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居然没有临街商肆，为什么？
——兼评现代“城管思维”
一，长安城的棋盘格局
隋唐的长安城至今仍令我们震撼，周长36公里，近似正方形，平均每边长9公里，比今天全长32公里的北京市二环还长，面积自然比今天北京内外城加起来还要大。那时候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没有，真难以想象古人如何在偌大的城市中穿行。
长安城更令我们震撼的不是它的面积，而是棋盘式结构。它东西横向有14条大街，南北纵向有11条大街，这些大街非常宽，好几十米到上百米，最宽的是位于中央的纵向大街——朱雀街，最宽处竟达150米！比今天120米的长安街还要宽。长安街上下10车道，想不通当年只走马车的的朱雀街为什么要搞那么宽？只能解释为中华皇帝四海一统好大喜功的心理需求了。
相比下，现在的北京内城可怜得很，只有两纵（宣武门到新街口豁口，崇文门到安定门）两横（长安街和平安大道）的贯通大街，除了解放后多次拓宽的长安街，和近年拓宽的平安大道之外，全都窄得要命，而且还不是很直，看不出去多远。而唐长安城这11纵14横的大街，全都是笔直贯通，宽敞通达，如果放在今天，绝对是汽车交通的通衢大道。如果视力好，站得高，相信能够从南一直看到北，从东一直看到西，一个人一匹马也别想逃出眼皮子。而古人这个笔直通达的视觉效果，正是我今天要着力探讨的重点。
二，国力强盛的大唐长安城居然没有临街商肆
我们今天即使站在已经消失了的宣武门城楼顶上，也无法向北一直看到新街口豁口，因为大街两边的商铺太繁华，广告牌太多，车水马龙太拥挤，阻挡了我们的视线。而奇怪的是，当年长安城这些纵横大道两边却没有一块商铺和广告（酒旗，招牌），没有顾客逛商场压马路的拥挤，只有匆匆的行人和车马。我们在宋人《清明上河图》中所见到的古代商业繁华，在唐代长安城是不存在的。
说唐长安城大街上没有商铺，何以为证？只须看看长安城的里坊便知。长安城东西横向14条大街，南北纵向11条大街，将城区分隔成108个里坊，相当于现在的居民小区。白居易曾写诗形容“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非常贴切。
我们知道，现在的居民小区，靠大街一侧，多开有“底商”，对外营业，形成繁华的马路经济。而长安城的里坊则不同，它四周全是高墙，坊墙墙基厚度一般为2.3米至3米不等，均为夯土板筑。里坊内有南北贯通的小街，坊墙四面各开一个坊门，供坊内居民出行。可知所谓里坊，俨然长安城里的一座座“小县城”。也就是说，走在长安城宽阔的大街上，两旁全是数米高的里坊外墙，看不到一座商铺。这一点看看里坊的结构图便很清楚。
唐长安城里坊碑刻里坊和东市鸟瞰复原图
据历史记载，隋代便有“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的法律，不许百姓“向街开门”，目的就是为了“抑工商”。唐高宗时代则更有“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的规定，严禁百姓“侵街”，保证里坊的外墙不开商铺。
白天街上无商业，到晚上连行人都没有。当时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即“昏而闭，五更而启”。可知长安大街只能白天行走，太阳一落，所有人都得回到坊内，不得外出。坊外空无人行，呈现出“六街鼓绝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的寂静夜色。
这是因为中国历来实行“抑商”政策，致使长安城商业贸易很不发达，只有东西二市，相当于两个独立占地各两坊的“市井”。这恐怕也是历代城市的一个缩影，我们看流传于南北朝时代的《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说城中有东西南北四个市，不知是真实历史，或只是为了文学描写中的词语对仗？历史中的长安城却只有东西两个市。
我们看清末民初的老北京城，在内城也确实只有王府井和西单两处商铺集中的“市井”，外城再加一个前门大街，就构成了内外城三角形的市井布局。
偌大的长安城，只两处大市场，又没有快捷的交通，显然极不方便，极不合理，并最终造成了里坊制度的崩溃。
三，为什么要建这种极不合理的里坊？
对天唐长安城这种不合理的里坊，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极为赞赏，他是这样描述的：“官街皆用墙,居民在墙内,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可知着重在一个“安”字上。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这种严格的里坊制度以强化城市治理、防范盗贼为目的”。
晚上坊门一关，小偷想入坊行窃，或得手后逃出坊，都非常困难，坊内的老百姓确实安全多了。不过政府不顾百姓生活不便，花这么大代价，恐怕主要目的不在于帮百姓防小偷，而在于皇帝和官府的安全。
隋唐之际战乱多年，盗匪成患，政权更叠，再加上长安又是首都，不得不格外防盗。这里所谓的盗贼，恐怕主要是指造反起义者，阴谋叛逆者。
笔直宽阔而贯通的大街，临街全是高墙，没有商肆可钻进躲藏，再加上严格的“夜禁”制度，里坊在夜间四门紧闭，这一切显然极利于警察的巡逻。如果有盗贼被官府发现，要想逃跑非常困难，没有任何角落可躲藏，偌大长安城，路旁连一棵树都不许存在。只要盗贼路过任何一个十字路口，都会被四个方向的警察看到，无可逃遁。
抓到“违规者”，游街示众，施以酷刑
总之，长安城宽阔笔直的纵横大街，严密的里坊结构，完全是为了皇权的稳固而设计的，至于百姓生活方便与否根本不予考虑。
四，里坊制度的崩溃
古代里坊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城市治理手段。那坚固的坊墙，严格的夜禁，截然分离的坊市，像一幅沉重的枷锁，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自由。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坏这个枷锁。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行为不断出现。
尽管政府一再严禁，还是不断出现“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的现象。这就是“侵街”。
与“侵街”行为相伴的，还有对“夜禁”的破坏。唐宪宗元和年间，“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唐末的长安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
再看“坊内开店”，中唐以后，工商店铺冲破“市”的樊篱，渗入坊内。如长安内延坊有造玉器和出售珠宝的，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宣阳坊有綵缬铺，永昌坊有茶肆，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店。
到了宋代，中国经济和商业达到繁华的顶峰，首都开封的里坊制度遭到更猛烈的冲击，先是后周时代，已开始允许在路边种树，这就为“侵街”开了方便之门。
到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有形象的描绘。
街市的繁盛，使原来集中的“市”，失去了作用，转而成了刑场。
其次，东京城中，尤其是街市中，“违章建筑”楼阁普遍出现，也是里坊崩溃的表现。如孟元老所说：“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
更有甚者，将酒楼建在皇城根下，从酒楼上甚至能下视皇城，对皇权安危构成直接威胁。这使人联想到八十年代18层高的北京饭店东楼，因能够“下视中南海”而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至此，实行千余年的里坊制度，彻底走进坟墓。从此，城区街市充斥、楼阁遍布、官民混居，呈现出与唐长安城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从而掀开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五，现代“城管思维”批判
中国自1949年以来，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城市所有私营商业，一律“公私合营”，归国家管理。其后不管城市农村，所有民间经营，直到针头线脑，一律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铲除。如此环境，使“国家干部”“政府官员”牢牢树立了僵化的“城管思维”，至今未能根除，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现在的“城管”。其思想根源即来自古代专制下的“里坊制度”和“抑商思想”。
中国官员对商业具有先天的防范意识，重管理而轻服务。改革开放前，街头根本不允许存在摊贩。改革开放后，现代城管仍然对摊贩“侵街”管理极严，屡屡闹出血案命案。现在的城管头脑中也许不像古代以防贼盗为主，多以“卫生”“整洁”“好管理”“领导视察”“有碍城市观瞻”“有碍交通”为出发点，很少以“保护弱势群体生存空间”“方便城市居民生活”为考虑的出发点。相对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城市管理，我们在理念上实在太落后了。
还有，对大街两边的广告牌、门面，往往强迫商家换成官员所喜爱的“整齐划一”的尺寸、色彩和装饰，而不顾商业规律，广告效果，他们总是看不惯“百家争鸣”“五颜六色”的“乱象”
城管希望店铺整齐划一，最好全都集中在市场里，便于管理，而不顾百姓需求
再比如，我有一年在甘肃某市旅游，发现火车站广场与众不同。全国各城市车站广场往往是小商品，小吃，小摊贩最繁华最集中的地方。但该市的车站广场却冷冷清清，连一家商铺一个摊点都没有，据管理者说，这是因为领导不喜欢，车站广场若有商家摊贩显得不好看，太乱，不卫生。
中国的“领导”往往身居高位，出行有公车，吃饭有公餐，家务有公派保姆，根本体会不到老百姓油盐酱醋茶的难处，所以他们往往以自己的喜好来管理市场、市容、街容。
在他们的心目中，恐怕唐长安城那种整齐宽阔的大街，和千篇一律，严密好管的里坊，是最理想的城市。百姓想买东西吗？去集中的大商场和集中的大市场吧，街头千万不要出现摊贩。
但对老百姓来说，家门口的小摊，走街串巷的小贩，才是他们最方便的生活需求。
怎样才能改变这一切？我看只靠学习现代商业管理知识，批判古代不合理的抑商意识，还是不够的。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官员的上级委派制改为真正的人民选举制，取消公车公餐，这一切不合理想象，包括难缠的城管，立刻改观。官员如果不能千方百计讨好百姓，服务百姓，立马叫他滚蛋。我看用不着学习培训，到那时哪个官员都知道应该怎样才能当好官。
我前不久去台湾旅游，发现台湾的街市建筑很乱，七长八短，高低错落，五颜六色，远不如大陆整齐好看，但对居民和商家很方便。官员很难改造，那些全是市民的私有财产，谁敢强行拆除改造谁下台，只好让他“不好看”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