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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3 微观上海 今天来谈上海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不单单是为了琢磨哪个剧场可以规划得更近，哪个画廊可以让人们周末有意愿从郊区奔赴前往。作为一座有着历史积淀的城市，上海的每一处公共文化设施之所以在此地而非彼处，绝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上海城市战略的调整，它的分布，也是由这座城市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的种种因由最终造就的。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给我们讲述上海文化设施空间布局的意味深长。这是一次空间之旅，也是上海城市的时间之旅。 滨水空间：从工厂林立到文化设施遍布 老码头已成为上海的一个文化新地标 今日，在焕然一新的外滩滨江岸线上，众多文化设施星罗棋布。优雅的观景平台、在建的游艇俱乐部、时尚的老码头休闲创意园，再往西延伸，还有美丽的徐汇滨江等，浦江对岸的浦东，也有特别规划的滨水观景区。密密麻麻的文化设施沿着黄浦江水一路蜿蜒排开。但其实，这样的文化布局，近20年才刚刚开始。 于海说，从1843年算起，整整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苏州河和黄浦江两边都不见文化设施。造成这般格局的原因是，当时的上海作为工商口岸，做生意的航运工具就是水路。 可以说，上海以港兴市，通过水道进行贸易、发展工业，迅速成长为一座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黄浦江和苏州河则是这座工商大城的两大门户，一个连接外洋，进口原料，一个是苏南浙北的主要航道，连接长江流域的广大腹地。彼时，水道首先不是景观，而是交通。日日夜夜，两条水系不断有货物进出，支撑着上海作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繁华商埠。所有的纺织厂和面粉厂全都设置在可航行的水道附近。当时上海工业排名第一的是纺织，第二是食品，几乎全是轻工业。 由此我们知道，为什么曾经的黄浦江和苏州河两岸百年来都没有文化设施。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延续中国工业中心城市的地位。城市的发展战略中，工业不仅没有弱化更有加强，即轻重工业并举。工厂集中、运输方便的地理特点得以延续。于是水道附近依然工厂林立。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苏南乡镇企业和浙江民营企业兴起，上海纺织业优势逐渐丧失，壮志断腕，逐渐弱化。当上海的城市战略从原来的工业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以现代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时，越来越多的休闲文化和娱乐空间开始出现。这时候，占据水景的滨水地区，其空间价值就被重新唤起了。 短短20年，一个新的奇迹出现，滨水空间修造了各种文化休闲设施：国棉17厂成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引入大量艺术设计、时尚品牌和个性商店。黄浦江边上的游艇俱乐部、观景平台，可以消费，可以运动，还可以租给“无烟囱的公司”。一直数下来，浦东曾经的亚洲大粮仓和码头变身为民生滨江文化城。而浦西董家渡码头附近，曾经上海最大的水产批发市场、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逐渐变成老码头创意文化园，一路往南又是南外滩滨江、徐汇滨江、后滩公园。 中心地带：从二级旧里中崛起全球标准的文化园 今日，上海的核心区域几乎集中了最优质的文化资源。无论是公园，如人民公园、豫园、延中绿地、世纪公园，还是博物馆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当代艺术馆，又或者是创意文化园区如新天地、田子坊、思南公馆。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交通便捷、地处中心的区域，集中最多的文化设施似乎理所当然，但是这一中心格局，其实也没经过多少年。 从百年前开始。曾经上海空间上的中心与边缘，是历史的伤痕。那时支配上海城市空间特征的巨大力量，是中心城区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西方占据中心，中国人的势力被逼在边缘。 1962年元旦，上海工人文化宫游艺室 上世纪50年代，人民终于可以当家做主，跑马场、百乐门衰败，被社会主义工业文化所取代。此时城市文化设施的分布，几乎没有中心与边缘的概念。中心城区是大量居民，外围修建了彭浦工业区、普陀工业区、漕河泾工业区、军工路工业区等。一个个工业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也带来了大批工人的居住问题，工人新村开始建造，如曹杨新村、控江新村等拔地而起。此时，文化建设在新时代同样发生了变化。 沪东工人文化宫扩建改造竣工 2001年资料照片 “当时所有大工厂都有工人俱乐部。大工业区有工人文化宫。它们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杨树浦路上的沪东工人文化宫，简称“东宫”，在上海名闻遐迩。 当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上海也由工业生产导向性城市，逐步转型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推动型的城市，国际性大都市的味道越来越浓。 “上海90年代的全球化战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空间文化生产。 ”于海说，一个是创造新空间，比如浦东，在农田上创造新的文化设施，都是高标准、大体量，如科技馆、世纪公园，以全球视角，打造符合全球城市的文化标准。另一个是改造旧空间，也就是上海旧城改造，把单纯的住宅，改造成设计创意休闲服务区，比如思南公馆、新天地、田子坊等。 现在如果要一份旅游地图，一定会有新天地、田子坊和思南公馆。但是这三个新的文化地标，先前全部是二级旧里。为什么从这些拆掉也没问题的二级旧里中，上海能诞生出全球标准的文化空间呢？于海的回答是：空间位置成为稀缺资源。原有的历史地段价值被重新发现。不是另外再找，而是重新发现空间的价值，对城市建筑原有的形态，比如石库门、老洋房等，进行更新改造，蜕变为新的文化地标。
在上世纪末，简·雅各布斯撰写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掀起了全球城市规划的批判高潮。彼时，该书的思想不被认同，备受攻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渐渐接受了书中的理念，由此带动下一个世纪城市设计的方向性逆转。雅各布斯认为，美国的大城市，太注重整齐的规划、有序的安排、统一的标准，这样会抹杀文化的多样性，抹杀城市自发的原生态，比如小街道的韵味、老建筑的历史以及人口密度的需要，等等。 对21世纪的上海来说，同样值得深思。 （来源：解放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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