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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宗璞

 江南梅萼 2014-01-08



    1928年,哲学大师冯友兰喜添一女,取名冯宗璞。

    1938年,年仅十岁的宗璞在战火中,随家庭南迁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的八年时光,给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1985年春到1987年底,宗璞完成了一部反映中国读书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南渡记》。

    1993年秋,冯友兰先生去世。一场大病后的宗璞重新提笔,继续中断多年的《野葫芦引》,开始创作第二卷《东藏记》。期间,宗璞在病痛的折磨下多次被迫中断写作。2002年,这部耗去她七年精力的作品终于出版问世。

    2005年4月,宗璞因《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5月11日,已经77岁高龄的宗璞拖着病体来到上海,一是受王安忆之邀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南渡记》与《东藏记》作品研讨会,另一方面是慕名来上海张建明中医工作室为缠身的顽疾求医问药。

    在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在去嘉定江南名医张建明先生处看病的间隙,记者得以近距离地与宗璞先生“面对面”。

    从来病骨难承受

    “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首散曲是宗璞先生自述生平的游戏之作,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她创作的艰辛与执著。

    在陪同宗璞先生在嘉定看病时,听她慢慢地向医生叙述自己的病情,真的觉得这句“从来病骨难承受”并非虚言。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宗璞做过各种各样的手术,因而得了个外号:挨千刀的。《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幸未失明,但是左眼仅有0.3的视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说是“准盲人”实在不为过。近年来,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世,宗璞的头晕顽疾更加重了,劳累过度时会天旋地转,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她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和用笔写作。

    虽然身体的顽疾带来的是许多的不适和不便,但并没有阻止宗璞先生对写作的热爱。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因为多年来她的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不能执笔写就口述,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再打印出来给宗璞看,当然,字号也必须放大到一号。难以想象宗璞先生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她说自己“像一只蚂蚁,很小的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如此重病缠身,何以还要对写作不离不弃?宗璞先生也承认:“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但是,她说:“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

    一脉文心传三世

    说起来,宗璞先生的文学启蒙老师还是她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虽是哲学家,但他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能写旧诗,并且常常谈一些文学见解。宗璞先生还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让宗璞反复吟哦《古诗十九首》,背诵唐诗,每天早晨起来背白居易的《百炼镜》。抗战时,十一二岁的宗璞跟父母到了昆明,她每天到北大文科研究所里看书,哲学、自然科学无所不看,父亲却从不加限制。老先生认为:书读千遍,其义自见。这无疑为宗璞先生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而深厚的文化底蕴。

    宗璞先生从父亲身上承继的不仅仅是日后文学创作的积淀,更是一种坚韧执著的写作精神。冯友兰先生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起先还能自己写,以后就只能口述,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薪尽火传,这脉脉文心在曾经长期侍奉左右的宗璞的精神中一脉相承。在母亲、父亲、丈夫,这些生命中最亲的人一一西去时,宗璞依旧继续着自己的写作和生活。她选择了父亲的书房做书房。当年冯友兰失去目力听力后,就是坐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地写着的。而如今,宗璞也在这间书房里,长年抱病写写停停,迎接着生命长河中的一波又一波。她说:“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三十三年;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我也会这样坐下去。”

    一句话道出书名来由

    宗璞先生说,写《野葫芦引》是来自于一种留住一段不被歪曲的历史记忆的使命感。年少时随父兄辈南迁,这段铭心刻骨的亲身体验成为了她创作《野葫芦引》的丰富素材。早在上世纪50年代,她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来刻画出西南联大师生们身受亡国之痛、流离之苦,却依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品格,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动笔,不过小说的人物已在她心里经过了千锤百炼。经过15年的心血浇灌,两个“野葫芦”——《南渡记》与《东藏记》终于“长熟”了。

    12日那天,她就带着这两个耗尽心血“培育”的“葫芦”来到复旦大学,听沪上一些作家、评论家的点评。整整三个小时,病人宗璞带着助听器,如石佛般静坐,倾听各位的高论。王安忆说,小说把一群锦衣玉食的人物放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去,主人公却依然没有丧失人的高贵与尊严,这正是一个民族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精神潜流。蒋丽萍说自己在阅读时,常因书中人物的一句话、一个细节而感受到心灵的撞击,眼眶湿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把它归结为一种“贵族气”:“这里的贵族不是财富或是身份的贵族,而是那一代知识分子高贵的精神传统。阅读宗璞先生的小说,就是对这一精神传统的记忆被唤醒的过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对小说中历史记忆重于虚构提出了质疑。宗璞回应说:“个人的记忆是会模糊的,但一个民族的记忆我们有责任让它鲜明。用小说的形式来留住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宗璞认为:“历史是个‘哑巴’,靠别人来说话。人本来就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史’的性质,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了。还是把人生看作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是不行,也做不到。”“我还不能说这是个野葫芦,只能说是一个引子,引你去看人生的世态。”一句话道出了书名的来由,其实,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

    《野葫芦引》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4卷本长篇小说组成,如今,《西征记》的写作已经开始。宗璞先生说:“接下来的写作还有许多难题,我知道说要克服这些难题是在说大话,我深知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小,但我还是会去做。”

    兰气息,玉精神

    李子云曾借用古人的“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来评论宗璞,可谓传神。虽然,时代潮流的变幻也呈现于宗璞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但是,宗璞的文字似乎永远与时下的流行无关,坚持着自己纯净优美的本色———它的声音似乎很遥远,与时代格格不入,但真正阅读时,心灵又不由得被它左右,时代反而离得远了。这也许正是她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宗璞很认同自己是“本色作家”的说法。她说,我写作品时,不是自己给自己规定一个什么原则,只是很自然的,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写授命或勉强图解的作品。

    和宗璞先生打过交道的编辑都知道,如果有什么命题作文请她写,就很难约到稿子。但如果是她自己送来发表的,无一例外地都是能上副刊头条的好文章。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细腻敏锐的内心世界的呈现、优雅严谨的文字,以及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持续关注,使得宗璞的作品有着当代作家少有的一贯品格。

    俗话说“文如其人”。宗璞先生本人也是一个与流俗相去甚远的人,话不多,却自有一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度。获得茅盾文学奖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殊荣,但宗璞先生却平静地说:“获奖当然是让人高兴的事,但那是对过去工作的一种评价,也是一种鼓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前面还有许多没有做的事,那才是更重要的。”

    站在宗璞先生的身旁,一个动作、一个细节,时时让人感受到她一贯的安静与低调。在张建明中医工作室宗璞先生看病的过程中,她经常会用右手悄悄按摩自己时常麻木的左手,但从不伸出手去让照顾她的助理帮她按摩。那天看完病,用完餐已是晚上九点,宗璞先生神色已显现出疲倦,被人搀扶着站在饭店门口等候车子来接。这时,她突然转头向四周看了看,我们都以为她是在找椅子想坐下来休息,不料她轻声问:“我们站在门口会不会挡着别人进出的路?”大家在意外之余又心生感动。这就是宗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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