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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的创新点何在 记者：有资料显示，在山东，评正高级教师必须在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20年以上，并在评为高级教师后至少继续教学5年以上。中小学教师评高级至少要有在农村任教一年的经历。正高级教师可在全省中小学流动，实行聘期管理，聘用后必须在一线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脱离教学科研岗位的，不再聘用。因为试点，各地会制定不同的标准。那么，您认为我们的评价方法的创新点应哪些地方展开？ 杨小微：按说，实行“评聘分开”是解决“在岗不在岗”之纠结的好办法，“评”是对一位教师能力水平当然还有任职年限的认定，“聘”则是根据工作岗位的需要来决定。然而在中国，职称最容易产生“光环效应”，这也是人们用力追寻的重要原因。如果假以时日，评聘分开是可行的。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像接受某种学位可以从事任何一类工作一样自然而然。可以考虑参照高校，在每一职称台阶之间设置任职最低年限，不足最低任职年限要申请高一级职称时，要严格标准（“破格”或“打擂台”，名额和条件要严格控制）。 关于评上高级后“继续教育年限”问题，如果是实行了评聘分开，且工资只与“聘”而不与“评”挂钩，那么这条限定没有必要；关于将“在农村任教至少一年”作为基本条件，其合理性还有待考证，这容易造成一种“等价交换”意识，完全与专业要求脱离，从而使职称变味。上述这些方法，可能都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评定如何保证公平、科学 记者：在小学，有了教授级教师，当然欢喜。但问题是，如果是少之又少，对大家的积极性就是一种挫伤。“教授级”名额如何确定？怎么分配？评委是怎么产生的？对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教师又会怎样？民办学校教师是否与公办教师平等对待？您对这些有怎样的建议？ 杨小微：我认为就目前而言，教授级名额暂不宜一下放开，否则会很快导致“贬值”。事实上，目前仅少数地方处于试探阶段，一时间也不至于产生“挫伤积极性”的后果。再说“教授”级别之“高”，是中小学界也是全社会的一般看法，基础教育界推行教授级职称的尝试才刚刚开始，也许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如果经过充分论证和试行，证明设置教授级是利大于弊的，那么一个新生的好事物也需要呵护它健康成长，不可操之过急。 关于这一级别的评审，可以考虑中小学界评委为主，可以在目前最高职称的教师中产生，也可以邀请部分高校教授、研究员参与。评审过程，亦可参照高校，试行“代表作”评议认定制度，以匿名评审方式进行。考虑中小学教师工作性质和特点，授课现场的评议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当在全部评审项目中占一定比例。多经历几个关口，既可严肃其学术性，也有助于保证评审质量。 此外，我觉得正高级评审对所有学校都应一视同仁，不应当有什么特殊优惠或特别限制。 职称改革将引导什么 记者：一提到评职称，一般人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涨工资，提待遇。这样一种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异化，我们在这方面改革的着眼点是什么？在引导什么？对教师成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杨小微：如前所述，正高级职称是一种专业技术职称，职称评定是对教师工作能力和学识水平的一种认定，它不应与工资待遇直接挂钩，工资待遇只能与其岗位设置和任务需求相匹配。改革的着眼点只能是激励教师自觉追求专业的高境界，引导教师努力提高自身素养、提高专业能力、提升视野境界。 对教师成长可能带来的影响，应是“喜忧参半”。所喜在于：优秀教师的成长有了新的高度、新的追求，同时也会增加对教师职业的满足感和幸福度；所忧在于：职称评定有标准，专业发展无止境，个人的全面成长更是永远“在路上”，越来越高的升职导向，可能会使一些教师将激励手段本身当成目的，将评上职称当作人生唯一追求。如果各地标准掌握差异或弹性太大，还可能导致心态失衡或人际关系对立。当然，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更没有完全平坦的道路，我们在接受政策创新的同时，也应当有冷静看待问题的心理准备。 （光明日报记者 靳晓燕） [责任编辑:王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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