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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三星?

 图志轩 2014-01-10

从某种程度上说,三星的历史代表着整个韩国企业的历史。李健熙认为:“三星一路走来,为发展成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企业而不断挑战、历尽考验和变革”。

进入21世纪,李健熙强调,三星集团将会继续朝着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迈进。2003年,他设定了第二季新经营的方向,其要旨是“加快企业转变的步伐”、“科学转变,深化内部改革”。

20世纪,单纯依靠机械的批量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时代的需要,科学管理方式和生产力变革逐渐登上了舞台。在这种趋势下,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随之变得富裕充足,科学化管理也应运而生。

1911年,钢铁公司的技术员泰勒总结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编著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泰勒也因此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他的科学管理理论拉开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的序幕。这一时期可谓是管理学发展的萌芽期,而韩国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喆正出生于这一历史性时期起始的那一年(1910年)。

以19世纪的产业革命为契机,世界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急速增长,如化学产业的领头羊杜邦、石油产业的始祖美孚石油、零售产业的鼻祖西尔斯先后于1802年、1870年、1886年创立。而韩国企业的发展则相对较晚,韩国三星、现代、LG、柳韩洋行分别于1948年、1955年、1945年、1954年成立。伴随着众多企业的涌现,管理学得到了不断发展,经营者们开始探索具有韩国特色的商业模式。

在韩国经济的发展中,企业和人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期间,杰出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摸索出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技巧,创造了适合韩国企业氛围的商业模式和管理理论。例如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提出“人才第一”,现代企业郑周永提出“生产革新模式”,LG具仁会提出“人化模型”,柳韩洋行柳一韩提出“生产改革模式”等。可以说第一代创业者的挑战和革新精神是大韩民国跃升为经营强国的动力。

进入21世纪,新的经营模式在全球兴起。主导全球市场的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现代重工业、LG化学、韩国浦项制铁公司(POSCO)等企业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他们正在开拓着前人未曾企及的领域。如果说1960年至1990年是韩国企业埋头追赶世界先进企业的时代,那么,现在的韩国尖端企业已经开拓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并成为世界各国企业追赶的对象。毋庸置疑,这些巨大的成果应归功于韩国的商业巨子们。

与摩根、福克、克虏伯等国际财团相比,三星集团的发展史显得短暂而微不足道。就连邻国日本的三菱、三井等代表性财团也都于19世纪70年代便开始创立,迄今已有140年的历史,而韩国企业发展史不过只有短短70年。期间,许多企业纷纷涌现而后又渐渐消失,在不断变化的洪流中,唯有三星坚守着传统并成长为全球顶尖企业。尽管三星的韩国最佳企业宝座曾被现代集团夺去,但那只是暂时的。进入21世纪,三星与位居第二的企业的距离正在不断拉大。自20世纪50年代就稳坐韩国商界第一把交椅的三星,在进入21世纪后不仅牢牢守住了在国内的优势,还稳稳跨入了世界一流企业的行列。

企业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有人认为,古代的商人们考虑到直接交易会产生许多流通费用,相比之下,雇用员工进行管理运作则可将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便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按照此观点来看,企业迄今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了。作为提供就业岗位、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源,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一直持续发展到了今天。

一位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企业的历史》中论述道,企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标尺。如今衡量国力的标准不再是该国能动用的军舰或者兵力的数量,而是其所拥有的实力企业的数量。有人说一个国家的代表性企业亦是该国国力的一种展示,这种说法绝非谬言。企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的成就需要不断的努力、改革和创新……只有坚持这种努力和革新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三星的创立

韩国企业的历史并不悠久。大韩民国光复后韩国财团才得以发展,其历史不足百年,但是三星集团仍然在这短短的历史进程中成长为了超一流的企业。

李健熙就任三星集团会长已有26年,现已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韩国最佳企业家、经营天才和企业名人。

三星集团始于1936年,以马山碾米合作厂的创设为开端。两年后,三星集团的前身三星商会成立。三星集团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起成为韩国经济界的执牛耳者,之后便向着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进军,现已成为领军半导体、计算机、商用电子产品、基因工程、手机等尖端产业的知名企业,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从某种程度上说,三星的历史代表着整个韩国企业的历史。李健熙认为:“三星一路走来,为发展成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企业而不断挑战、历尽考验和变革”。

1945年8月15日韩国光复以后,国内局势动荡。而三星作为韩国企业的一面旗帜,屹立不倒勇往直前,发挥着韩国龙头企业的作用,引领着韩国经济。

一家企业,能在风云变幻、沉浮不定的韩国商界中不断成长,在众多财团企业中独占鳌头,可谓是奇迹。有调查表明,韩国1965年的百强企业(以销售额为标准)到了1991年只有16家仍位于百强之列。尤其是,1960年的十强财团企业到了2011年仍在十强席位上的,只剩下三星和LG。

三星的发展壮大,得益于三星独创性的经营活动和经营理念。三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果断进军新兴领域,引领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强有力的领导和创造性的经营活动,使得三星这块牌子成长为韩国企业的名片。

三星特有的传统“儒家伦理”和现代“合理经营理念”,深深地影响着三星的企业风气、企业教育、发展氛围……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哲学推动着三星的发展。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理念驱动企业”,三星的经营思想正是三星集团的驱动器。在众多韩国企业中,唯有三星把“实业报国”定为社训。三星是传统的韩国式公司共同体,也是家族企业共同体,深受儒学影响;它还是合理化经营的共同体,具有面向公司内外的竞争体制。一方面,三星共同体的员工作为“三星人”,团结在会长周围,形成了以会长为中心的坚固的家族式纽带;另一方面,作为三星共同体践行合理化经营,积极参与激烈的外界竞争。
三星不是一个不分国籍的跨国企业或者全球企业,而是一个具有韩国企业特色的公司共同体。

李秉喆与三星集团

1910年2月12日,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喆生于庆尚南道宜宁郡正谷面中桥里。他在儒学家风的熏陶中成长,祖父是儒学者,父亲也十分推崇儒学。李秉喆从5岁起,在祖父创立的文山亭(书塾)里学习汉学5年。他很喜欢读《论语》,简直爱不释手。

在儒学的影响下,李秉喆无论是会见宾客,还是教育员工,常会引用《论语》中的句子。《湖岩自传》中就多次引用了《论语》中关于道义、孝等内容。李秉喆曾说过:“我的思想和生活都离不开《论语》。”李秉喆以《论语》为生活信条,儒学的思想伦理深深根植于他的哲学思想、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中。

韩国光复以后,李秉喆怀揣着“实业报国”的创业热情,开始了他的事业。民族解放,国家获得独立,他的想法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殖民时期的亡国之悲,战争带来的痛苦回忆,使他渴望国家富强昌盛。于是,他励志创办企业,奉献国家民众。他将“实业报国”作为创业动力,挺进了创业的队伍中。在其经营理念的指导下,三星自50年代起驶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三星以产业阶段发展论为基础,陆续创立培养了一系列公司。首先以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起家,接着发展重工业、重化工业,然后进军尖端技术领域。

20世纪50年代,三星的前身三星物产拓宽了业务范围,转入轻工业领域,设立了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主要从事生活用品等消费资料的生产。这正是三星产业阶段发展论的实例。三星60年代进军重工业,70年代进军重化工行业,这也是在产业阶段发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80年代,三星通过分析国际形势,预见半导体产业会成为未来尖端产业,既而进军了半导体市场。

三星虽然在产业阶段发展论的指导下创立发展企业,但并没有草率地选择发展道路。50年代,国家和社会对糖和西服的需求量增大,李秉喆便设立了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这两家公司成了当时的龙头企业。三星走在行业的前沿,与时俱进,发展顺应时代的产业。三星60年代进入重工业领域,70年代进军重化工业,80年代进军半导体行业,一直发挥先锋作用,推动着韩国经济的发展。

如今,作为规模最大的电子公司,三星电子已占据世界第一的宝座。1982年,三星预测半导体业将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不顾周边反对的声音,毅然打入半导体市场。1983年10月,三星组建了半导体和计算机项目团队,1984年3月在《中央日报》上刊出公告。同年,三星在国内外融资1000亿韩元,设立了水原器兴半导体通信工厂。1984年5月,生产通信设备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厂也陆续竣工。

三星器兴半导体通信工厂投入使用之后,第一条生产线上便开始生产64KDRAM(系统内存)。1985年5月,三星再斥资1900亿韩元完成了第二条生产线的建设,用以生产三星自主研发的256KDRAM。

三星半导体的飞跃发展,可谓是韩国奇迹,让全世界为之震惊。如今,三星半导体已成为产业旗舰,引领着韩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

实业报国的历程

三星历尽无数磨难与挫折。三星集团的发展历史是一段充满考验和革新的奋斗史。

在日本统治时期,三星向朝鲜殖产银行借贷,投资房地产,却以失败告终。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朝鲜总督府下达了“经济统制令”(“临时资金调整法”),强行回笼朝鲜殖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三星借贷的资金也被强制收回,再加上当时土地价格大幅下滑,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三星为了还贷,不得不变卖协同精米所、日出汽车公司等固定资产,甚至低价出售土地,最终宣告破产。

土地投机让三星获得不少收益,但因为银行回收贷款,使得三星一度破产倒闭。这次惨痛的教训,让李秉喆下定决心不再进行投机活动、违规经营。韩国光复后,李秉喆历尽艰辛,终于东山再起。

1961年“5?16”军事政变后,朴正ā政府认定李秉喆为头号非法敛财者,并下达逮捕令。当时李秉喆在东京,幸免被捕;之后不久,他回国并保证上缴全部财产。政府以李秉喆参与国家经济开发改革并用经营实业所得缴纳罚金为条件将其释放。虽然李秉喆缴齐罚金,解决了违法敛财的问题,但其所持银行股份(1958年,商业银行33%的股份;1959,年朝兴银行55%的股份)悉数被收归国有。

三星在日本统治时期进入房地产业的尝试没有成功,而李秉喆也被朴正熙政府冠以非法敛财的罪名,罚以重金,没收其所有金融股份以及韩国肥料工厂。他历尽这一切艰辛磨砺,并引以为鉴,最终走上了企业经营的正轨。三星得到的教训是:投机取巧、违规经营只会让企业走向失败的深渊。成就三星集团的三星经营学,于1973年以条文形式确定下来。1973年,三星将“实业报国”、“人才第一”、“合理追求”三大理念写进了“三星第二个五年计划”里。三星集团所追求的经营理念,是对创业初期就传承下来的企业价值和企业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简而言之,韩国光复后,三星的动力是“实业报国”,三星的经营思想是“实业报国”、“人才第一”、“合理追求”。三星在这种经营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旗下众多公司。三星的经营思想,是三星集团的理念和运作的航标,是三星人的精神和灵魂支柱。

1984年三星精神确立,且更为明确具体,更有利于三星人在现实中践行三星的经营理念,成为了三星人工作生活的标尺。三星精神作为经营思想的实践理念,是三星人的精神支柱,与创社之初的经营理念一起传承至今。三星的经营思想涵盖了三星精神。

当“企业家哲学”、“经营信条”成为企业的理念时,企业就有了经营思想。它的特点是随着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充实,具有未来指向性。三星的经营理念,由创社初期的“实业报国”、“人才第一”、“合理追求”开始,不断发展充实,涵盖了“创新精神”、“道德精神”、“第一主义”、“完全主义”、“共存共荣精神”。三星集团的经营思想融入了每一个三星人的血脉里,成为了三星发展决策和经营活动的重要准绳。三星的经营理念可以说是三星人的罗盘航标。

李秉喆的经营理念

韩国光复后,三星的经营理念真正确立下来。它蕴含着“实业报国”、“人才第一”、“合理追求”三大原则,也是对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经营哲学的概括总结。

国家光复前,李秉喆经商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他认为自己有经商天赋。国家光复后,李秉喆怀揣着报答国家民族的热诚,创办公司,悉心经营企业。李秉喆发展企业、扩招雇员,稳定经济报效祖国和人民,这便是实业报国,是李秉喆创业的动机。

李秉喆曾说过,让公司破产无异于“犯罪”。他坚信实业报国可以使国家富强,因此他创立了三星,努力打造出与外国企业抗衡的新式公司。

李秉喆以实业报国的经营理念为出发点,先后成立了三星物产、第一制糖、第一毛织、韩国肥料、三星电子、三星重工、三星精工、三星造船、三星石油、三星半导体……

“人才第一”是李秉喆的重要经营理念。“人才第一”就是充实企业人才库,以促进企业的发展。李秉喆常说“企业以人为本”。他曾回忆道:“我人生80%的时间都在招贤纳士,培养人才。”

有人评价李秉喆是一位“用人达人”。他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其用人之道可见一斑。1977年,三星为了培育人才,创办了韩国最早的“研修院”,也就是今天的三星综合研修院(1982年6月24日成立)的前身。1957年,李秉喆开创了韩国企业公开招聘的先河,第一批招聘的27人中,就有5位成为了后来三星子公司的社长。

李秉喆曾引用中国古谚,“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欲使企业强大,必须先培养人才。这些话语充分体现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李秉喆强调,管理者应担负起培养人才的责任。他说:“企业应当竭尽全力培养人才。如果每一个员工都能感受到企业家求贤若渴的愿望与诚意,那么企业的前途将会一片光明。”

“合理追求”是进行技术研发、参与国内外竞争的必备条件。李秉喆的成功之道正是得益于合理化经营。合理追求的精髓在于做任何事都要把握好度,不懈进取。具体来说,就是在追求经营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企业决策的合理化,摒弃血缘、地缘、学缘等不合理的惯例,创造纯洁无腐败陋习的企业文化。

为了实现企业的合理经营,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究,明确企业定位。李秉喆总结道:“三星的经营之道在于制订多套方案,进行市场调研,清除弊端,一旦具备了合适的时机、足够的资金、适合的人才和一定的市场,就开展工作。在此之前,首先要深入探讨有没有必要立即开展工作、预计规模如何、国际市场如何、资金来源怎样……考虑好方方面面后,方可开始项目。”简而言之,三星是在合理经营的原则下运营企业的。

创新精神、道德精神、第一主义、完全主义以及共存共荣五大基本点,构成了三星精神的实践理念。对这一理念的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

创新精神是探索开拓新事物的精神。创新精神离不开创造性思维、责任感、求知精神和坚毅的意志。李秉喆经商50多年来,不断创新进取,开拓前沿领域,引领时代风潮。50年代的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60年代的韩国肥料,70年代的三星电子、三星精工、三星造船、三星石油等,都是顺应时代需求而创办的企业。80年代,三星进军半导体行业,进入了21世纪的尖端领域。

创新与求索是三星人不可或缺的特质。此外,三星还重视员工教育,以加强员工的责任意识。

“伦理精神”强调的是品行正直、赏罚分明、遵循道义。李秉喆将儒家伦理道德奉为生活的准则,将“三纲五常”、“长幼有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作为他的精神基石,指导他的经营实践。正如上文提到的,他对《论语》爱不释手,会见宾客和员工培训时总能脱口说出《论语》中的名言警句。有分析指出,李秉喆推崇《论语》,将他的儒家伦理思想传达给了三星员工,这才使得三星能够保持韩式家族企业的传统运作模式。

企业不该只顾追求利润,更要积极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企业由员工构成,若想实现企业的正道经营,企业员工必须行为端正。三星把“正直”看作企业的精神,严明赏罚制度,以杜绝投机行为、不正当竞争、违规操作,实现企业的正道经营。

“第一主义”是三星的基本目标。在企业活动中,李秉喆十分执着于“第一”的荣誉,他时常强调要力争第一。第一制糖、第一纺织都是以“第一”命名的,可见李秉喆对第一是何等执着。

第一主义,指的是三星人坚信“只要付出,一切皆有可能”,他们不断挑战新的目标,成为相应领域的第一把手,担负开拓者的使命,为国家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第一主义的内涵是追求“目标第一”、“实业报国第一”、“人才第一”、“信用第一”,力求在各个方面都做到“第一”。人需要志存高远,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宽。

“人才第一”就是使最好的人才为最高的目标奋斗,以取得最佳的效果。三星发展的关键不是资本,而是人才,是意志品格绝佳的人才。三星网罗最好的人才,给他们最优越的待遇,给他们提供充分发挥潜力的舞台。

“信用第一”就是汇聚最强的精英,打造最卓越的品质,提供最佳的服务,赢得最高的信誉。因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没有信用是走不远的。总之,在三星,信用高于一切。

“完全主义”就是每一个三星人都应具备主人翁意识,尽职尽责将三星做大做强;就是从拟订企划之初,就切切实实地将其贯彻落实。要扎实工作,各司其职;要有责任感,不推卸责任,敢于担当,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专家;要有“我就是最终决策者”的主人翁意识。

三星经营处处体现了完全主义。李秉喆曾说,企业经营不善,就相当于“犯罪”。为了切实完善企业经营,从社长到基层职员都必须竭尽全力做好分内工作。

完美的品质,不仅指产品本身的质量,还包括服务的质量以及企业运营的质量。因此,不只是生产,销售、管理、采购等各个环节都要做到科学合理的品质管理。

如上文所言,完全主义主要包括责任感、主人翁意识、完善缜密的计划、强有力的经营管理以及全公司的品质管理。完全主义是三星精神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它促使三星成为一个务实的大企业。

共存共荣是一种精神,它对内尊重员工,激发他们的潜力;对外服务消费者和客户,服务股东和国家社会,以赢得信誉。

共存共荣以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为基础,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公司与客户之间、技术人员与管理层之间,即三星与社会各相关要素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赖,共同繁荣。

共存共荣也是一种追求“相生相和”的精神。与“相克相反”不同,它追求的不是敌对,而是和谐。它倡导良性竞争,以公共利益为重,不与其他利益集团树敌。

共存共荣也适用于处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以及劳资关系。李秉喆是大企业的拥护者。他认为大企业固然重要,但并不是说只有大企业重要。大企业有大企业的特点,小企业也有小企业的个性,两者相互补充而又相互牵制。即使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也有必要实现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共存、共荣。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具有互补性,就像是齿轮与齿轮的关系,只有合为一体,才能运转并发挥效力。

针对劳资关系,李秉喆认为:“企业要对员工以诚相待,提供优越的福利和退休待遇;职员将公司当成自己的家,尽心尽力地工作。这样就可以实现劳资双方的共存共荣。”对于未来三星的劳资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预知。就目前而言,三星没有工会,也没有劳资纠纷。

李秉喆认为,劳资纠纷不利于共存共荣,不会给劳资双方带来任何益处,只会阻碍国家的发展。劳资纠纷是对民众不负责任的行为,它会增加不必要的运营费用、资产消耗、人力投入,浪费国家宝贵的资源。因此,李秉喆认为应化解劳资纠纷,促成劳资协作。

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际,三星正忙于筹备创社50周年的纪念活动。1987年11月19日,在离纪念活动还有三个月之际,李秉喆辞世,享年77岁。李秉喆一生创办了众多公司,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他担负起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用经营收益资助幼儿教育、文化学术建设、舆论文化建设等公益活动。

李秉喆与三星半导体

李秉喆是三星的创始人,他的经营哲学形成了三星经营学的框架。即前文所说的“实业报国”、“人才第一”、“合理追求”。如果说三星志存高远,一切企业活动都旨在实业报国,那么人才第一和合理追求,就是为实现这个理想而采用的方法和行为规范。其主旨是通过培育人才,采用合理的方法,谋求发展,造福国家。

李秉喆基于这种考虑创建了第一制糖。作为进口替代企业,第一制糖是韩国最早使用现代化设备的公司。1953年,李秉喆给公司取名“第一”,旨在说明“以第一的勇气领跑韩国经济,为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奋斗”。当时,工厂拥有价值18万美元的设备,而器械的安装、调试、操作成了一大难题。

时任总统的李承晚不许日本人踏入韩国半步,就连技师也不例外,所以三星招募的都是本国技师。第一制糖的成立,使韩国普通民众吃上了本土生产的、价格实惠的白糖。

三星是一家民营企业,一开始生产白糖(1953年),然后通过民间的贸易往来,进口西德的成套纺织设备(1954年),生产精工布匹(1955年),率先借贷民间资本4390万美元投入生产线(1965年)。在随之而来的技术革命浪潮中,三星率先生产了真空管、电子束管和夜视镜(1979年)、喷气发动机组装(1981年)、X光底片(1983年)、个人电脑(1983年)、8毫米磁带录像机(1983年)、微型计算机(1983年)、64KDRAM存储(1983年)、喷气发动机零部件(1983年)、自主研发的256KDRAM存储器(1983年)……

当今企业迫切需要能够预见未来、有远见卓识的经营者。具有洞察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经营者不会安于现状,他们敢于挑战,不断进取,使企业发展壮大。李秉喆坚信,商业成功的秘诀就是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把握时代的脉搏。他一直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逐渐具备了国际视角和先人一步的远见。

在战后的韩国荒败不堪、人民靠救援物资艰难度日的时候,三星作为进口替代企业勇于冒险开拓,创建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率先进入了现代化大企业的行列。三星70年代涉足化学重工业,80年代果断进军高精尖产业,树立了国际企业的形象。

卓越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是李秉喆作为公司最高经营者享誉海内外的不二之法。李秉喆将“探索新事物,开拓新道路”的创新精神放在三星精神的首要位置,对变化保持高度灵敏,敢于在未知领域开拓新事业。“为成为业界开拓先驱,必须要有浴火重生的革新精神,果断地调整企业发展轨道,让企业重获新生。”从李秉喆的这一番嘱咐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企业家的先锋精神,李秉喆晚年开拓的半导体产业就是这一精神的最好体现。

1980年,年逾古稀的李秉喆决心投资半导体行业。一次,他在访问日本时,遇到了稻叶秀三博士——日本战后经济复兴计划的起草人之一,他告诉李秉喆“半导体将主导未来市场,因为精巧轻便的产品是市场的需求”,这句话让李秉喆发现了商机。1982年,李秉喆考察了美国的相关企业设施后,就更坚定了他“越早进入半导体领域越好,不然就要落伍了”的信念,这种想法愈加坚定后,他随即致电三星总部,要求他们做好进军半导体行业的准备。

李秉喆进军半导体行业的决心,是超越那个时代的先见之明,这个决心源于他立志建立韩国最佳企业的信念。

李秉喆的经营遗训

李秉喆喜欢书法,他最爱写的就是“合理追求”。合理追求这一经营理念正是三星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多年来已成为一种深深根植于经营实践的企业文化。

李秉喆曾说:“石油危机让人类感到了恐惧,而只有不足万名的中东特权阶级从中受益。结果全人类成为了那些人的牺牲品……近来,原油价格波动,让我意识到应该改正那些不合理之处。”

李秉喆坚持原则,力求完美。他追求企业经营的价值,并坚持自己的原则以实现这一价值。李秉喆的合理追求精神,是三星腾飞的基石。人们常问李秉喆:“是什么经营秘诀使三星飞速发展?”“合理”便是李秉喆的答案之一。

他认为,“合理”并不只是企业经营的真理,也是国家社会运作的真谛。李秉喆的“栽树哲学”可以说是他经营之道、管理之道的本源。李秉喆指出,企业经营合理化的第一步就是使规模最优化,即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企业的规模,实现经济效益。

首先,要了解自身的资金周转情况。想要栽树,得清楚自己有多少本钱买树,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选购树种。

其次,正确把握现有人才的能力及特点。栽树需要付出许多汗水和精力,有时还需要别人的帮忙。要做好倾注心血的准备,了解有没有人能帮助自己。

再次,了解自己能借助的技术力量。比如说,要培植一株植物,不论是优质的观赏树木,还是值钱的经济树种,如果自己不知道栽培方法,就要寻求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要知道自己能否获得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

最后,掌握既定市场的规模。观赏树木过不了几年就会长得茁壮高大,所以不可能把它种在巴掌大的地方上。果树能结出累累硕果,但也必须考虑市场对果实的需求。

李秉喆曾指出,企业要发展,首先需在资本、人才、技术、销路等方面考虑周全。从深层意义上说,合理经营就是首先要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一个公司要发展,就要了解自身的能力,这是作为企业家必须谨记的基本要点,而雄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经营的合理化,其关键就在于企业家必须打造符合自身条件的企业,这就像穿合适自己尺寸的衣服,才能更加从容得体一样。企业该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纵观东西方各国的企业发展史,事实证明,在资金、人才、技术、市场需求规模等达到最佳状态时,企业的发展前景将会一片光明。

李秉喆认为,创新与变革是企业的特性,要使其成为彻底的合理主义和经济核算的基础。“变革与创新并不意味着只要新颖就有商业价值。只有当新的技术符合市场需求时,对企业才有意义。”换而言之,虽然变革和创新的价值难准确预测,但是它激发了企业家对事业本质的深刻认识。

三星的发展基于李秉喆的这些原则,经过了缜密的论证。不论是进军新兴产业,还是扩大已有产业规模,任何重大项目都必须经过阶段性的论证,其论证内容和标准被概括为“事业论证方针”,即一个事业推进之前有20个大项目和90多个小项目需要进行调查论证,是一种高度概括且严谨的内部业务方针。

技术革新与经营合理化是李秉喆“合理经营”哲学中不可动摇的两点。80年代,他曾指出,三星集团的发展目标是“尖端技术”与“尖端经营”。企业只有通过技术革新和经营合理化,才能生存发展。其实,技术革新只是经营合理化的一个方面,而李秉喆在倡导经营合理化的同时,特别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

为了实现经营合理化,李秉喆常常向欧美、日本专家咨询经营策略,还聘请过长期顾问。然而他不是全盘接受建议,而是根据韩国的实际情况加以采纳,以构筑具有本国特色的经营体系例如事业部体制、秘书室运作体制、劳资协作体制。从表面上看,这些企业体制与其他企业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从实际的组织运营原则、企业精神文化构建、制度支撑来看,却有实质性的差别。

李秉喆致力于将最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引入管理的各个环节,追求合理经营,探求公司发展的出路。为此,他先后设立秘书室制度、公开招聘制度、人事考核制度等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将经营哲学落实到实践中,促使企业管理水平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李健熙时代的序幕

1987年,三星第二代领导人李健熙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形势。首先,从1990年起,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给商界带来了巨大变化。因此,全球化成为国家的首要议程。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三星积蓄力量,准备振翅腾飞。

其次,世界由“模拟时代”进入“数字时代”。三星电子及其他子公司成为了数字时代的先锋,它们站在数字化的潮头浪尖上,引领三星集团进步发展,这也符合了当时韩国政府的IT(信息技术)促进政策。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中,李健熙的新经营理念开始大放异彩。国家政策、企业实力和李健熙的领导才能,孕育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21世纪领军企业。

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指出,将优秀企业培养成卓越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们,首先把合适的人叫上车,让不合适的人下车,然后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最后确定行驶方向。李健熙继承了创始人李秉喆的三星经营学,在数字化的新环境中,将其发展为新的三星经营学。

李健熙的三星经营学由自律经营、重视技术、尊重人格三点组成。他将之前的三星经营学定为创业理念,一方面坚持三星的基本理念,一方面创造着新的三星经营学。

1988年3月20日,在三星集团成立后的第五年,三星的第二代会长李健熙宣布了三星新经营学。当时,三星的新经营学有9个基本点:危机意识、思路转换、事业观念、经营战略性机遇、重视技术、崇尚人性、采购艺术、自律经营和集团共同体意识。其中实践的核心就是自律经营、重视技术、尊重人格三点。1993年3月,三星成立55周年时,这些被正式确定为三星经营理念。

三星比任何企业都要重视创造与革新。三星遵从李健熙的要求,保持企业创新的活力,这充分体现了李健熙创造性经营的理念。

三星的智囊团由全球各地的专家组成,是韩国最优秀的智囊团。李健熙认为,三星的使命就是成为全球顶级企业,不断扩大员工队伍,向世界提供最优质的产品,为全球的商业复兴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也是李健熙的动力,驱动着他为三星的发展不懈努力。

李健熙在三星经营学中明确指出,要成为企业的经营者,除了传承前人的事业,还要做到以下几点。

“经营者不仅要有敏锐的目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还要具备国际化的视角;同时,培养人才并任以一定职务,让他们施展才华,保障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以希望。经营者要有造福人类、国家、社会的价值追求,努力发展企业;要担负起责任和使命,采取适当的方式回馈民众,实现社会和公司的共存共荣。”

新的三星经营学包括“以人才和技术为支撑,打造最好的产品和服务,造福社会”以及自律经营、重视技术、尊重人格三点。三星精神被阐释为“携手并进,挑战世界,创造未来”。

自律经营,就是“让员工意识到自己是岗位的主人”、“重视实践”、“培养人才”。尊重人格,指的是实现“对话式的管理”、“管理新风气的树立”、“共赢管理”。

和前任会长一样,李健熙会长以超群的领导能力,将三星集团发展成世界顶级企业。有人说,他和李秉喆一样对“第一”非常执着,他有很强的自尊心和危机意识(应对危机的能力),有预见未来的先见之明。一旦预感到“危机”,李健熙便用强烈的危机意识带领三星员工发展企业,朝着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迈进。

李健熙在职期间,三星曾遭遇过巨大的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过,李健熙凭借应对危机的能力,让三星化危机为契机,取得巨大成效。两大危机过后,三星的业绩让人刮目相看,这也验证了李健熙强烈的危机意识。

李健熙是“危机经营论”的奠基人。自1988年上任以来,平均每5年就会提出一个新颖的危机论,推动三星的发展:1993年,强调“改变”(除了妻儿都要变);1998年,强调“摒弃”(为克服金融危机,结构调整是在所难免的,应当大胆地摒弃);2002年,倡导“探求”(探求5到10年后的三星以何为生),以应对风云变幻的社会和商界;2010年,他又提出了新的危机论。

李健熙的指示,主要是通过总部和子公司的经理传达给全体员工。他几乎不干涉集团的经营,而是实行以社长团为中心的责任经营制。

三星,以儒学为基础的家族公司共同体,形成了“三星大家庭”的经营思想。三星大家庭的成员,就是三星人,他们是集团发展的基石。

三星是一个具有韩国特色的公司共同体,一个融合了韩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合理思想”,纵横国际市场的企业集团,它不是一个不分国籍的普通跨国企业。

从李秉喆到李健熙

李健熙的三星经营学使三星发展壮大,问鼎商界。李健熙通过变换思路,发展三星;为实现世界顶级企业的目标,选拔优秀人才从事企业管理,实现合理化经营,提升了三星乃至韩国企业的地位。

三星集团以三星经营学为支撑,以国际竞争原理为立足点,践行合理追求的管理理念。换而言之,东方儒学伦理和西方合理思想是三星运营的两大支柱。

李健熙的三星经营学受到世界经营学界的高度关注。今天,三星集团屹立于世界之巅,这得益于李健熙创造性的经营理念。

前任会长李秉喆的经营理念和三星精神成为三星人共同拥有、共同遵守的精神支柱。李秉喆采用完全责任经营制,各个分公司职员各尽其责。李秉喆从未亲自做出决策,但他推行严明的赏罚制度,有时,子公司的经理们也会因为业绩的问题,受到他严厉的批评。

李秉喆一方面推崇儒学,如管理家庭一般,领导着三星集团;另一方面又实施竞争机制和经营责任制。也就是说,李秉喆在经营三星时,糅合了儒学传统思想和现代合理思想。他立志要让企业造福国家,造福民众,因此他经营企业就是为了实现实业报国。甚至,在他看来企业倒闭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

李健熙进一步发展了李秉喆的三星经营学。他预见未来市场的变化,顺应时代的要求,开拓新的领域,并把企业培育成该行业的旗舰先锋。三星作为21世纪的龙头企业,推动着韩国经济的发展,而李健熙也成为了韩国具有创造性的明星企业家之一。

李健熙预见未来尖端产业的发展态势,培养员工的危机意识,领导着三星向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进发。他创造的辉煌业绩让人叹为观止。

对于公司的行政事务,李健熙几乎从不干预。他实施彻底的经营责任制,赋予社长们以经营权,他所下达的指示也是由社长们传达给员工的。

李健熙提出了独特的三星经营思想,立足于家族主义思想则成了三星大家庭。三星大家庭的成员被称为三星人,他们是三星集团持续发展壮大的基石。而三星这个具有韩国特色的集团,创造了具有韩国特色的经营思想。

李健熙开拓了未来的信息产业,尤其是计算机、半导体等高精尖行业。三星最终登上了全球商界的塔尖,跻身顶级企业之列。而李健熙始终致力于将韩国第一的三星培养成世界第一的企业。

企业家精神及其内涵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经营者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把由专业经营者经营企业的时代称之为“经营者企业时代”。在美国,经营者企业时代从1920年开始直至今天。这段时期,复合型企业体的大企业明确了企业经营的特性,制定了控制美国经济命脉的制度。在日本,经营者企业时代是从1970年开始的。森川英正教授主张,1970年以后“经营者企业”在日本大企业占绝对优势,从这以后就可以认为是“经营者的时代”。但如今,经营者企业的专业经营者的弊病越来越多,出现了所谓CEO病等各种问题。现在的专业经营者不是只行使经营权的专业经营者,而是要求有革新能力的“企业家的经营者”。金融危机以后,专业经营者通用电气前总裁小约翰?F?韦尔奇作为CEO的代表人物,在韩国经营学专业人士以及经营界中深受尊重,对他的评价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通用电气前总裁小约翰?F?韦尔奇通过解雇创造不出价值的员工,激励员工提升绩效。然而,斯坦福大学弗瑞?菲佛教授认为这是鼠目寸光的做法。小约翰?F?韦尔奇作为全球股市的领导者,能根据短期业绩和股价涨幅给员工奖励,但他没有为员工创造更为理想的岗位。因此,弗瑞?菲佛教授认为他是一个失败的CEO。1990年,被人们誉为“经营奇才”的杰克?韦尔奇也曾对自己过去20年的公司经营进行反省,认为“一直坚持提升股东价值、注重季度绩效和股价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公司员工和顾客、公司产品是最重要的”。

如今,韩国的大学里开设的“经营学概论”课程中,教师给学生传达一个新的思想:“企业应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经营交给有专业能力的经营管理人负责,股东们只拥有所有权。股东直接参与经营的自主经营模式是一种落后的经营模式。”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学者能断定“企业专业管理模式”和“股东自主经营模式”哪个会给企业带来更好的效益,因为企业深受所处的内外环境影响。

在自主经营和专业管理者经营的选择问题上,必须考虑企业家的能力和企业各自的情况后再做选择。我们必须清楚企业家的作用是什么以及企业家应做什么。

经济学以“经济人”这一抽象概念为前提,进行均衡理论考察。经营学也主张,所有时期的企业家都是只采取正当行动的商人。倘若如上所述,经济人和商人都只是采取合理正当行为,发达国家永远都是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永远只能是欠发达国家,先发展的企业总会比后发展的企业占有优势。这就好比我们让50名学生和一位老师上同样的课后再进行测试,他们的答题却都一样。这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和管理。

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达国家不可能永远是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也有可能赶超发达国家。因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它与企业家的活动一样,反映了理念化的“企业家构造”,受到自由、实在的人类支配。

那么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并且在所有相同的条件下创业的企业家,最后他们却取得不同成果,这是什么原因呢?要阐明这点一定是件有趣的事情。

首次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及的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在静态均衡的经济下进行创新,然后促进动态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生产要素新组合,也是让经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能动经济主体。”因此企业家也被称为“创新家”,根据创新的力度和内容不同,创新的成果也会随之不同。

他认为企业家有两种:一种是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适应能力的企业家,另一种是对已有的生产方式进行改革时表现出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后者能对事物进行“创新”,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称为企业家,而企业家的这些经济活动可以称为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也就是说,进行创新的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创新性活动也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企业家如果不进行创新,只是对公司进行日常管理,那他只不过是一个劳动者。

熊彼特的学生柯尔也主张,企业家需要在创新中融入企业家精神的要素,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同时要依靠创新应对竞争,以尽快适应外界环境。

从18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有20位经济学家在著作中对“什么是企业家”做出了解释。1982年,赫伯特和林克对这些进行了整理概括,具体如下:

如今,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企业家的作用日趋突显。若从动态理论上看,企业家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敢于承担未知风险的企业家,二是勇于创新、打破市场均衡的企业家,三是能把握和调节市场不均衡性的企业家。也就是说,把承担风险、果断创新、调控市场能力相结合,从而促进企业发展,这是很重要的。

根据彼得?德鲁克的观点,许多人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天生具有的灵感和智慧,它是神秘莫测的。所谓企业家能力是有组织、有目的性的课题,是最高经营者应该履行的一项业务,与企业家的心理和性格等个性无关,它决定企业家的行为、政策以及业务;企业家精神说的不是性格,而是行为模式,以它为基础的不是直观的能力,而是实际、伦理性且具象的能力,它不是一种科学,也不是技艺,而是一种实践。进一步说,经营者的资质和实践是自由经济体系中企业唯一具有的优势。

彼得?德鲁克认为经营实战所需的企业家精神指的是鼓励企业投资全新的事业,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让企业实现长远发展。其实就是要依靠企业家精神把握机会。

企业家是一个勇于挑战、承担风险、具有创造和竞争能力的创新者。当今的企业家应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即使面对未知数,也勇于冒险挑战,通过创新创造更多的机会,为顾客创造出价值,让企业持续发展。企业家精神也可以指企业家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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