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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狐揭秘:那些年我们学校的"逸夫楼"]  据香港翡翠台早间新闻报道，邵逸夫今晨逝世，享年107岁。  你可以不认识他，但是你的人生里肯定有一座叫邵逸夫的楼，在你对青春年少的回忆里，在你午夜梦回的校园里。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座逸夫楼  有人笑谈在中国，判断一所大学的好坏有一个特别简单而且靠得住的方法，那就是看那里有没有一幢叫做"逸夫楼"的建筑。这个规则之好用在中国可以上升为定理了。  邵逸夫先生自1985年以来连年向内陆教育事业捐赠巨款，用于学校建设。他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陆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邵逸夫视教育为立国之本，为此多年来他尽心尽责，不遗余力。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邵逸夫捐款兴建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等项目已30000个（具体有多少，估计连邵先生本人也不知道），受惠的高等院校遍布大江南北，逸夫楼、逸夫图书馆……已经如繁星般点缀了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名校，中、小学中的逸夫楼也数不胜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江流域遭受水灾之后，邵逸夫先生出资帮助灾区集中重建起了118所小学，受益的灾区儿童数以万计。  逸夫楼——已经成为了一个个内陆学子求学时代难忘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邵逸夫捐资助教的由来  邵逸夫从事捐资助教活动的历史由来已久。自1957年创立"邵氏基金会"以来，邵逸夫就本着"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人生信条一直从事社会福利事业。但当时，邵逸夫捐资助教活动规模并不大。自1973年开始，邵逸夫开始大规模捐赠教育，解囊公益。在1985年后，更是淡泊钱财，热心公益，全身心地投入到捐资助教活动中。纵观邵逸夫的捐赠历程，会发现：他人生中有两个重要阶段对其捐资助学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捐资助学的非主动阶段（1972年—1985年） 此处提到的"非主动阶段"，并不是指邵逸夫该阶段的捐资助学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而是指该阶段邵逸夫对捐资助学活动仍处于一种自我萌芽期。尽管邵逸夫一直有捐资助学的内在动因，他曾说过："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更难的事！但是，从其捐资助学的心路历程和特色分析中可看出，该阶段邵逸夫的捐资助学行为的性质仍停留在以利己为出发点的利他行为上。 邵逸夫，1907年10月4日生于浙江宁波镇海，按当地人的年龄计算方式，生下来便算一岁，到1972年的这一天，邵逸夫刚好66岁，是中国民间所说的人生一大关口。俗话说："人活六十六，不死也要掉块肉。"邵逸夫在兄弟姐妹中又恰好排行老六，按照迷信的说法，66岁是邵逸夫的劫难之年。干事业的有钱人比一般人更怕死，邵逸夫马上请名医检查身体，除了偏瘦，身体也没其他毛病。他担心会不会有其他劫难，于是请来风水大师李迪帮他消灾解难。在李迪的帮助下，邵逸夫安然度过66岁生日，而他的商业竞争对手却连连失利。从此邵逸夫对李迪十分信任。 1972年，邵逸夫设宴感谢李迪。席间，邵逸夫问李迪，他越过66岁这道坎，是否可以长命百岁了？李迪指出邵逸夫心疾太重，恐怕会折阳寿。邵逸夫求化解之术，李迪指出："做事业的人，争强好胜没什么不妥。商场如战场，同对手讲不得仁慈，讲仁慈必定会被对手吃掉。可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大讲仁慈。"邵逸夫很清楚自己在圈子里悭吝的恶名，他嘴上说不在乎，心里其实非常不舒服。李迪这翻话令邵逸夫茅塞顿开，做善事，花钱不多，美名却不少，人活得痛快，自然会长命百岁。可见，这段时期邵逸夫捐资助教的主要动因是花钱消灾，散财积德，祈福长命。从自我觉醒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阶段，邵逸夫捐资助教的自我觉醒度并不高，它仅仅是一种萌芽阶段，是一种以利己为出发点的利他行为。但是，客观上为教育界谋得了一定福利。 与该阶段的心路相匹配，邵逸夫该阶段捐资助学呈现如下特色。 （1）捐赠力度和广度 具一定的局限性。 该阶段邵逸夫捐资助学的主要阵地在香港，与其后动辄上千万，上亿港元的捐赠相比，该阶段捐资助学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力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比较大的捐赠有以下三笔： 1973年5月30日，邵逸夫捐赠50万港币给香港的"苏浙公学"，帮助其兴建新型图书馆，藏书达3万多册的，这是邵逸夫第一笔郑重其事的捐赠。 此后不久，苏浙公学又扩建校舍，邵逸夫再次捐赠100万港币。 1977年，邵逸夫捐赠600万港币兴建"香港艺术中心"，为当时有"文化沙漠"之称的香港作出很大贡献。 （2）捐赠影响具明显的地域性。该阶段邵逸夫主要捐赠地是香港，捐赠项目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为邵逸夫在香港社会赢得一定的声誉。苏浙公学是苏浙旅港同乡会创办的，两次捐赠为邵逸夫赢得苏浙旅港同乡会"永远荣誉会长"的殊荣。1974年，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为表彰邵逸夫捐资助学、热心公益的高尚风尚，授予邵逸夫"皇家CBE勋衔"。 1977年，邵逸夫捐赠"香港艺术中心"，赢得"香港艺术节大会主席"和"香港艺术中心董事局副主席"的头衔。英国女王还将Kinght Bachelor爵士勋衔册封给邵逸夫，使其成为香港娱乐界获得爵士殊荣的第一人。 （3）社会评价具对立的两重性。邵逸夫由悭吝富豪变成了大慈善家，成为大名鼎鼎的邵爵士，担任香港社会许多重要的社会公职。其中既有喝彩声，也有一些批评声。 《南北极》杂志分别于1977年和 1980年两次对邵逸夫提出批评，指出邵逸夫的商人本性和吝啬秉性。邵逸夫在慈善上的大笔捐赠，也曾多次引发其所属企业员工的遐想，以为一向悭吝的老板变慷慨了，他们的待遇将会得到改善。结果事与愿违，希望一次次落空，邵逸夫悭吝的秉性并没有改变。他说："我必须靠艺术赚钱，否则我想做慈善也做不成"。由此不难看出，该阶段作为慈善家的邵逸夫并没看淡金钱，大彻大悟，捐赠动机仍停留在花钱消灾、祈福长命的层面。 二、捐资助学的主动阶段（1985年以后） 1985年以后，邵逸夫的捐资助学行为有了质的变化，从自我萌芽期过渡到自我觉醒期，捐赠力度、广度和持久度打破局限性，捐赠影响打破地域性，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该阶段，邵逸夫的捐资助学行为超越了"利己的利他行为"层面，呈现一种完全主动的状态。他说："中国很穷，需要很多金钱来办学校发展教育，建造医院治理患病的人。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是什么诱因令悭吝的邵逸夫看淡金钱，大彻大悟？是什么事件促使邵逸夫在捐资助学领域的自我觉醒呢？  有资料说邵逸夫的大彻大悟和20世纪70-80年代的舆论批评有关，也有资料说与三哥之死有关。更多人认为，后者的可信度更高，尽管舆论批评可能会促动当事人的一些反思，但作为一种外在因素，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三哥之死则不同。毫无疑问，生离死别是人世间最为悲痛的情感，能深层次地引发当事人对生命的思考和尊重，引发当事人对人生意义及存在价值的理解和感悟。这种感悟是一种很强的内在因素，足以改变一个人固有的很多想法，足以完全改变一个人，足以使一个人大彻大悟。邵逸夫有八个兄弟姐妹，众多兄弟姐妹中，邵逸夫和三哥邵山客相处时间最长，关系也最密切。他们有着特殊的感情，两兄弟曾在新加坡同甘共苦，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共同打下邵氏电影的一片天地。 30年后，邵逸夫虽然来香港创办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但和三哥的感情却终生未变。1983年，三哥邵山客不幸中风，陷入昏迷，成为植物人，只靠药物延缓生命。邵逸夫在三哥床前感叹人生苦短，钱财再多也不过是身外之物。邵逸夫知道，三哥在新加坡因为悭吝口碑不好，此刻即使想改变悭吝形象，机会也不复存在了，只能将遗憾和巨额财富都带进棺材。邵逸夫不想步三哥后尘，他想在有生之年改变自己的悭吝形象。 认为与其没完没了地拼命赚钱，不如在生命健全时，积德行善。反观自己和亲人奔波、奋斗的一生，邵逸夫进一步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理解了人生真正的价值所在。从此，淡泊钱财，发自内心地、全身心地、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捐资助学等各类慈善活动中。 邵逸夫经历了不同的心路历程，捐资助学行为也由非主动阶段过渡到了主动阶段。与前阶段相比，该阶段邵逸夫捐资助学活动呈现出一些典型的差异性。 （1）捐赠力度和广度上，呈现空前性。 与前阶段的捐赠相比，该阶段邵逸夫的捐赠行为，无论在力度还是广度上都呈现出一种空前性。就捐赠力度而言，20世纪70年代捐赠金额以百万计，而1985年后，捐赠额度动辄上亿港元。 1985年1月，邵山客去世前两个月，邵逸夫捐资1．06亿港元，其中7300万元用来资助香港的大学和医院，另外3300万元捐给香港以外的6所大学，包括台湾国际艺术学院和澳门的东亚大学等。这是邵逸夫顿悟人生后作出的第一笔捐赠。同年，邵逸夫向内陆捐出第一笔款项1亿港元，用于资助内陆大学兴建图书馆或科技馆。这笔款项捐赠重点在内陆的师范学校。 邵逸夫认为，与国外教育相比，内陆教育不普及，很多人想读书没有好的教师，由此应该多培养师资。1个教师可以教50个学生，10个教师可以教500个学生，这样的作用就大了。自1985年起，邵逸夫每年都会捐赠1亿多元在内陆兴办各项公益事业，其中重点资助的方向是教育。在他看来，"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 至2008年止，邵逸夫捐赠34亿元用于发展内陆教育事业，资助的学校和项目分布在31个省市自治区，成为新时期中华捐资助学第一人。就捐赠广度而言，该阶段捐赠领域已远远不局限于香港本地，而是由香港作为辐射点，辐射到台湾、澳门、南洋一带，辐射到中国内陆31个省市自治区，辐射到家乡宁波，甚至向全球辐射。邵逸夫在内陆捐资助学并非着眼于重点建设一所或几所学校，而是把资金分散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所学校，并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各出50%资金共同兴建，促进校园建设的加速发展，因此具有更为广泛和积极的意义。 邵逸夫对故乡宁波倾注了满满的乡梓情怀。1987年以后，捐资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累计金额达4000多万元。其中包括建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学楼等。除此之外，对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也曾多次进行无偿捐赠，为此，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赞誉。 2002年11月15日，邵逸夫设立了用于表彰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的"邵逸夫奖"，其颁奖宗旨是，不论得奖者的种族、国籍、宗教信仰，而视其在学术及科学研究或应用上是否获得突破成果，这些成果对人类生活是否有意义深远的影响。 （2）捐赠影响上，突破地域性。  与20世纪70年代仅在香港社会赢得社会身份不同，该阶段邵逸夫德高望重，受到世人敬仰，在家乡、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享有一定的声誉。1988年，美国"玫瑰皇后"代表美国旧金山市长艾诺斯，向邵逸夫赠送"九月八日三藩市邵逸夫日"纪念牌及证书，以表彰邵逸夫对该市福利事业的贡献。美国旧金山（三藩市）将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邵逸夫日"。1990年5月，中国政府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上发现的一颗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2002年，设立含数学、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的邵逸夫奖，每年颁奖一次，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该奖从设立起就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杨振宁认为，设立邵逸夫奖对全球、对全亚洲、中国、香港的科技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3）社会评价上，好评一致性。  该阶段邵逸夫乐善好施，淡泊金钱，为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已经由一位商人变身为大慈善家。20世纪90年代后，香港媒体对邵逸夫捐资助学行为给予高度的一致评价，称之为"道德标杆"。邵逸夫真正成为了一颗宇宙之星，熠熠生辉。 邵逸夫秉承了中国人代代相传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作为父亲，他说，"我对儿子们的责任，是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作为一个有数十年艰苦创业经验的商人，他则深深体会到，国家的发展，教育为本。多年来如此热心于教育事业，源于他常与周围人交流的一个心愿："中华民族要繁荣昌盛，扶助教育，启迪青少年智慧，广育中华英才，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UX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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