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荣荣
政党是现代化中的重要力量，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生活的要素和主要组织方式，政党政治创造了现代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制是不可想像的。[1]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的核心制度。自 1974 年葡萄牙独裁者被推翻之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其对理论学术的影响，表现之一为对民主转型国家政党的制度化分析，成为西方研究“第三波”民主国家一个重要方面。制度化的政党被认为是一个良好运行的代议制民主的必要条件。政党制度化水平被认为和民主质量相关。[2]政党制度化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改变了以往聚焦于政党数目、类别、意识形态的研究路径，把政党研究推向了深入，范围涵盖了亚洲、非洲、拉美以及东欧等转型国家。其重要意义还在于，以往政党的研究多聚焦于西欧和美国，政党制度化的研究把研究焦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本文首先梳理西方研究政党制度化的理论，然后提出制度化的一个理论框架，最后将其应用于非洲博茨瓦纳的实践。
一、制度化：定义与衡量指标
西方学界关于政党研究由来已久，但对政党制度化的研究时间并不长，在如何衡量政党制度化上研究较少，就政党制度化的定义和衡量的看法上也尽相同。
亨廷顿重视组织的力量，认为社会组织的强弱取决于组织获得支持的广度和制度化的程度。接着，他将政治制度化定义为组织和程度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并将其具体分为四个要素来衡量，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聚力。[3]可见，亨廷顿说的这四个变量有着相互包含的关系。
Mainwaring and Scully二人将政党制度化定义为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实践或组织。政党制度化可分为稳定性（包括了政党竞争方式的规则性）；政党的社会基础，有助于创造制度化体系的稳定；在社会中的政党合法性；发展良好的政党组织四个方面来衡量。[4]
Vicky Randall and Lars Svasand区分了政党制度化和政党制度制度化，认为政党制度化是一个行为、态度以及文化完整模式建立的过程，可以区分为外部和内部过程，内部方面指政党自身的发展，外部方面是政党和社会的关系，包括和其他的制度关系。政党制度化包括系统性、价值输入、决策自主性、具体化等四个方面。[5]Levitsky 认为，政党制度化原来的意思即是价值输入，而不是组织上的纬度。[6]
Matthias Basedau and Alexander Stroh认为，制度化是一个赢得内部和外部稳定和价值输入的过程。政党制度化包括四个纬度：政党的社会基础，组织水平，自主性和内聚力。植根社会是外部稳定纬度，组织水平是内部稳定纬度，自主性是外部价值输入纬度，而内聚力是内部价值输入纬度。[7]
Panebianco将政党制度化定义为，组织稳固自身和组织内部，并使组织自身和内部产生价值的方式。他提出了两个指标，一是组织相对于环境的自主性程度，二是内部系统化程度。前者是指政党能直接控制和环境的交易过程。后者是指政党内部结合的紧密度。[7]这跟亨廷顿的划分是部分重合的。其中都包含了自主性。Panebianco的系统性包括了亨廷顿的复杂性和内聚力。
Kenneth Janda的制度化概念框架建立在大规模跨国比较研究之上。认为制度化是政党引发与持续政党内部和外部稳定的行为模式的程度。衡量制度化程度的标准有：一缘起时间，建立时间越晚，制度化越低。二名称改变。改变的越频繁、幅度越大、距离现在越近，制度化越低。三组织中断。中断的幅度越大，越频繁、分裂距离现在越近，制度化越低。四领导权竞争。越是较少通过公开的过程进行领导权过渡，制度化越低。五是立法不稳定。立法代表越波动，制度化越低。六是选举不稳定。赢得选票越是波动，制度化越低。七是页码索引的数量，书面文献越少，制度化越低。[9]
综上，本文认为制度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政党制度化是政党行为常规化、理性化、稳定化的过程。它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增强可预期性。政党为了生存和延续，都有制度化的倾向。制度化的滞后、失败、不足和缺失都会引发政党危机。
据以上研究，政党制度化的衡量指标可归纳为：适应性、系统性（内聚力和复杂性）、价值输入、自主性。亨廷顿的四个衡量指标明显重复，适应性可当做制度化的结果。政党制度化主要包括两个纬度，即内部的和外部的。组织不是制度，[10]政党的组织发展并不能作为衡量制度化的指标，内聚力和自主性指标才是核心。本文将制度化分为自主性和内聚力两个指标来衡量。从内部看，它包括内部的凝聚性，即建立保证政党不分裂的制度。这既包括组织上的，还包括政党能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或价值系统，能被视为政党内聚力的重要方面。从外部看，是政党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核心是决策自主。
[责任编辑:赵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