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要被戴锦华老师的发言深深打动了。在她诗意、激情地调动起来的这种感动之外，我想回溯一下她今天涉及的几个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我感觉未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时代一样如此贴近地成为我们的当下。以前我们讨论知识和学问的定义，以及思想包括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时，都有一个时间的向度。维柯的新历史、新思维、新科学，讲的就是我们在思考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角度：当下。还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是把过往放到当下。我想这是古典思想家、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即在讨论当下问题和掌握未来的时候，把过去的时间维度和知识--我们所称之为历史--复活。但是刚才戴老师的发言中，她已经把未来作为一个当下的存在，已经有了生命，有了身体、呼吸，它活生生地就站在我们对面。而且我们认为，把像到美国这样的一万多公里的距离缩减到可能就坐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当中听，就在我们内心深处，是一个幻象。这种时空感，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角色、立场混在一起，作为一个前提、基本生活状态来提出。而且这里又包含了技术的发展，文明自身加速死亡的加速度。在这个角度下，我们提出知识分子的新定义，不是说只是知识或者写作的新定义，今天从柴春芽到格非，再到戴锦华，我想写作的定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已经在展开，因为它活生生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写作实践中。
刚才戴锦华发言的时候，我想起前段时间读到的一个东西，好像是说数码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把大脑提取出来，用一些技术手段备份以后，它不光可以作为幻象，还可以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忠实记录。也就是说200年以后，你可以出现在你某位重孙的婚礼上，而且还是你本人在讲话。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数码意义上的你，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山寨，因为根据你的语气，你的温度，你的阅读，你的写作，你对所有事物的反应，等等，它给你综合成一个备份，200年以后可以随时提取，让在200年以后才有的情景和你200年前的备份相遇，然后产生出一个全新的你，全新的反应和发言。也就是说，想象一下200年以后你还存在，我们200年以后幽灵似的目光可以在当下兑现出来，也可能现在是200年以后的戴锦华在这儿做的演讲。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时空想法以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变得很诡异，很无奈。它是幸福或者是忧郁，或者是刚才格非讲的虚无感？我们不知道。
1997年我在德国斯图加特待了半年，当时有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的电视台，是法国和德国合办的没有一秒钟广告的台，他们问了100个诗人——因为诗人最有想象力，在千禧年之后，“你从科幻、诗歌的角度，展开你最大程度的想象，去预言下一个世纪会发生什么”。在1897年，即100年前的时候他们也用同样的问题调查了100个知识分子，其中有50个是诗人，诗人们提出的最稀奇古怪的想法，今天基本都实现了。我当时参与了这个调查，我那时的两个回答，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我本来只是调侃，是一个批判性的想象。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人可以拿起一个电话，而不需要任何旅行工具，就可以将其整个人打到美国或者世界任何地方，然后一个电话又打回来。我曾把这个讲给赵毅衡（音）听，赵毅衡说如果打过去的一瞬间，停电了怎么办？卡在某个天空，一个没有电的孤魂在世界上游荡。非常有意思，但是我觉得真有实现的可能。我想起传真的发明者，ATNT的老板，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休假，公司非得让他飞回去签一个字，是一个很大的合同，他说能不能我在这签字，你拿起电话我签的字就发过去了？就是因为这样一句话，居然一两个月以后传真发明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三维空间的二维化。在纽约开车很容易，去一个地方3分钟就到了，但是停车要40分钟。因此我想象人随身带着一张纸，到目的地后汽车开到纸上，按一下电铃纸变成一幅画，折起来揣在兜里就走了。
戴老师发言的时候还谈到，微信、微博还有微电影这样一个碎片时代。最近三四年，我都致力于长诗的写作，想在某种意义上对抗这种消费性质的碎片存在状态。这种消费的性质不仅仅只是人和欲望、人和物质占有等关系的一种消费政治，它最后已经直接呈现为语言的状态，比如以前打扰我们持续专注力的，可能一天有10个事件，丧钟就鸣十次。现在不同了，现在可能有200个这种事件，你可能有200条短信，200条微信，看起来什么都微，只是几分钟几秒钟甚至一闪念的东西，最后以语言的形式，以压缩过的碎片的形式不停地闪现在你反专注的状态里，把你整个的存在状况分解成200个碎片。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产生更多的是对意见，对信息的快速反应，是立即就让你升华上去的那种立场，那种正义感，那种英雄幻觉，那种悲哀和哭泣。这种打扰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思想和学问。思想是需要持续的、长时间的专注才能够进入的一种深处，现在深处被平面化了，碎片化了。为了达到思想，我们可能得牺牲和放弃我们的一闪念，放弃我们的兴奋，放弃我们的那种眼泪以及轻松到达的悲哀，进入有点枯燥的状态，或者通过长诗所包含的诗意。这种诗意是具有否定力量的，是有呼吸，有折射，有坦白的，这种坦白是介于清白、自白和独白之间的东西，而且这是一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宗教活动才有的东西，像刚才柴春芽讲到的，一个人可能五年不说话的那样一种状态。但那样一种状态里，当他把他跟我们当代的这种问题意识，这种混乱，这种活力和绝望、虚无，以及善恶的转化结合起来，但同时又把那种灵感的、自我幻觉的、自恋的以及自我崇高化的那种英雄意识给排除掉的时候，我觉得这有可能是通向思想的劳动，通向戴老师说的，站在弱的一方的一种强烈反抗。
我并不是说长诗作为一个体裁有多了不起，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写长诗和史诗的时代，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了。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跟刚才戴老师的说法很相似，不能说一个与邪恶抗争的人就自动地获得一种正义感，一个与邪恶抗争的人，有可能自己就是恶的。前几天我看一个电影，里面讲到阿伦特关于艾希曼纳粹的报道，讲到恶的平庸化。其实也有可能由于恶的平庸化，导致一种善与崇高的平庸化。这两个平庸化加在一起以后，让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地没有梦想，如此地让我们不知所措。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讨论里面想引入一个跟写作、思想有关的很重要的维度，即审美的维度。我记得上一星期跟格非和西川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谈到过这个问题。当代中国很让人恼火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平庸化，智力与审美的严重欠缺导致了一种广泛的退化与麻木。艾希曼这样一个纳粹罪犯被抓了以后，他非常真诚地认为他一点都没有站在恶的方面，而只是在实施、执行他的职责而已。作为一个军人，他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元首的命令，恶不该由他负责，该由元首、上级负责。他一点恶的内疚感都没有，他认为自己可能有一点点职责，就是职业意义上的一种帮凶。他被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犯罪，他完全没有善恶意识，没有思考能力，只有恶的平庸。他的恶都不是极恶，因为极恶有时候还包含一种思想否定的力量。
我再回到我想谈的，我们今天的很多的问题，如我们想理解思想、写作、诗歌、小说、电影，其实如果回到它们的根源上，我们都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刚才讲的布罗茨基的说法，这不是一个史诗的时代。他有一首诗，说在这样一个二流的时代，我作为二流时代忠实的臣民，一个臣子，我承认，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二流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忠实于你这个时代，你就不可能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写作，如果你想像莎士比亚一样地写作，除非为我们造一个莎士比亚的时代。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是一个被朱生豪的美文翻译出来的莎士比亚，这其实是一个偏离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充满了当时的那种世俗的，甚至粗鄙的、很性感的活力，一种街头文化的东西，这个在朱生豪的翻译中没了。
我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为什么我要对抗长诗写作，长诗写作甚至不那么好看，有点枯燥，有点让人头疼，有点非诗歌。因为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时候，就像刚才格非在引用李贽的说法，如果我们只在孔子的意义上谈论你的是非，那整个天下就没有是非。同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在徐志摩的意义上，在朱生豪翻译体的意义上谈论诗歌，那对我来讲就根本没有诗歌。
最近我们包括西川都有这样一个趋势，写的诗歌、长诗是不讨好的，用一种可能不是那么优美的、诗歌化的语言，就是将那种警句化的，精彩的东西，那种可以单独拿下来做广告语的东西，放在我们的诗歌里。那种语言可能是我昨天刚写的一首关于我的血糖有点高的诗，里面讲的血糖这种东西是不能写的，小便怎么能写诗呢？这是所谓的中年写作，或者作家的晚期风格，有点乖戾，有点不妥协，有点不讨喜，有一种把非诗的和活力的这种复杂的东西包含进来。有一首诗最后一小节说：
伤感是多余的/但又必不可少/甜的哲学被苍蝇飞过之后/再也不可能飞得像一只翠鸟。
我其实不能碰甜东西了，那个东西被我自己身上的苍蝇碰了以后，已经不可能像翠鸟一样碰它了。反过来讲，我们的诗歌是不是也是这样，当我写的诗被徐志摩这样的人写过的时候，我就不能写它了。所以我要写的是，我所认为的长诗，或者是刚才这几位所认为的写作，其实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翠鸟意义上的写作，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又不可能。人到中年，我们进入晚期风格的写作和思想之后，很多东西其实已经没有办法飞翔了，而我们用翅膀飞不起来的东西用手和头脑能不能飞起来，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我们每个人有20分钟个人的发言，我们现在进入四个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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