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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斯眉原文作者：David Hepworth 发布：2014-01-07 09:52:04
相比小说家、作曲家、编剧及画家，词曲作者（专业的、半专业的、自称的，甚至自欺欺人的）人数更多。这肯定是因为写歌看起来比较容易吧，写小说和画画都需要长期努力，一流歌曲只要变成钱不就行了吗？
 不管你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附近都可能有人在写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甲壳虫乐队使所有人相信，只要你会演奏一种乐器，肯定也能用它创作歌曲，自那以后，歌曲创作就成了实践范围最广的创作艺术。英国音乐版权协会是官方歌曲专利授权组织，据该组织估计，每年有大约70万首新的音乐作品被注册，这还只是在英国。 相比小说家、作曲家、编剧及画家，词曲作者（专业的、半专业的、自称的，甚至自欺欺人的）人数更多。这肯定是因为写歌看起来比较容易吧，写小说和画画都需要长期努力，一流歌曲只要变成钱不就行了吗？保罗·麦卡特尼说，他在梦里得到了《昨天》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凯斯·理查德夜间突然醒来，在汽车旅馆的床边即兴演奏了《满意》这首曲子的重复段，并将其录在了录音机内。当潜意识里迸发出绝佳灵感时，词曲作者都会觉得躁动不安——我是从哪儿捕捉到了灵感？ 尽管整个过程浸透着汗水，但往往有词与曲完美结合的神奇时刻。“狂喜在某处爆发/声音变成了歌，”保罗·西蒙唱到，他花费了数月时间，为这首高度复杂的作品打磨润色。传记作家和评论人士倾向于认为最佳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真实事件，正因为如此，他们珍视那些所谓的分手专辑。事实上，词曲作者的灵感往往只是源自一句值得一再重复的变调、一席可能用作歌曲标题的谈话、一间预订在周一使用的录音棚。 所有词曲作者都认为，最好的想法似乎是灵光乍现，而非来自内心，而等待灵感仙子的时光最为难熬。现代的词曲作者渴望由音乐出版公司提供创作框架，利用截止日期触发灵感。挤压乐队成员克里斯·迪弗尔表示宁愿帮别人写歌,“我更喜欢受别人之委，就像裁缝为别人量身订做衣服一样。”曾经与宠物店男孩乐队合作的欧文·帕克充满怀念之情，说起老牌作曲家欧文·德雷克受邀为一位次日将会到达的艺术家写歌的情景：在笔记薄上他找到了“一首关于年华老去的歌，人生的一幕幕如同美酒一样”；20分钟后，他写出了《那是美好的一年》。蓝色尼罗河乐队的保罗·布坎南说：“最好的歌曲，创作所需的时间与流传于世的时间成正比。” 当葛伦·坎伯演绎《当我到达凤凰城》获得巨大成功后，他要吉米·韦布“另外写一首关于城市的歌”，《维契塔架线工》由此应运而生。韦布火速完成了这首关于一位拥有诗人灵魂的线路工人的歌，还没来得及为它配上标准的转承小节之前，坎伯已经将之录制成碟。它被普遍认为是两人合作创作的最好大碟。 尽管影像录制花费巨大、访谈报道着力宣传，营销手段黑幕重重，加上不时有贪污腐败的新闻流出，音乐产业的根基依然是歌曲创作。许多大公司的命脉掌握在一人之手，他在自家阁楼上凝视天空，在微博上消磨时光，对着一杯又一杯的咖啡苦思冥想，或者到公园散散步，试图清空一切理性思维，无声地向音乐之神祈祷，在下一个五分钟内迸发出一丝灵感，为自己赢得不朽。我采访了一些不同领域的词曲作者，希望了解他们在创作时的所思所想，以及在等待灵感迸发时所关注的事情。 盖伊·钱伯斯 在上世纪90年代率领柠檬树乐队期间，盖伊·钱伯斯就领悟到，创作一首热门歌曲仅有才能是不够的。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与很多明星合作，其中著名的是与罗比·威廉姆斯合写的、销售过百万的畅销金曲《让我娱乐你》。现年50岁的钱伯斯如今站在现代热门歌曲创作前沿。在这个行业中，歌曲都是为偶像派明星量身定制的，而原声带早在变得像一首传统抒情作品或乐曲之前被压缩打包，从一台笔记本传到另一台笔记本电脑、环游世界了。 “我刚从洛杉矶回来，十年前，我就是在那里首次与罗比一起写歌。罗比想用旧的方式来写，没有音轨或节拍，只有他和我，还有A&R唱片公司的人，围在罗比家的钢琴旁边。那适合我，因为以那种方式的话，你是在写歌而不是在做唱片。罗比可能会说：‘写些像小萨米·戴维斯《糖果人》那样的歌曲。’事实上，他是想在那首歌的基础上来些变化，不想只是一模一样，也不想要任何侵犯著作权的东西。上一次我们一起合作时，莫比的《演奏》专辑对我们影响很大，罗比会说‘写些类似的东西’。在《感觉》这首歌的钢琴部分，我便试图让自己变成莫比。当你和一个歌手合作写歌时，你必须写些让他唱起来感觉舒服的歌。在《摇滚DJ》这首歌上，罗比花了三个月时间才找到感觉，觉得足够酷了才去唱。我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幕后工作者，而罗比是那个不得不在台前唱歌的人。 “你的周边环境常常会主导歌曲创作。我们在巴黎科斯特宾馆写的《曼德勒之路》，那里有些豪华之风。最近我跟鲁弗斯·温赖特一起写歌，他坚持我们要在马尔蒙庄园酒店的一个房间内完成，玛丽莲·梦露曾在那里住过。我们租了架钢琴，午餐时碰面，每天二小时，连续五天。他出现时会说“我写出一行”，然后我们从此开始。在我看来，你必须在灵感貌似不会出现的时候分外留心。” 特蕾西·索恩 特蕾西·索恩是与本·瓦特搭档的“只要女孩乐队”的女歌手，也在大举进攻乐队的《保护》专辑中担任主唱。她2000年退出歌坛，回归家庭生活，2010年携《爱和它的对立面》复出。这张专辑汇集了一系列关于中年俱乐部成员的歌曲，还有畅销回忆录《迪斯科女王的公寓》。她和瓦特及三个孩子住在伦敦北部。 “过去我试着规规矩矩地写歌，但是，休息十年后回来我发现，当我在做跟创作毫不相干的事情时，词句和旋律就冒出来了。《哦，离婚》是在我散步去学校接孩子的时候想到的。我和本从尼斯机场坐出租车临时离开孩子们一会，《单身酒吧》整首歌就进入我的脑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跟本暂短分开，就想到一首关于中年离婚的歌，但情况就是这样。” “几年前，当我坐进自然历史博物馆旁边溜冰场里的咖啡馆、看着孩子们溜冰时，《喜悦》就响了起来。我妹妹刚从患上癌症的虚惊中完全恢复过来，而我在想着圣诞节的事，灵感突然来了。最初的想法常常来得很快，但把想法打磨成一首歌得要一段时间。当你脑海中有一首歌的时候，那是种美妙的感觉，你专注在它上面，反复斟酌，即使在做其他事时也会绕回到那首歌——等歌曲编好后，你甚至会唱给自己听，但那时，除了自己没有其它人听过，它只存在你的脑海里。那首歌真的存在吗？会有人听吗？只有你认为它够好就行。我喜欢一首歌的酝酿过程。” 托马斯·道比 道比是英国人，55岁，一身学究气，他从1980年代早期就开始创作音乐，最热门单曲是《她用科学迷惑了我的眼》。作为音乐制作人和合作者，他曾与琼尼·米歇尔、外国人乐队、合成芽摇滚乐队一起工作，还是TED大会的音乐总监。从硅谷回到家乡后，他现在“窝心肉豆蔻号”上工作，那是一艘1930年代的救生艇，以前在萨福克海岸摆放在他的花园里，后被改造成录音棚。 “我的花园一次次被洪水淹掉，所以我没有大家熟知的花棚。这个录音棚靠风力发动机供电，配有太阳能电池，所以，借助可再生能源我能工作到深夜。我有个潜望镜, 当阳光太耀眼或人们在沙滩散步时，我就用上它，看到这些集装箱船晚上从费利克斯托港开出，在一定光线下，它们看起来仿佛曼哈顿的轮廓，有时又像是那里有一片海岛。我最后一张唱片《浮城地图》的灵感由此而来。” 朗?赛克史密斯 朗?赛克史密斯是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创作型歌手，他的歌曲曾一度由罗德·斯图尔特和麦可·布雷演唱，崇拜对象包括艾维斯·卡斯提洛和保罗·麦卡特尼。赛克史密斯将歌曲创作融入到日常所谓的“咖啡散步”中。 “我出去逛逛，喝杯咖啡，步行去社区游泳池，在那里畅游30分钟。这段时间，我可以将夜晚偶得的各种想法加以思考和酝酿。当我在做散步之类不费脑力的活动时，大量旋律思路便会跃然而出。通常情况下，我会捡到这颗灵感种子，但它非常细小，经过数天、数周甚至数月后，才会变成一首歌曲。 在多伦多家中，赛克史密斯常在钢琴前写歌，钢琴就放在被他称作前厅的地方。“那里总有人经过。有时，会有一些优美的旋律浮现于脑海，却总是被一些事情打断，然后忘记了。但只要它有任何动人之处，通常情况下，几天后我又会记起。这一点令人惊讶不已，仿佛那些音乐元素就存储在我脑子里的某一区域，或者说它本来就属于那里。” 马克?金 马克?金是歌手、贝斯演奏家，还是爵士乐协会“42级”的掌门人。他现年55岁，住在怀特岛上，仍然在旅游和写歌。“在花园里有我一个车库，那里曾养过猪。对我来说，走出房门意义非凡——这意味着我要去工作了。工作室中除了乐器、连接线及电脑之外别无他物，所以作为工作区域，这里非常适合。我的电脑屏幕上经常滚动有BBC新闻网的内容，通过iTunes，你可以参照几乎所有音乐资源，而视频网Youtube仍能给我带来惊喜。在我们那个年代，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过去我是根据要求给人写歌。1984年，波利多提醒我说，两年前我就该录制一张个人专辑，如果我现在不表达出来，以后还能重新来过吗？我感觉有些惊慌失措，便租下了录音棚，为期一周，只有我一个人呆在那儿，不知道要录些什么。幸运的是，录音棚的茶房里总有一桶当地的胡克-诺顿苦饮可供饮用，所以我喝完两杯之后就晃悠悠地走进直播间，在拐角处看到一架古老的老哈蒙德B3风琴，让工程师把这台乐器‘录’到唱片中。然后开始写《必不可少》，长达二十分钟的自我放纵。这首歌至今仍是我写过的最佳作品之一。” 克里斯·狄福德 作为挤压乐队的半边天，克里斯·狄福德与格伦·蒂尔布鲁克搭档，在过去三十五年创作了不少经久传唱的大作，如《酷猫》、《十字路口》、《动心》。现在他58岁，每年仍为写歌“闭关”两次，在此期间，初学者和专业人士济济一堂，看看能否“碰撞”出一首令人难忘的歌。 灵感会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我记得当时是在（伦敦）曼彻斯特广场的华莱士收藏馆，在一张圆桌上，摆了些小零食，周围坐着一些陌生人，环境很柔和。我飘飘欲仙，享受着每一块小吃，词句像从太阳上掉下的尘埃落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在那里写了好几个小时。回到家的时候，我惊讶地读着自己写下的东西，真是精妙绝伦。我曾在雨中行车，听到脑子里有一个想法，于是我把车停下来，走进一座教堂，在后面坐下，这种感觉还在持续，我在一张纸上把句子记了下来。我在那里避雨约半个小时。里面或许在举行一场婚礼，我并不确定。我身在其中，处于一片乐土之上。” 丹尼尔·塔什安 词曲作者丹尼尔·塔什安来自纳什维尔，他的银海乐队备受推崇，李安·沃马克和明迪·史密斯等乡村歌手常常找他写歌。为了写歌，他修缮了音乐大街上的一间办公室，那里一直是纳什维尔作曲家的摇篮。“我多半时间和一些合作者们，要么和一两个词曲作者呆在一起，或者是跟找我写歌的歌手。如果是写小说的话，我会选择去星巴克，因为那里人来人往，很热闹，我喜欢那种嘈杂的环境。但在那种地方，耳边响着音乐，你一首歌都别想写出来，不过我听说艾灵顿公爵是个特例。” 米兹·尤瑞 超声波乐队的《维也纳》和援助乐队的《他们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吗？》都是米兹·尤瑞的作品。他演唱的《假如》曾经在英国是榜首单曲。尤瑞今年60岁，住在威尔特郡。在那里，他为自己、也为重组后的超声波乐队写歌。“我的工作室紧挨着花园，这些天，室外墙壁上绿色植物爬得满满的。我觉得吧，写歌和录音要同时进行，所以最基本的东西一定要在录音棚里搞定。我坐下来，对面有一扇小舷窗，透过窗子，正好能看到树梢。我也使用电脑录歌，于是拥有了一扇电子窗，它面向世界，可以随时更换风景。许多作家在旅途中获得创作激情。有人认为，坐在那里，欣赏着美景，灵感会随之而来，这个想法不太现实。有一次，我从梦中惊醒，一首完整的歌曲几近大功告成。这就是那首《亲爱的上帝》。当时，我一头扎进录音棚，修改了几个地方就搞定了。这种事以后再没发生过。” 金伯利·鲁 鲁现年61岁，曾就读于剑桥大学考古专业，之后以吉他手身份加入罗宾·希契科克为首的温柔男孩乐队，后来又加入卡翠娜与波浪乐队。他曾创作《走在阳光里》和《我爱闪耀光芒》，后者在1997年的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中成为冠军曲目。他写的《去利物浦》一度是手镯乐队的主打歌曲，风靡一时。不菲的收入让他可以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同时也可以追随者爱德华七世时代作家爱德华·托马斯的脚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沙滩上漫步。 “如果我更愿意待着看看电视的话，大概也只能写出乏味的歌曲吧。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有一套很棒的做法，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外出喝一杯，自我感受一下。如果发现自己挥毫作诗的冲动，这意味着他可能会作出脍炙人口的诗。我可以在脑子里谱曲，所以，有时候我会一边四处游荡，一边构思歌曲。但我认为，这种状况更多出现在这样的状态下：你是自己一心想去旅行，而不是因为周围人的怂恿。人们总会问我：写一首歌需要多久。我惯常的回答是‘用尽一生，至今为止’，希望大家不会认为我这种说法太过自命不凡。” 海蒂·塔尔博特 作为爱尔兰歌手、作曲家及珍爱圣女乐队的前成员之一，海蒂·塔尔博特与丈夫约翰·麦卡斯克一起在民间巡回表演。他们现在生活在苏格兰乡村。“当我想要唱歌时，无论哪里都行。但是如果我打算坐下来谱曲，总会坐在那里，从卧室的同一扇窗向外望去。外面有一面干砌石墙，小路上有一座废弃的磨坊，旁边是一片常绿林。我的视线总是落在那片树林的树梢上——它们看起来像是比后面的山脉还要高一些。” “我的新专辑里有一首歌叫《我将入眠》。约翰写的旋律我很喜欢，但没有歌词，第二天我就要开始录制专辑。我们去旅行演出，我、约翰和我们两岁的莫莉美呆在车里。我给她零食，想让她开心，同时我在为他的旋律写歌词。最终它成为一首相当幽默的歌曲。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写任何严肃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保罗·布坎南 蓝色尼罗河这支另类乐队的主要作曲者是布坎南，他也和安妮·蓝妮克丝及彼得·盖布瑞尔一起工作。2012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在空中》。现在，57岁的他在格拉斯哥的公寓里创作。 “在窗边，我有一架古钢琴，面对树木、花园和街道。我最高效的思想状态就是不想别的，不想正在写歌，这种瞬间极少。我觉得，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你注意到的事物、感觉到的方式融为一体形成曲谱。偶尔我会让电视无声地开着，让自己分心，试图骗自己说我不是在工作。我把工作空间压缩到极小，不喜欢看到任何文字。没有报纸。歌曲有它们自己的日程表。只是找到空间让歌曲出现，而不能让歌曲适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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