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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部队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英军撤出新、马后，设在哥伦坡(Colombo)的联军东南亚总部，准备加强马来亚敌后的情报工作，以便对反攻马来亚作军事部署。但是，那时联军东南亚总部对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缺乏了解的。要进入马来亚日本占领区进行敌后工作，白种人难于胜任，最合适的人选是中国人，尤其是广东、福建籍的华人。为了利用华人参与开展敌后工作，古泛罗、台维斯及布伦米三人受命在印度招募华人，筹组一支别动队——定名为136部队，准备潜回马来亚进行敌后活动。起初是邀请“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合作，后来在原新加坡华人林谋盛、庄惠泉的联络沟湎下，由吴铁城及英国驻华大使山森(Samson)在重庆分别代表中国和英国政府，签订协议共同组织136部队。中国政府委派林谋盛为驻锡兰联军总部的联络官，兼任136部队中由华人组成的龙组马来亚区区长。1943年8月9日，增补委任副区长庄惠泉。台维斯和布伦米因熟悉马来亚情况，又懂华语，故被委任为136部队顾问。 136部队实为情报组织，并非作战部队，其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为军事情报员，一类为电讯员，华人成员由中国国民党海外部派遣，军官全是英国人，由联军总部(实际是英军)直接指挥和控制。在日本投降前，136部队的组织是保密的，联军总部派出与人民抗日军联络的人员，也从未使用过136部队的番号。战后曾经有人宣扬说什么人民抗日军是由136部队提供装备、训练，并由其组织、指挥，这是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不值一驳的。 136部队人员潜回马来亚后，在人民抗日军的保护下进行工作，他们一旦离开了抗日军保护区就寸步难行。他们初期也曾计划单独行动，有部分人不听人民抗日军劝告，冒然离开抗日军部队，潜入城市活动。但由于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都以失败告终。 1944年2、3月间，其部分人员在霹雳州先后被捕，2月27日，林谋盛也在打巴十字路被捕，于6月29日病逝于华都牙也狱中。136部队进入城镇人员大多数被捕，保藏于山林营地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又因损坏无法使用，半年多时间，断绝和印度联军总部的一切联系。 1944年5月29日，由美国运输舰运载一批136部队人员到澳大利亚接受军事训练半个月，几经辗转秘密转移，延至9月中旬，17名队员(英人8人，华人9人)才乘澳洲潜艇离澳北上，偷渡爪哇浪博海峡，于1 0月5日由马丁少校率领，在柔佛南部东海岸登陆，处境十分困难，无法单独活动，直至12月中旬，才到农村找到抗日民运工作人员，带领会晤人民抗日军。后来在第四独立队战士带领下，在新加坡军港海峡对面侦察日本海军活动情况，将情报发回印度联军总部，联军飞机及潜艇据此击毁击伤数艘日本军舰。 有的136部队人员，由于得不到抗日军的帮助，更是一事无成。据1945年5月6日空降到霹雳与吉兰丹边界的华籍成员蒋伯钧等给联军东南亚总部的报告说：“由于领队的英人军官粗鲁、骄傲，与当地抗日分子和人民发生磨擦，引起公愤，多方干扰工作，且在敌人水陆封锁之下，更无法开展工作(未和人民抗日军联系上)，直至日本投降，还滞留在山中。” 美罗山区营地的136部队人员，经过多方拼凑修理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在1944年10月恢复了和联军总部的联系。根据1943年底马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代表与联军东南亚统帅部军事代表签订共同抗日协议(互助条约)，延至1 9 4 5年2月才获联军总部核准，从1 9 4 5年2月2 6日开始，空投联络人员，同年5月以后以美国远程轰炸机B24及B29，自加尔各答起飞，逐次按电讯联络指定地点，问各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营地附近山林之间旷地空投武器、军用物资、医药及生活用品。136部队人员从此改由飞机空降至马来亚。 136部队从1 9 4 3年5月至1945年9月1日，乘坐潜艇登陆或乘远程轰炸机空降马来亚的总人数140余人，其中英、美、澳籍军官、军医90余人(包括21名校官)。另华人23批次，共49人(不包括林谋盛)，其中在霹雳7批次14人，柔佛南部3批次9人、柔佛北部1批次4人，森美兰5批次7人，雪兰莪3批次5人，吉打2批次6人，彭享2批次4人。此外，尚有十几批次只空投物资不投人。 联军东南亚总部明确指示，潜入马来亚的136部队，并无作战任务。因此，基本上都是避免和日军正面冲突，尽量隐蔽躲藏，遇到日军进攻时，都是在抗日军火力掩护下先行安全撤退o 根据战后披露的消息，136部队在马来亚敌后的2年3个月时间里，除了协助联军东南亚总部沟通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之间的联系外，其最主要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以及人民抗日军的情况)，用密码电报发回联军总部和重庆中国国民党“中统”情报机构。 人民抗日军对136部队人员的护卫照顾，普遍都是尽力而为，在柔佛、雪兰莪等地，都是派出武器配备较好、能征惯战的分队(排)来护卫136部队小组，美罗山区136部队驻马总部的抗日军护卫精锐战士，最多时达150多人。饮食的照顾，待为宾客。查普曼说：“我们有机会尝到中餐的各种美味，如海蛞蝓、鲨鱼翅、牛肉、猪肉、各种鱼、鸡、旦及蔬菜等。”布伦米也说：卫队每天搞椰子油炸糖薯粉糕饼给联军当餐，人民抗日军则吃小地瓜拌豆酱。实际上，抗日军在粮食供应紧张时，多是吃木薯或野菜。 联军东南亚总部，显然曾经发出过试图争取控制与指挥部分人民抗日军的指令。1945年4月18日，联军代表台维斯等和人民抗日军代表进行一次会议，重申1943年底的共同抗日协议，人民抗日军代表要求联军继续提供武器装备、医药用器和经费。联军代表则要求人民抗日军提供外围的军事、政治与经济情报，由联军指挥霹雳一带的人民抗日军部队。抗日军代表表示乐意提供外围情报，愿意积极合作配合反攻马来亚，但是无法同意将霹雳一带的人民抗日军部队交由联军指挥。驻“六独”的联军联络官伦纳少校，曾强迫而连突营地升英国旗也遭坚决反对。联军企图直接控制和指挥人民抗日军的图谋，终于未能实现。 日本投降后，136部队人员则留在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司令部和各中队担任“联络官”和翻译员，联络官实是监视官，密切监视人民抗日军的行动。不少联络官更是毫不掩饰其骄横无礼和轻蔑态度，引起抗日军战士的很大反感。陪同潜入敌后，担任翻译员、电讯员的华人，幸存者49人，其中大部分人员对人民抗日军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三数月后，136部队遂即取消，先后遣散，英军官大部分回国，部分参加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机构，成为镇压马来亚人民民主运动的帮凶。华人成员35人回归中国，9人因家庭关系留在马来亚。他们的感受归纳出一条：“为了配合联军反法西斯战争而投身异域探虎穴，固然神圣，可是实质上总不外是为英帝国主义收复马来亚，……为帝国主义重新奴役殖民地人民效命。” (《二次大战期间中国特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第421页)，这段话，可以反映出136部队华人成员的矛盾心情。 （取材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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