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保平 元末江湖造反波澜壮阔，前后十几年间，有刘福通、芝麻李、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造反，为什么偏偏是朱元璋这个放牛娃笑到最后？过中原因相当复杂，我们不防看看朱元璋与和他争霸天下的最大劲敌陈友谅在对待自己的恩人、大哥上的差异，庶几可以判断一二。 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郭见他“壮貌奇伟，异于常人”，遂安排为亲信兵；后又因朱勇善战，才能出众，升为镇抚，复将养女马氏给与元璋为妻，后为高皇后。郭子兴是朱元璋生命中的贵人、恩人。 朱元璋待恩人不薄。被困濠州时，郭子兴与孙德崖等诸将领不和，有一次孙德崖设计绑架郭子兴，下属被吓得不知所措。朱元璋挺身而出要去解救，有人力劝他不要自投罗网，白白送死。朱元璋说：“郭公有大恩于我，他今有难，我若不去搭救，还能算个人吗？”他施计平息了派系残杀，救出郭子兴。 元朝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大宋，建元龙凤。当时郭子兴已死，韩林儿诏封郭天叙（郭子兴之子）为都元帅，张天佑（郭天叙的舅舅）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朱元璋“念林儿势盛可倚藉，因奉宋龙凤年号以令军中”，（[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刘诚意伯传》）实际上等于甘认小明王为江湖造反的大哥，不像徐寿辉等人虽也号称红巾军，表明和刘福通、韩林儿是一伙的，但初一得势便另立门户，建国称帝。朱元璋低调行事，坚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 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遣部将吕珍围攻安丰，刘福通战死，韩林儿飞檄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主张救援，刘伯温极力谏阻：“二寇伺隙，可轻出乎？”（同上）并提出了很现实的问题：“假使救来，当发付何处？”（刘辰《国初事迹》）潜台词是，把小明王接到你身边，难道你真的把他当大哥，“早请示，晚汇报”？但朱元璋认为自己奉了小明王的年号，即是把小明王当大哥，大哥有难求救，不能袖手旁观，决意亲自赴救。 朱元璋将小明王救出后，并没有放在他的身边，而是“设鸾驾伞扇迎驻滁州，创造宫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奉之甚厚”。（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把他安顿在滁洲，自己的一个老巢，以臣子的名分侍奉韩林儿。 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打败陈友谅，称吴王，张士诚灭亡在即，便派廖永忠迎接韩林儿至金陵应天府，途中在瓜步渡长江时，韩林儿所乘船只沉没，韩林儿遇难，龙凤政权结束。这时，江湖大哥的名号顺序一排，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朱元璋的头上。 我们再来看陈友谅如何对待自己的恩人、大哥。 陈友谅早年参加徐寿辉的部队，因有文化、有计谋深得到徐寿辉这个大哥和倪文俊的赏识。倪文俊更是把陈友谅当亲信栽培，步步提携，使其独当一面，对陈友谅有知遇之恩，是他生命中的贵人、恩人。 元朝至正十七年（1357年），倪文俊企图弑杀天完皇帝徐寿辉，阴谋败露，逃至黄州投奔陈友谅。岂料陈友谅不念旧恩，杀了倪文俊，收编其军队。 此后，陈友谅羽翼日丰，占领了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安徽等地，并移治江州（今九江），“（长）江以南，唯友谅兵最强”。（《明史·陈友谅传》） 陈友谅占领龙兴（今南昌）时，徐寿辉计划迁都于此，“友谅不可”，态度很强硬。不久徐寿辉执意迁都，向江州进发，陈友谅“伏兵郭外，迎寿辉入，即闭城门，悉杀其所部”。（《明史本传》）不但把大哥挟持了，还杀了他的部队，以江州为都，自称汉王。 陈友谅挟持徐寿辉攻下太平（今安徽当涂）、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后，志得意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戒壮士挟铁挝击碎其首”（《明史列传第十一》），安排武士用铁器击碎徐寿辉的脑袋。天完皇帝徐寿辉前脚一死，陈友谅后脚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即位之日“会大风雨，群臣班沙岸称贺，不能成礼”（《明史本传》），称帝这等大事，居然搞得如此简陋，群臣排列在河岸沙地上称贺，日子也没有选好，风雨大作，很仪式都无法举行，足见他想做大哥之心切，与朱元璋“缓称王”形成鲜明对比。 从朱元璋、陈友谅对待恩人、大哥的态度行为可以看出，一个看重江湖义气，一个漠视江湖义气。这正是朱元璋胜出陈友谅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知道，尚在造反阶段的暴力团伙，在皇权看来，无非乱贼逆寇，江湖中人，而身居江湖必须讲江湖义气。元末造反带有鲜明的教会色彩，譬如红巾军领袖刘福通、韩林儿、徐寿辉、彭莹玉、郭子兴等人，都是白莲教教徒。学界对朱元璋是不是白莲教教徒有争议，说他依附了江湖秘密教会是肯定无疑义的。 白莲教讲“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宣扬教友相交，生死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的江湖义气。元末红巾军一则是江湖啸聚，二则是秘密教派造反，理所当然要讲江湖义气。身处江湖教会之中的朱元璋、陈友谅想不讲江湖义气绝无可能。而恰恰在讲江湖义气上，陈友谅与朱元璋的差距不是一档两档。 朱元璋在世人眼里是个刻薄寡恩的负面形象，但他身处江湖之时，相对而言，还算是个重情义的人。他不但冒生命之险救了郭子兴，朱元璋带着24人另立新军，而郭子兴在濠州混不下投奔而来时，他仍然尊郭子兴为主子，将自己白手经营起来的数万人马和血拼得来的城池一并交给郭子兴。这种情份，没有一定的义气，是绝对做不来的。 如果说朱元璋对郭子兴的义气本属应该，毕竟郭子兴是自己的岳父大人，那么朱元璋尊奉和急救韩林儿则为他赢得了讲义气重情谊的好名声。要知道，韩、朱都是红巾军，但彼此独立，朱元璋完全可以不奉他小明王的龙凤年号，北面称臣。 从政治、军事战略上看，朱元璋是奉韩林儿年号，是看在其势力强大时可以依靠。救韩林儿是为了守住安丰，为自己立一道屏障。二是“借以号召红军各部，并挟义军盟主以自重”。(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这些分析都没有错。可从江湖的角度看，则是为了讲江湖义气。小王明有点像红巾军的江湖大哥，大哥有难，小弟必须义不容辞伸出援手。朱元璋的义气之举，赚足了道义资源，为其聚集人气增加了吸引力，不少造反小头目听说朱元璋讲义气而投奔了他。此事以主流社会视之，既然朱元璋奉小明王为正朔，名分上是君臣关系，君有难，臣不舍身救主，是为不忠不义，朱元璋不希望自己成为天下笑骂的人，必须伸出援手。在处理大节上，朱元璋要胜其谋臣刘伯温一筹。 混在江湖的年代，朱元璋对手下，如对刘伯温、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汤和等人也算够哥们，该给的给，该送的送。这些人则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出生入死。 朱元璋甚至对“敌人”都讲义气。猛将朱亮祖被俘后，朱元璋惜其勇武，立刻委以重任，岂料不久叛归元朝。后来，在一战斗中朱亮祖又被朱元璋俘获，朱元璋不计前嫌，拔给他一支人马，朱亮祖被朱元璋的义气所感动，由此倾心卖力，为朱元璋屡立战功。 历来，不少学者认为，韩林儿为朱元璋所害，我也持赞同态度。不过，朱元璋在杀害大哥（名义上的）这事儿上，做得不知道要比陈友谅高明多少倍。《明史·韩林儿传》云：“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儿归应天，至爪步覆舟，沉于江云。”《明史·廖永忠传》则云：“初，韩林儿在滁洲，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爪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 历史所载都说是廖永忠害死韩林儿，朱元璋非常悲痛，带着百官到江边哭祭，涕泪满面地为韩林儿设置灵位，然后要处罚廖永忠，最后众人说情，才免了他的死罪。朱元璋和廖永忠，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段配合默契的双簧戏，楞是将韩林儿的丧事办成朱元璋的喜事，将朱元璋塑造成极尽忠义的大好人。 反观陈友谅——如若说倪文俊想在集团内部搞分裂，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杀之尚还说得过去，陈友谅杀大哥徐寿辉，真是操之过急，鸟未尽，弓先藏，愚蠢之极。关键是完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背信弃义的穷凶极恶之徒，将自己置于不仁不义之地。让对手抓住了把柄，朱元璋讨伐陈友谅布告天下，就指明陈友谅背信弃义，使其大失道义分数。 “欲成大事者，至亲亦可杀”，固然是野心家的金科律玉，只是，在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控时局之前，像陈友谅这样将江湖义气无遮无掩地撕毁，弑杀一派颇有号召力的江湖大哥，怎能不让人寒心。 陈友谅敲碎徐寿辉的脑袋自立为帝后，激起了内部的不满： 其一是明玉珍无比愤慨，发誓与陈友谅绝交，自称陇蜀王，不承认陈友谅的政权，建徐寿辉庙，并追尊其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继续奉行徐寿辉所创的正朔。因为明玉珍知道，他从随州一个小村庄走出来，能有如今的成就，都拜徐寿辉的器重提携，他不能忘恩负义。 其次，部将离心率加剧，大批地投降朱元璋，其中包括徐寿辉的两员大将丁普郎和欧普祥倒戈投敌，使陈友谅损失重要臂膀。明玉珍、丁普郎和欧普祥的耿耿忠义，又映衬出陈友谅的不忠不义。 其三，陈友谅被流箭射死的第二天，陈荣就率五万余名残部投降朱元璋，不愿意再打他的大汉旗号继续玩下去。 陈友谅一死，天下江山基本上已被朱元璋收入囊中。 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最后较量，朱元璋胜出，确实与朱元璋讲江湖义气赢得人心有较大关系。成事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讲江湖义气才能在江湖里赢得“人和”。因为江湖义气是江湖规矩的第一要义，而规矩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契约，契约从来是为了平衡责权、利弊的。无契约的社会难于想象，江湖亦是如此。所以江湖义气就是江湖社会里无形的契约，是维系江湖社会的基本“社会规则”，义的背后其实平衡着各个主体的利，义和利常常相关相联，义说到底是为了利，有利则更便于得义。 所以，讲江湖义气就是讲互利互惠，讲利益的合理分配，或者说利益的合理交换。不讲义就等于打破坏了利益分配规则，不讲义的人独吞利益，形成利益分配不均，就是“不够意思”。所以，江湖大哥要想聚拢人气，马仔多多，生意兴隆，必定要讲义，讲义所指导下的合理的利益分配。要是大哥不义，背信弃义，独吞利益，制造利益分配不均格局，引起马仔的不满和背弃，必然成孤寡大哥，倒台只是迟早的事。 多年以后，当上皇帝的朱元璋回忆起江湖上那些事儿，认为自己赢在“仁义”。说当时群雄并起，张士诚有钱，陈友谅有兵，他朱元璋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信义，不好杀人，与兄弟同心共济。这委实不算是夸虚之言。 可是朱元璋是典型的“一阔就变脸”，他打江山时，重情重义，一旦坐江山，就翻脸不认人，什么礼贤下士，不好杀人，江湖义气，统统见鬼去。他把所有的开国元勋、文武耆旧几乎杀了个精光。他深知秘密教派、游民江湖的厉害，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等教派，以法律形式明令取缔“左道邪术”。同时严禁游民，一旦有人做了游民，“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此人或为盗，或帮闲为吏，为皂隶，所为不善，犯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用连坐的方式对游民及放纵游民者予以严厉打击。  （资料图：《传奇皇帝朱元璋》剧照） 怎么看待这种“变脸”呢？我认为，称帝后的朱元璋才最真实的朱元璋，他骨子里就是这样一个多疑、猜忌、阴冷、狡猾、极权、残暴的人。因为朱元璋出身卑微，事事看人脸色，使他练就了一种“忍功”。他久居江湖，知道江湖义气的重要，他将假义气做得像真义气，只要最后能成功，我什么都能忍，装孙子能装十年，装好人能装十年，陪笑能陪十年，和血吞牙能吞十年，这种“忍功”是朱元璋成功的一大要决。 一旦成为“万人之上”，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朱元璋成为一言九鼎的帝王，基本上已回归主流社会，他的江湖思维很快就扭转过来：以江湖搞法得天下，不能以江湖搞法治天下。这就好比当初刘邦听从陆贾的劝告，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稳住了革命的胜利果实。朱元璋一直以刘邦为榜样，此时，他为了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统治，必须改换容妆，依靠“权、术、势”等帝王之术，贯彻“以猛治国”的方针，将江湖那一套于政权不利的东西像垃圾一样加以清除。 只是，没有人洞穿朱元璋的尾巴之前，朱元璋的假戏真做就管用，他的“义气”是他的金字招牌。试想，大家投身江湖，不就是为了发迹变泰吗？要是朱元璋混迹江湖时，不讲义气，刻薄寡恩，身边就不会聚集那么多牛人、猛人。从这个角度说，是重“江湖义气”让朱元璋笼络了人心，战胜了陈友谅，赢得了天下。也可以说是“伪君子”战胜了“真小人”，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又何其多也。 （责任编辑：余江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