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键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实践过程，但近年来对中国改革的理解越来越简单化，甚至仅仅用“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之类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改革这一复杂的社会实践。①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否存在的问题，即便存在，仅仅用这样一个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改革，笔者认为这也是不科学的，它会导致对中国改革的理解的片面化。中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同时也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重大利益调整。这一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涉及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只有在有效的制度之下才能带来经济增长。因此，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则是确保利益增长的必要手段，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整体性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但是，制度创新并非是毫无依据的，必须要在一定的知识存量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制度创新的成功，否则制度创新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基于此，本文将从知识、制度和利益三个维度来理解中国的改革。
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学术界的成果所见不多。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分析经济结构(即制度)变化的原因时，不仅涉及了收益(即利益)问题，而且也指出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除非基础知识存量增长，否则，新技术发明最终将陷入收益递减”，“知识存量和技术存量扩大人类福利的范围，但它们不决定人类在那些范围内怎样达到成功。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②从诺斯的这段话来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其一，知识会直接影响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其二，知识并不决定经济结构的变革方式；其三，诺斯所说的知识并不包括制度和技术，而仅仅是指科学知识。后来，也有学者如拉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提及知识对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但他所说的知识特指社会科学知识，认为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③本文所指的知识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知识，也包括制度和利益。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改革，主要是分析中国改革在处理存量知识与增量知识的关系对改革的经济绩效产生哪些影响。
制度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包括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道德伦理、习惯、习俗等文化因素。制度学派主张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有的学者如诺斯与托马斯等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是“制度决定论”者。④然而，制度主义主要强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在意作为知识一部分的制度在变迁中如何对待存量知识，而更多的是关注增量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所考察的制度与知识的关系不仅强调制度创新中增量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存量知识对制度变迁同样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利益一般而言是制度变迁的目标诉求，它通过经济绩效和福利水平表现出来。改革是否成功往往是通过经济增长来衡量。几乎所有研究转型经济理论的成果都不得不关注经济绩效和福利水平，但影响经济绩效的因素并非一个而是多个，有的情况下，改革的方式不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也有可能出现经济的衰退。也就是说，从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单维度来理解改革可能也是不合时宜的。不过，本文反过来理解，符合国情的改革方式一定能增进社会福利和实现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的方式并没有对与错之分，关键是要看改革的方式是否符合国情，只要符合本国国情，无论是保存知识存量的渐进式改革，还是摧毁知识存量的激进式改革，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有成功的个案。这里所谓的成功与否，即是指国家建立了有效的制度，并且能够通过制度持久性地发挥作用而实现经济增长。
[责任编辑:蒋正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