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否可以保持稳定，农村能否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从而为中国发展提供战略纵深，将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 ■贺雪峰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重要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正是农村廉价劳动力和农村社会保持了 稳定，而使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工厂”，可以保持发展中的稳定。城乡二元结构有效缓解和消化了城市内的二元结构，小农经济构成了中国农村稳定的基础。未来二 三十年，中国农业GDP占比将继续下降，但农村人口将仍保持在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农村是否可以保持稳定，农村能否继续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从而为中国发展提供战略纵深，将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中国式小农经济将在未来二三十年仍然构成中国农村稳定的基础。 未来30年，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产业升级将构成驱动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三轮，“三轮 驱动”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是中国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保证。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三个30年，前30年是打基础，其中 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人的素质基础、基本制度基础，后30年是以前30年的三大基础实现强势经济发展，并保持了发展中的稳定。未来30年则要继续以前面两 个30年所积累下来的基本制度基础和经济发展基础，继续顺势而上，实现超越。笔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台的。 决议第20条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推进”四种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显然是对当前以2.1亿户农民为主体的小农经营状况不满意，尤其担心将来谁来种田，如何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及小农户与大生产对接难题而生。“推进”的含义就是要通过国家政策乃至资金支持，改变当前小农经营占绝对主导的农业经营格局。 以笔者的判断，即使国家“推进”，集体经营和合作经营的发展空间也不大，经营形式的占比不 会太大。企业经营可能会有很大积极性，但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企业经营的空间也不会太大，不过，企业可能反过来借此要求国家更多政策、资金扶持。家庭经 营中，小农经营仍然将占主导，在国家支持下，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可能有较大发展。 是否赋予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一直是学界和政策部门争议的一个要点，一派认为，赋予 农民对承包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就可能导致农民失地，因此不应赋予；另一派认为，只有放开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农民才能获得更多资金的支 持，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获得进行农业生产、发展现代农业所急需的资金。 赋予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之后就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从经营者来讲，经营失败 怎么办？应该说，经营失败就是失去承包地的经营权。第二是从抵押担保方来讲，若不能按时收回资金，就要将承包地的经营权收回。但问题是，无论是经营者失 地，还是抵押担保方收回承包地经营权，都会带来严重问题。 农民失地怎么办？若经营者是通过流转农民土地经营权而形成的农业经营者（家庭农场、集体经 营、合作社、企业），这些经营者最有通过经营权抵押、担保获得资金的需求，但如果经营失败，他们的经营权流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为这些经营者一般是按 年度支付农民租金，而获得的是多年经营权。换句话说，流入土地的经营者根本就没有资格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拿去抵押、担保。 实际上，过去地方一直有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地方性政策，却极少有银行愿意以农民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作抵押、担保而放款，其中原因是，农地收益太少，地块零碎，难以经营，这样的抵押，担保风险太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在实践中可能难以实行。若在政策鼓励下得以实行，其后果也可能相当糟糕。 此外，赋予农民对承包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是一种对农地的新的产权安排，这样一种 产权安排还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反公地悲剧”，导致农地难以有效率地经营。具体说，当前中国农地经营的重要特点是面积狭小、地块分散，农民“人均一亩三 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分散为十块左右的农地，经营起来极不方便。在这样一个面积狭小、地块分散的耕地格局中，进一步地进行土地产权创新，包括允许承包经营 权抵押、担保，使农地产权安排更加复杂，就可能导致农地难以有效耕种的严重问题，即所谓“反公地悲剧”。在当前具体承包关系保持稳定的格局下面，在承包者 与经营者越来越发生分离的格局下，这样一种“反公地悲剧”已经相当严重，相当不利于农地有效率经营了。现在让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担保，必进一步复杂化农 地产权安排，必有更多农地产权主体介入到农地利益分享中来，从而必进一步使农地难以有效率耕地：整合如此破碎、分散且复杂的农地产权将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 实际上，解决“反公地悲剧”的办法是有的，即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土地是生产资料，而非农 民财产，农民作为劳动力，在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上进行劳动，获得劳动收入。如果农民要进城打工，他们不再依靠在土地这一生产资料上的劳动来获得收入，他 们就不应该再占有土地（当然，他们可以从集体经营的土地收益中分享土地利益），或者说，当农民离开农业进城务工经商，留下来的土地就由仍然在村务农农民经 营，一旦进城农民返回农村，他又可以有获得土地进行生产的权利。这样，农村集体土地就总是由仍然留村的集体成员来经营，并因此可以按照最方便最有效率的方 式经营，这样就不会出现当前全国农村普遍出现的农地上越来越严重的“反公地悲剧”。在当前面积狭小、地块分散的农地上，给承包户越大的土地权能，土地经营 者就越是难以有效整合破碎分散的产权，就越是无法有效地经营农业。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14-01-06 第7版 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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