絜矩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宝贝朱熹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但我们也注意到，第二部分的“传”并非是简单地解释前面的“经”，其中也有也有对大学之道的创造性发挥，特别是“絜矩之道”，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宝贝，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所谓“挈矩之道”，《大学》在讲解“八条目”的最后一条时所讲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算是，但其主要内容有两条，第一条是“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这也就是说，人们若要把明德推广普及开来，就要率先垂范。“老老”即是孝敬老人，“长长”即是尊重领导，“恤孤”即是爱护孤儿。明明德者不管是倡导什么还是反对什么，都要先从自己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第二条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其意思是说，你所厌恶于上级的行为，就不要用它来对待下级；你所厌恶于下级的行为，就不要用它来对待上级；至于前后左右，都是同样道理。 根据《辞海》中的解释：“挈，用绳子计量圆筒形物体的粗细。……矩是制作方形的工具。”再根据《大学》中的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概括起来说，“絜矩之道”是规范自身行为的原则，这个原则在《论语》中已经有很多论述，如：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学而》）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絜矩之道”是对孔夫子所提出的上述规则的概括提炼，其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是要坚守高层次的道德标准，只能是率先垂范，才能上行下效。明德是每一个人天生就有的东西，比如恻隐之心，尊老爱幼之心，每个人都有，但人们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抑制了这些天性，因此闻道之君子就应当顺应人之天性，勇敢地把它表现出来，用实际行动来倡导它们。二是在日常生活中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首先用这种方式去对待别人；对这种行为方式，也同样要率先垂范，推己及人。从而使每个人都能保持自身利益的适度范围，社会自然就能保持稳定和谐。 这个“絜矩之道”非常重要，虽然它本来就包含在孔夫子的学说里面，就像一粒种子本来就包含了其成长过程的各个阶段一样，要把它清晰地表达出来，还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孔子后学们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对儒学的发展。对于任何一个伦理学说来说，首先要提出新的人生目标，然后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行为规则，这两者相辅相成。如果没有一套行为规则，而且还必须是简洁的行为规则，那么，新的人生目标就难于推广开来，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只能是少数人独自把玩的东西。要坚守“大学之道”，就要就必须发展出一个与之相配套的简洁的行为规则，才有可能推广普及开来，因而这个“絜矩之道”就非常重要，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我们可以用“絜矩之道”对比一下康德所提出的“无上命令”。所谓“无上命令”，也就是说，康德认为它是“无条件的”、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是强迫性的，因此也是绝对权威的。他用极其晦涩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无上命令”： （一）如此行动，仿佛你的行为的格律会因你的意志而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 （二）尊重每一个人的本身，而不要将他当成达成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 与康德的“无上命令”相对比，儒家的“絜矩之道”的内容与之大同小异，次序有所不同，其第一条相当于“絜矩之道”中的第二条，“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其第二条相当于“絜矩之道”中的第一条，先从自己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无非是要求人们“以人为本”。由此可见，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人们对社会伦理法则的认识由于个性与时代的特质而不同，所要表述的内容其实还是同一个东西。对于儒家来说是“絜矩之道”，也就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法则”，康德则要人们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普遍的自然法则”。 我认为，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判断各种理论学说的合理性的标准，即它的可推广性，人们必须坚持那样一种行为方式，它可以无限地推广开来而不会导致矛盾冲突，这样才能使其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比如说“以人为本”就可以无限地推广开来，因而是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再比如“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也可以无限地推广开来，也是任何有理性的生命所必须遵守的“普遍的自然法则”。再来看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动，便可自动地实现整体利益，看起来也很有道理，但在推广的过程中，露出了弊端。当今世界为什么如此混乱，就是因为这个教条的内在缺陷，一是不以人为本，二是丛林法则，与儒家的“絜矩之道”和康德的“无上命令”是相冲突的，人们不知自身的限度，物欲任意膨胀，超过了自身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在与人和自然界交往过程中，恣意索取，“能以取到的就尽量去取，让你的邻居下地狱去吧”，坚持这种丛林法则的人本身就是内耗之源。在人们坚持这种法则的基础上，不管社会生产力达到多高的水平，都无法满足其欲望，如此随意放纵，自然就不能与社会、自然保持和谐。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其原因就根源于人们的这种行为规则缺陷。实践证明，它不能无限地推广开来，因而就不能保证科学发展，所以就不是康德所说的那种“普遍的自然法则”。 想当年刚改革开放时，我们也很相信斯密的理论，大家都相信，通过调动人民群众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生产力就可以发展起来；只要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一切都会自动变好。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自信地唱着“明天，明天，明天比蜜甜”，但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内在机制缺少了解的盲目乐观是靠不住的。在引入了西方那一套市场法则之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内耗就会发展起来，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从难以预知的地方冒出来，所以当前的社会运行过程中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与挑战。 特别重要的是，由于“主流精英”们盲目接受了西方世界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使得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上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只能人云亦云，从而也就只能屈从于他者的利益，无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从与国际接轨，到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再到现在的美债危机和“输入性通胀”危机，我们辛辛苦苦做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蛋糕”，可到头来，自己的物质财富却被“虚拟”给了西方富国，仅仅落了一堆“看起来很美”的数字和不断贬值的美元，而且我们还找不到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所以《大学》在结尾处说：“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因而要想把社会运行引入正轨，就必须坚持中国的儒家与西方的康德所发现的那些真理。相比较而言，我们更容易接受儒家的“大学之道”和“絜矩之道”；康德的学说以其艰深晦涩而著称于世，现在除了希望混个文凭的人们，恐怕没有谁会去读他的像砖头一样厚的著作。包括其他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他们习惯于根据其著作的厚度来判断作家的水平，不考虑其对民众的亲和力。而儒家的“大学之道”和“絜矩之道”与之不同，表述得极其简洁精到，通俗易懂。《大学》全篇也就两千多字，关于“絜矩之道”的表述也就只有一百来字，说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道理，即使是没有文化的普通民众，也可以理解并实践。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推广开来并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其表述上的简洁是分不开的。 同时，它在表述上的简洁并不影响其深厚博大。正如《中庸》所说的那样，“君子之道，费而隐”，它一方面贴近现实生活，此即所谓“造端乎夫妇”，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另一方面又具备无限广大高远的理想主义，此即所谓“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也”。因而也就能够为各种不同水平的人们提供追求目标，能小能大，能近能远，下至个人生活，上至国家政治，都能“一以贯之”，从而把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把个人的道德追求统一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合力，形成那样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又有统一意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它就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的自然法则”，其中所包含的那种基本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就应当大力倡导“大学之道”和其中的“絜矩之道”，这是我们所独有的、可以向其他民族推介的宝贝，也是我们的“软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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