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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委对10个省份开展的监测显示，2013年12月乙肝疫苗的接种率下降了30%，其他种类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下降了15%。毋庸讳言，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2013年12月13日至31日全国发生了17例疑似与接种乙肝疫苗有关的死亡病例。 现在，摆在公众面前的选择似乎不仅残酷，而且纠结，接种还是不接种疫苗，正如从古希腊神话延绵至今的生存还是死亡的难题一样，令所有家庭忐忑不安。犯难在于，接种疫苗有可能马上死亡，而不接种则可能还能生存，只是生存得并不理想而已，然而却有可能生不如死。 从直接的趋利避害的选择来看，接种疫苗的本质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择其重。当然，这种选择包含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和更深邃的理解。 接种疫苗根除了危害人类数千年的天花，也在全球范围内基本消除了小儿麻痹症。然而在接种与不接种疫苗的选择上，世界上一些地区选择了不接种疫苗，从而为这种疾病的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2003年，尼日利亚三个州的政治和宗教领导人发起抵制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声称疫苗会引起不育症和艾滋病。在尼日利亚北方最大的商业大都市卡诺，1000万人联合抵制疫苗接种。这个抵制行动持续了一年，产生了严重后果。到2007年底时，尼日利亚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病例达到751例，同时脊髓灰质炎病毒经由尼日利亚这个缺口传入周边非洲约12个国家。 显然，不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可以让孩子生存，但却是终生残疾的生存；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可能出现与疫苗相关的偶发症，甚至死亡，但却是一种几率极小的偶发事件。以中国而言，没有实施疫苗接种前，每年小儿麻痹症的发病数是2万—4万例，这些人终生都会生活得很艰难。全面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后，尽管也有如偶发症一类的疫苗不良反应事件发生，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小儿麻痹症了。 抵制疫苗的情况不只是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同样有tobeornottobe的纠结，后果也与尼日利亚一样，甚至更严重。1974年，英国媒体报道称，接种全细胞百日咳疫苗后发生36例神经系统反应，多个国家受此影响产生后果。日本家庭不接种婴儿百日咳疫苗的比率从1974年的80%猛然下降至1976年的10%。后果是，1979年日本百日咳疫情流行，出现1.3万余病例、41人死亡。英国的百日咳疫苗接种率也从81%大幅下降到31%，百日咳发病率由接近1/10万上升至200/10万。 即便是与接种疫苗有关的不良事件，根据WHO的调查和统计，绝大多数实际上不是疫苗本身所致，许多仅仅是偶合事件。面对这种情况，WHO的态度是：世界上没有能够保护每个接种者、并且对每个人都完全安全的“完美”疫苗。 那么，至于是否要接种疫苗，WHO和各国卫生机构也同样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即让当事者知情同意，自由选择。也就是说，诸如接种乙肝和其他疫苗一类的免疫行为，首先要让父母或监护人知情，让其知晓接种疫苗的利弊，之后才让其自由选择，不能强制要求接种疫苗。 当然，这只是今天中国公众接受疫苗接种面临的理想情况。实际上，公众面临疫苗接种的纠结还在于，既然接种疫苗是在为人间消灭一种疾病做出贡献，以断绝疾病传递的生物链，那么发生不良反应的患儿及其家庭应当得到有效的救助和补偿，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落实。此外，公众是否真的被告知真情，是否被一律强制接种而不容许有个人的选择，也要反思。而且，尽管接种有风险，相关部门是否能做更为细致的工作和研究，如主动监控疫苗不良反应事件，把风险减少到最小。只有当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时，公众对接种疫苗的纠结才能下降，选择接种疫苗的人才会增多，疾病才不会有大规模蔓延的温床和突破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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