愧疚。
一个小时的工夫，张春玲做了8个菜，有鸡有鱼，有凉有热。菜上了桌，聚会的人也到齐了。
瓦工郭明今年39岁，6年前带着弟弟郭成认识了老朱，开始合作。两兄弟是黑龙江伊春市人，1998年来长春打工，“那时候干一天活20块钱，一个月辛辛苦苦就是对付个温饱。2003年房子涨价，工钱才一点点涨了起来，一个月可以挣到2000块钱了。装修公司火起来之后，才开始按照平方米挣钱，贴普通砖什么价，贴花式什么价，这细分的说道太多了。现在一天最少300块钱，一个月轻轻松松1万多块钱。”
2010年，兄弟俩各自在长春买了房子，每平方米5000多元，90多平方米的房子只贷款十几万，一年之内就还清了。在长春落了脚，兄弟俩把父母接到长春养老。
木工孙世忠是老朱的同乡，盐城东台人，44岁，是老朱手下手艺最出众的木工，大伙都称他“孙大师”。不过，郭明叫他“官二代”———孙世忠的老家在东台农场，父亲原来是农场的厂长，副科级干部。
做木工前，孙世忠在盐城做近海捕捞，“靠天吃饭，收入也不高，年轻的时候就想到外面闯一闯，见见世面。”孙世忠就这样干起了木工。
孙世忠和老朱来长春的日子差不多，从一天三十块到一个月一万多，经历各种酸甜苦辣。在长春十几年，孙世忠始终一个人，妻子和女儿都在老家，“我女儿每年暑假都和她妈妈来长春玩，一呆就是一个月。”每年这个时候，孙世忠放下所有工作，带她们到处玩。
孙世忠在长春没买房，和两个工友在一个高档小区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一个月1200元。“早晚是要回老家的，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根在东台，人是要落叶归根的。”孙世忠声音低沉，说完，还闷了口酒。
对落叶归根，郭明没什么反应，“父母都跟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两三年回趟老家走走亲戚，上上坟。我们全家都在这扎根了。”
每年过年，孙世忠都开着那辆面包车回老家，来回要四天四夜。他觉得，过年一定要在老人身边才算圆满。他也曾想过把老人接到长春，但是老人不习惯。
老朱跟孙世忠想的一样，早晚要回去，老家还有田有地，这些年，他一直没在长春落户，尽管买了房子，但将来真决定回老家，房子可以卖，如果儿子决定留在长春，房子正好留给他，儿子的户籍已经落在长春，不再是“新族群”，不再和他一样是外来务工人员，而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这是老朱期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